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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第二次离开延安后，程钧昌遵嘱于1945年10月写了一篇《陕北民歌选·凡例》。他不仅交代了书中材料的来源，也写了先后参加工作的人员，特别是提到了几位并非鲁艺的文艺工作者： “（《陕北民歌选》）材料来源主要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所的同志们几年来所采录的歌词，鲁艺文学系和其它文艺团体的同志们也供给了我们一部分。其中也有很少一部分是我们直接由农民口中采录的。这些材料部分地曾先后经过张松如、葛洛、厂民（即严辰——引者）、舒群等同志的初步整理。全部歌词的最后写定、选择、编辑以及注释的工作则由何其芳负责，张松如、程钧昌、毛星、雷汀、韩书田参加。附录中的曲调是请鲁艺戏剧音乐系的李焕之、张鲁、马可、刘炽等同志写的。”[3]
《陕北民歌选》是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延安鲁迅文艺学院师生和延安文艺界深入民间直接从老百姓口中采风的集大成之作。尽管文学家们期望在延安成立一个民间文学研究会一类的民间团体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鲁艺音乐系和文学系的师生们以及延安文艺战士们在边区各地的多次采风及其成果，多少弥补了这一历史的缺憾。以如此规模和如此成就，有组织地直接从老百姓口中的采风，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是第一次。全部采风所得，据说有千余首传统歌谣和少量革命歌谣。《陕北民歌选》这部民歌选集的所选，大体以反映陕甘宁边区一带过去和当时（1945年前）的人民生活为主；有些民歌虽说是从别的地方传来，然已在边区群众中广泛流行，因此也选入其中。全书共分5辑：前3辑为传统民歌，后2辑为新民歌，即当时新编唱的民歌。第一辑“揽工调”，共12首，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的痛苦和他们的劳动生活。第二辑“兰花花”，共18首，其内容大多是反映封建社会里的妇女的痛苦生活和歌唱男女爱情的。第三辑“信天游”，共293首，内分三类：其一为农民情歌233首；其二为不满旧式婚姻者35首；其三为杂类。第四辑“刘志丹”，包括革命民歌24首，新内容的信天游46首，大多数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新民歌。第五辑“骑白马”，共13首，主要是反映抗战和边区建设的，其中也有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和诅咒。可以认为，这部当时由“鲁迅文艺学院”署名的《陕北民歌选》，是20世纪上半叶还流传在老百姓口头上的陕北民歌的一部代表作。
书中选录的《移民歌》，是一首传统民歌的形式和新的革命内容相糅合的民歌，是鲁艺的张松如与孟波、刘炽、于蓝和唐荣枚1944年冬天到绥德地区采风时采录到的。其中第一段歌词是：“东方红／太阳升／东方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据何其芳在注释中说，《移民歌》系由当地的歌手李增正在带领移民队由葭县南下延安时创作的。[4] 一年后，《移民歌》由张松如（公木）和作曲家刘炽合作改编为后来唱遍全国的《东方红》。据张松如遗孀吴翔回忆：“1945年9月2日，由60多位鲁艺师生组成的东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向东北进发，公木和刘炽也在队伍当中。为了排解行军中的枯燥，他们一路行军，一路唱歌，曲调朴实、歌词朗朗上口的《移民歌》被反复地传唱。10月底来到沈阳后，文艺工作队为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打算组织文艺晚会。在筹备过程中，大家认为《移民歌》中有歌颂伟大领袖的歌词，决定把它改编成可以演唱的歌曲。一天晚上，公木、刘炽、高阳、田方等工作队的队员聚集在一起创作歌词，大家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共凑出了4段歌词，公木执笔记载。后公木又对歌词进行了整理修改。晚会演出时，报幕员将这首歌报为“陕北民歌《东方红》”，“东方红”这个名字就这样在沈阳诞生了，后来《东方红》逐渐传唱回陕北，最后流行到了全国。”[5]
全国解放后，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丛书时，何其芳应约把他手中保留下来的一份《陕北民歌选》手稿校阅了一遍，作了一些字句上的校勘和注释上的增改，各辑先后也略加变动，并为这个重印本写了一篇代序。他说：“虽说也临时看了一些过去没有看过的民歌材料，代序中的主要论点却都是在延安时研究的结果，就是说仍然是相当简陋的。至于字句上的校勘和注释上的增改，除了根据张松如同志的意见和我保存的一份草稿而外，又曾请在陕西生长的柳青同志、李微含同志就原书校看过一遍，并最后向马列学院的陕北同志高朗山、李之钦、王朗超、王琼作过口头调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贾芝同志为这本书的校正重印也花了一些时间，有些疑难的地方，曾代为调查。附录的曲调则是请马可同志代校的。”收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的“民间文学丛书”时，征得了原鲁艺的负责人周扬的同意，将编者改为何其芳和张松如（公木）二人署名。
从何其芳的《重印琐记》里我们看到了以何其芳为代表的鲁艺派学者们的民间文学观，看到了他在对待民间文学材料的采录和编纂上的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科学态度，使《陕北民歌选》至今还是一个不可企及的典范。他写道：“回忆我们过去对于陕北民歌的词句的写定，每篇的去取，编辑的体例以及注释的工作，也是经过反复的考虑或再三的调查的。但这次校阅，仍发现有许多不妥之处。我们几个参加编选的人都非生长在陕北，这增加了工作中的困难。我解决这种困难的办法主要是依靠多次地向陕北同志作调查。我认为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和利用民间文学的题材来写作是两回事情，不能混同的。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应该努力保存它的本来面目，绝不可根据我们的主观臆测来妄加修改。虽然口头文学并不是很固定的，各地流传常有些改变，但那种口头修改总是仍然保持民间文学的面貌和特点，而我们根据主观臆测或甚至狭隘观点来任意改动，却一定会有损于它们的本来面目，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很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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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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