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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馗是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说人物。钟馗这个角色与一般的传说人物不同，他是活人死后变成的大鬼，其主要活动是以鬼的面目出现，斩鬼除妖、惩恶扬善、驱疫逐鬼、护佑人间平安。钟馗又与一般的传说人物有相同之处，其形象虽然是鬼，实则是人，是神，不仅有人的七情六欲，所做的事也是人间的事。作为亦鬼亦人亦神的形象，在中国众多的民间传说人物中，钟馗实在是独一无二的，特别值得研究者重视。即使在当代条件下，钟馗传说也还在大陆沿海一带若干省份的一些地区的民间流传。大陆和台湾的戏曲舞台上，钟馗戏依然受到欢迎，因而还相当活跃。台湾的跳钟馗也还在祭祀场合演出。[1] 因此，研究钟馗传说及信仰，不是没有意义的。
钟馗传说和信仰的滥觞
关于钟馗的原始，争论甚多，迄未停息。传统的看法多认为钟馗的原型就是《周礼·考工记》“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里所说的终葵。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如从古傩的发生和演变的角度)立论来探讨钟馗的起源。[2] 这些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动了对这个人鬼神兼而有之的角色的理解。
近来，王正书先生指出：“钟馗其人及历代传其驱鬼辟邪的观念，实起源于上古巫术，他是由先代位居祝融之号的重黎衍生而来的。”他认为良渚文化反山、瑶山出土的玉琮上的兽形人面纹，乃是传说中的重黎的形象，亦即后来出现的钟馗的原型。[3]
玉圭、玉璋、玉璧、玉琮等玉器，原本都是原始社会时代东部原始人群的图腾徽号，服务于巫术和原始宗教目的，后来成为少数贵族人物的权力的标志。奴隶制确立后，玉器作为礼器而为王室服务，带有神圣性。《大宗伯》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镇就是安镇、镇压的意思。这可能仍然是原始古玉的遗意，而这遗意传承又与其上的特定纹饰不可分割。从已经发掘出土的众多的原始玉圭来看，其顶部刻绘有兽形人面，“杼上钟葵首”大概就是指这兽形人面而言。综合前辈学者从《考工记》“杼上钟葵首”所提出的钟馗神话和钟馗信仰起源的解说，与已经出土的原始玉圭实物来对照分析，可以推论，这些原始玉器上的兽形人面纹，应该是某个神话意象--不排除就是具有镇邪杀鬼功能的钟馗--的造型，不过由于年代相去甚远，我们无由解读罢了。
根据考古发掘的史前资料，从原始宗教和巫术的角度来探讨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的起源，不失是一条新径。但在目前阶段，这毕竟仍属于推论。探寻关于钟馗的最早文字记载，对于了解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的产生和初期形态仍然是必要的。
李丰楙教授曾指出，钟馗斩鬼的传说，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唐高宗麟德元年(西元664年)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的《太上洞渊神咒经》，而该经最初的十卷成书时间约在陈隋之际。[4] 他的立论所据，系吉冈义丰所作《道教经典史论》和大渊忍尔所作《道教史之研究》第二章《道教经典史之研究》 。任继愈先生主编的《道藏提要》说：“本经(指《太上洞渊神咒经》)前十卷为原始部分，乃晋末至刘宋时写成。……《太上洞渊神咒经》有敦煌写本，今存一、二、七、八、九、十 。”[5] 任著所据，也是吉冈义丰所著《道教经典史论》第二编《经典之研究》第一章《六朝之图谶道经》。吉冈义丰后又在《六朝道教的种民思想》一文里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太上洞渊神咒经》出于梁末以前。我国学者卿希泰教授在《中国道教思想史纲》里说《太上洞渊神咒经》出现于晋代。[6] 如果晋代说的观点不错的话，那么，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产生的时代，就比唐代说、也比南北朝说大大推前了，换句话说，钟馗传说和钟馗信仰在西晋或东晋末，就已经在民间相当流行了。如此说来，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所说的“余意钟馗之说，必汉、魏以来有之”[7]也就并非只是臆断了。
敦煌写本标号为伯2444的《太上洞渊神咒经·斩鬼第七》关于钟馗是这样写的：
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刹)得，便付之辟邪。[8]
敦煌本与《道藏》本的文本略有出入，“孔子执刀，武王缚之”的字样，在《道藏》中是没有的。这段显然是驱除病疠之鬼的早期道教经典，尽管对钟馗斩鬼的传说语焉不详，甚至也还没有出现钟馗形象的具体描写，但钟馗作为专门的斩鬼者的角色，与孔子、武王这二位著名历史人物、也是传说人物一起出现在经中，其形象又是十分鲜明的。这说明，在写本中，斩鬼的钟馗，不是作者随意创造出来的一个驱鬼逐邪的道具，而是取自当时已经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中的人物。
作为捉鬼杀鬼者和驱邪治病者的钟馗，在其他敦煌写卷里也留下了身影。据法国敦煌学家艾丽白(Danielle Eliasberg)研究，在负责驱邪的诸神中，钟馗的作用位居首席。斯2055《除夕钟馗驱傩文》(王重民拟题)中，关于钟馗是这样叙述的：
正月扬(阳春)秸(佳)节，
万物咸宜。
春龙欲腾波海，
次端(异瑞)祈敬今时，
大王福如山岳，
门兴壹宅光辉。
今夜新受节□(仪)，
九天龙奉(凤)俱飞。
五道将军亲至，
□(部)领十万熊罴，
衣(又)领铜头铁额，
魂(浑)身物(总)着豹皮，
□(敕)使朱砂染赤，
咸称我是钟馗，
捉取浮游浪鬼，
积郡扫出三峗。
学郎不才之庆(器)，
取(敢)请宫(恭)奉□□。[9]
在这段可能作于中晚唐的愿文中，不仅出现了角色的转换，重要的是，钟馗的形象丰富鲜明得多了。第一，连五道大将军也装扮成钟馗的样子，冒钟馗的身份：长着“铜头铁额”，身上蒙着豹皮，身上(或脸上?)涂着朱砂；第二，“咸称我是钟馗”者，又是出现在除夕之夜驱傩的仪式(“今夜新受节仪”)之中，与岁暮新岁联系起来。胡万川教授曾指出，钟馗的特点之一，是与年节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出现在除夕之夜的大傩之中。[10]这很容易令我们联想起商周以至秦汉之际古傩仪式记载中的方相氏。方相氏最初的形象也是“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周礼·夏官司马第四》)，与《除夕钟馗驱傩文》中的钟馗形象颇为相似。正是这个铜头铁额、蒙着兽皮的钟馗，在方相氏逐渐消声匿迹之后在除夕驱傩仪式中继之而起。他在除夕驱傩仪式中的使命，不是如上所说的仅只是驱除病疠之鬼，而是捉拿一切浮游浪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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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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