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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馗信仰的民俗化
宋代是傩仪发生大转变的时代。宋代以后，钟馗信仰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其特点是，逐渐向着世俗化和民俗化方向发展。在敦煌写本《太上洞渊神咒经》中那个曾经与孔子、武王这两个文武二神并列作为统领捉杀诸鬼之神的钟馗，逐渐转变为辟邪驱祟的道具和象征，融入例行的送旧迎新的年节民俗事项之中。这种转变，从实质上说来，意味着钟馗信仰的神圣性逐渐减弱或消失，世俗性逐渐加强。
这种转变以北宋都城汴京宫中岁除所行的傩仪为开始。《宋史》不再记载傩礼，但我们可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里看到其大概：“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郡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湾，谓之埋祟而罢。”在宋廷上演的百戏中，出现了钟馗戏：“又爆竹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鞾简，如钟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在近岁节的十二月里市面上所印卖的吉祥物品中，也有钟馗画：“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20] 汴京宫中举行的大傩，比之唐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方相氏、十二兽、亻辰(^)子等角色，已销声匿迹，自不待言，参加驱邪的将军、门神、判官、钟馗等角色，也都是由教坊人来扮演的，变成了岁除举行的只有象征作用的民俗活动。
前面说过，吴越之地，在五代十国时就已流传着钟馗捉鬼的信仰和除夕之夜驱傩的习俗。至宋室南迁后，汴京宫中的驱傩惯例照样保留下来，禁中驱傩埋祟的队列中也照例还有装钟馗者。从前朝廷官员“挂钟馗”的风俗，此时也流入了民间。吴自牧《梦梁录》：除夕之日，“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岁之安。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诸班直，戴面具，著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21] 周密《武林旧事》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据《乾淳岁时纪》记载，六甲、六丁、六神等神将，是由女童装扮的。宋代宫钟在岁除之际虽仍举行大傩仪，但这种傩仪不再是国家的 “典礼”，而变成了“直以戏视之”的民俗活动，古意荡然无存了；而钟馗也从统领鬼杀鬼诸神的地位，变成了与将军、判官、门神、桃符、灶神等在同一等级的辟邪象征角色，只作为人们祈求吉祥福祉心理的抚慰者。
据清乾隆《钦定续通志.礼略》：“辽金元明俱无傩礼。”[22] 宋代一朝，傩作为礼的旧制，就逐渐式微。元朝的统治者系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民俗习惯与前朝有所不同，因此废除除夜行大傩的旧礼也是必然的。因此，作为大傩主角之一的钟馗，除了像萨都剌关于钟馗画的诗这类文人兴感资料外，可征的民俗资料并不多。明代大臣邱濬曾上奏“请斟酌汉唐之制，俾内臣依古制为索室逐疫之法”。未被采纳，也未实行。虽然明代宫中不再举行冬傩，但由中原而汴京而后又传至江南的钟馗信仰民俗，在民间却依然盛行。据明万历十五年刻本《绍兴府志》：“(腊月)二十四……自是，人家各拂尘，换桃符、门神、春胜、春帖，悬祖先像，并贴钟馗图。”[23] 北京宫中岁除之日，门旁照样置桃符板、将军炭，照样贴门神，室内照样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24]
到了清代，钟馗还出现在吴中一带的年节驱邪祈福民俗活动中，当地还流传着以钟馗为主角的“跳钟馗”和传说。这种“跳钟馗”活动，显系古代岁除驱傩活动的遗绪。清代学者顾禄《清嘉录》(出版于1830年)载：“丐者衣坏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亦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残须破帽旧衣裳，万两黄金进士香，宝剑新磨堪逐鬼，居然护国有忠良。”[25] 作者引用宋以来的民俗志资料说，当地的跳钟馗，始于月朔，而止于腊月二十四日，而到作者生活的时代，此俗已有变化，止于除夕。吴地以外的其他地区，年节民俗活动资料中，似乎已经再没有钟馗出场了。
清代钟馗信仰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从晋代以来就与年节相联系、相沿流传了一千多年的钟馗信仰，自此转移和附着到了端午节的民俗生活中。最早见于记载的一份资料是刻于康熙五十七年(1716年)的杭州《钱塘县志》：“(五月)五日为天中节。门贴五色镂纸，堂设天师、钟馗像，梁悬符录，盆养葵、榴花、蒲、艾叶，丹碧可观。”[26]《清嘉录》载：“五月，吴地人家堂中挂钟馗画图一月，以祛邪魅。李福《钟馗图诗》云：‘面目狰狞胆气粗，榴红蒲碧座悬图。仗君扫荡幺麽技，免使人间鬼画符。’又卢毓嵩有诗云：‘榴花吐焰菖蒲碧，画图一幅生虚白。绿袍乌帽吉莫靴，知是终南山里客。眼如点漆发如虬，唇如腥红髯如戟。看澈人间索索徒，不食烟霞食鬼伯。何年留影在人间，处处端阳驱厉疫。呜呼世上罔两不胜计，灵光一睹难逃匿。仗君百千亿万身，却鬼直教褫鬼魄。’”顾禄在历述古来钟馗信仰之后，特别指出：“五日堂中悬钟馗画像，谓旧俗所未有。”[27]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作为清代都城的北京，“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贴之中门，以避祟恶”。[28]《民社北平指南》云：“……于是日(端午)午时以朱墨画钟馗像，以鸡血点眼，俗称‘朱砂判’者，悬屋中，谓能避邪。”[29] 是何原因促成了钟馗信仰的这种转移，学者们一般都以五月是“毒月”的民间观念来解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有意思的是，一个世纪前，俄国收藏家B.M.阿列克谢耶夫曾在北京买到一幅慈禧太后收藏的钟馗木版画。“木版画上的钟馗身穿文官服，正在斩杀欲犯民宅的小鬼。一只蝙蝠从天而降，意味着‘驱鬼纳福’或‘降吉纳福’。画的顶部有题铭，乃为慈禧太后所加。这幅御画上，还题了日期：1888年(按：光绪十四年)2月19日。类似的画，在北京并不少见。这位贵夫人喜欢把描绘着象征图案的画，馈赠给她最喜欢的人，因为这种最为流行的象征，在她看来是最珍重的了。根据这块版印制的画幅，我再也没有见过。也许这幅画的原版根本就不存在了，任何仿作也不能不遭到禁止。”[30] 这幅题为<镇煞>的木版画的题铭是：“镇宅神判下天宫，手拿宝剑代七星，拿住妖魔无其数，斩沙(杀)多少怪物精，有人请到他家去，万事平安福禄增。”在题铭的旁边，还写着常见的符录“敕令”和上下相连的五个“雷”字以及两个表示“雷”的意象符号。“神判”就是钟馗。据题铭来看，此画的作用在于镇宅。显然，作者把道教的“五雷符”与钟馗联系起来，意在加强钟馗镇邪驱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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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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