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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左”的思想和庸俗社会学的阶级论的影响。在分析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时，不自觉地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套古代的民间作品，任意突出和拔高作品中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在当时的民间文学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也是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中暴露的一个突出问题。何其芳委婉地批评了这种不正的观点和学风：“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时候，有些地方也还可以讨论。比如怎样用阶级观点来解释描写爱情的作品就是一个问题。《白族文学史》对于有名的《望夫云》的传说是这样说明它的思想意义的：先说它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歌颂爱情的主题，一个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主题，两个主题又是有机地联系着；后来又说，‘如果说《望夫云》中的爱情事件是现象，则阶级斗争主题是它的本质’。《苗族文学史》对于古代苗族情歌说，它们‘也是苗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阶级社会的文学都有阶级性，阶级社会的民间文学很多都反映了或者接触到阶级矛盾，阶级压迫，这是没有问题的。阶级社会的爱情也有阶级性，阶级社会的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总是表现了不同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恋爱观等等，而且有些作品更通过爱情的题材反映了阶级矛盾，阶级压迫，这也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一切作品，一切描写爱情的作品，都看作是以反映阶级斗争为主题。《望夫云》的传说是多种多样的，这些传说的思想意义和阶级性的表现也是比较曲折复杂的，恐怕不宜于把它们的主题都归结为反映阶级斗争。整个说来，阶级社会的文学当然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这也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全部苗族的古代情歌都说成是苗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这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需要把阶级性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概念加以适当的区别。”[37]
（四）关于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任何古代的民间作品，即使是杰出的作品，在今人看来，都是有局限性的，有的甚至还有消极因素。古人不可能超越时代，对古代的作品不可苛求。在研究古代民间文学时，必须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在20世纪60年代，“左”的思想影响着所有的学术领域，在古代作品的继承问题上，甚至在被认为人民性较强的古代民间作品的继承问题上，强调的是首先是批判，把批判放在前面，没有批判就谈不上继承。曾有一个时候，甚至提出过“越是精华就越要批判”的口号。在《红旗》杂志出版的《未定稿》上曾经连载过对《水浒传》的批判，在一段原文前面先写一段批判，很像是夹叙夹议，让读者先读批判、然后再读正文。这种“左”的思想，也对文学史的写作发生过明显的影响。在供会议讨论的三种文学史中，对每一部入史的古代作品，几乎都要写一段批判的文字，而且给读者以用今人的标准要求古人的印象。何其芳举例说：“《蒙古族文学史》对《江格尔传》、《红色勇士谷纳干》等作品，批评它们没有摆脱‘英雄造时势’的唯心主义观点，把主人公写成了个人英雄，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表现不足。但古代的神话传说，英雄史诗，以至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著名小说，差不多都是这样写的，是不是都应该加以这样的批判呢？古代的作者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们在作品中把个别人物写得很突出，一般人民群众写得很少或者甚至没有写，自然是和他们的思想有关的。但这里面是不是也还有一个文学特点的问题呢？这种作品总要创造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形式上是个人，实际上却是通过他们集中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和愿望。这正是文学艺术的一种比较曲折反映现实的形式。”[38]
何其芳还举出《蒙古族文学史》关于《孤儿舌战钦达嘎斯琴》和《额尔戈乐岱》，《苗族文学史》关于张秀密叙事诗的例子，提出：不能要求作品里的人物具有明确的斗争目的，不能提出超越作品基本思想范围的要求，不能要求民间作品像作家创作那样细致和完整。同样，也不能对某些民间作品作不相称的过高的评价和赞扬。
（五）关于厚今薄古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陈伯达提出“厚今薄古”的口号以后，厚今薄古几乎成为全国各个学术领域里的方针。这个口号对民间文学领域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也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对过去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一时间大为减弱，甚至停顿下来，除了歌颂农民革命军的传说而外，“大跃进”歌谣、新民歌、与民间故事传统几无关系的“新故事”，成了民间文学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对“厚今薄古”的方针自然也是无法回避的，在如何贯彻这一方针上，与会者们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在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时，不必提“厚今薄古”的口号，因为少数民族的文学遗产还发掘得不够，而且工作中并没有发生厚古薄今的偏向。有人认为“厚今薄古”既然是学术工作的方针，就应该在编写工作中也适用，就不能打折扣，就应该百分之百地加以贯彻。有人主张在篇幅上古的少一些，今的多一些。有人说不一定表现在篇幅上，主要还是观点问题，看对待古代的作品和今天的作品的态度怎样，是不是看到了两者本质上的不同，是不是有一代比一代强的思想。有人认为既要从篇幅上来表现，也要从对作品的评价上来表现。总之，谁也无法跳出陈伯达“厚今薄古”的手掌心。
何其芳费尽心机地绕着弯子，既不能得罪“厚今薄古”的官方口号引火烧身，又要引导编写者们跳出“厚今薄古”的紧箍咒，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花较多的笔墨、用较大的篇幅去挖掘过去时代的民间文学。他批评了那种用上卷写古的、下卷写今的做法。他说：“厚今薄古虽然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口号，但究竟还是一个针对学术界一定时候的偏向提出的口号，和学术工作的根本方针、根本政策还不同。”他用这样一句话就把那个闹得热火朝天的口号放到一边去了。他说：“由于学术界的确存在过厚古薄今的不正常的风气，这个口号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随着也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理解。有些人以为提倡厚今薄古就可以对文化遗产采取粗暴的态度，就不必再进行整理和研究文化遗产的工作，在学校里也不必给学生以必要的历史知识，不必读古典作品，等等。厚今薄古的口号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基本内容：我们的学术应该以研究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为主，应该为今天服务；我们对待遗产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不受老传统的束缚；这样我们的学术活动才有创造性，才能大大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但是，一定的口号和公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像这样一些基本内容就不是厚今薄古这个简单的口号所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因此，人们就容易只在厚今薄古这四个字的字面上着眼，就容易产生一些简单化和庸俗化的理解。”他力图以绕着弯子的表达方式，来抵消“厚今薄古”这个口号的影响，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鼓励学术研究的创造性。
（六）关于民间文学里面有没有两种文化的斗争问题。两种文化的斗争，是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里提出来的一个论断：“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压迫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一般说来是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39] 在民间文学里面有没有两种文化的斗争，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对列宁的理论原则的延伸，实际上是指承不承认在民间文学里面存在着精华部分，也存在着糟粕部分；如承认这一点，那么如何看待精华与糟粕的性质，即这种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情况，是来自于劳动者内部的进步与落后的差别，还是来自于劳动者与剥削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前面说过，到20世纪60年代，在民间文学界，这样的思路占据着绝对的强势：认为人民口头创作是劳动人民的创作，其内容和所表达的思想是健康的、向上的、积极的，而一切消极的思想和封建的糟粕，都是统治阶级强加的。这当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但在当时却是打着马列主义标签的理论观点。何其芳的回答是：“民间文学里面有两种文化的斗争；但民间文学的糟粕的确很多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在其中的反映；因此，民间文学里面的两种文化的斗争的形式还是表现得曲折一些；和整个社会上的两种对立阶级的文化的斗争还是有所不同。”[40] 何其芳的这个回答，实在很蹩脚，或者干脆一点说，他的观点是不全面的或错误的。他没有、也不敢说作为民间文学创作主体的农民，作为束缚在狭小的土地上的小生产者，其本身就天然地、自发地产生着落后的思想体系，而民间文学中的那些被我们今人看来是落后的内容和落后的思想，正是这些小生产者本身的必然产物，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同时也接受了大量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如果承认一个社会有上层文化也有下层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存在，而这两种文化在相互对抗中，也在不断地发生着相互间的影响和融合。民间文学不也显示着这种既对抗又融合的印记吗？可惜，在这个问题上，何其芳还缺乏这样的思考。这也可能就是他的局限吧。
2003年5月14日
[本文发表于《民族艺术研究》（昆明）2004年第1期。发表时有删节，此处发表的是全文。——作者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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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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