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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大民间传说的源流、演变和传播，历来为学者们所重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学者对它们的源流进行探讨。如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以及后来钱南扬先生的《梁祝故事叙论》等，开了中国四大传说研究的先河。不过那时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考据，即对四大民间传说作文献学的研究。那时的研究除梳理文献资料外，研究者也开始重视民间传说资料的收集，不过他们是通过书信和刊登广告的方式征求散落在各地、各民族中的四大民间传说传说，却很少有学者深入民间，对传说流传地域以及产生变异的原因等进行田野考察。因此，这一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各地分会的成立，一支民间文学工作者队伍逐渐形成。田野考察被提上研究日程。此时，也只有在此时，中国四大民间传说通过民间文艺家的采录，从各地、各民族中被发现和搜集起来，研究也出现了新局面。如传说的起源发生研究、流传变异研究、社会背景研究、传说风俗研究、比较研究等都有学者涉足。收录在这里的部分论文，正是不同时期学者们研究中国民间四大传说学术成果的结晶和检阅。
传说一般来说具有地域性特点。但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绝不是局部地域性的文学现象。首先，它的传播遍及全国各地、各民族。有些传说甚至远播东亚各国（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和世界华人社会。其次，内容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汉族的民间曲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以四大传说为内容的作品和表现形式多姿多彩。当四大传说传入少数民族地区时，同样借用了各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除口头讲述外，还被赋予民歌和叙事长诗的形式。白族的《读书歌》是关于梁祝传说的叙事长诗。全篇用白族民歌形式演唱。而且将梁祝读书的地点改在苍山脚下的大理地方。广西的壮族、侗族用壮剧和侗剧形式表现这一传说；贵州水族用单歌和双歌的形式演唱梁祝故事；甘肃、青海等地的“花儿”演唱，也常常取材于四大民间传说。其三，四大民间传说被融合到中国许多节日和民众的生活习俗之中，形成独特的风俗习惯。如《牛郎织女》传说和七夕习俗相结合，以牛郎织女传说为题材的《天河配》是每年七夕节各种剧种，各个剧团必演的传统保留剧目；《白蛇传说》吸收了媏午节习俗的许多内容；《孟姜女传说》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寒衣节；《梁祝传说》和中国传统的中元节习俗相联系。如河南省汝南县有中元节向梁祝墓送白灯的习俗等。传说伴随着民间习俗，使它具有深厚的传承土壤。所以对于中国民间四大传说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局部的地域范围，它的文化内涵在长期的传承中不断演化出丰富多彩的内容。
四大民间传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同时向中国民间文艺学家提出了传说研究方法论的问题。既然中国是一个民间传说大国，传说资料浩如烟海，那么能不能用现代手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将传说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时序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的热潮，中国文化部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动手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口头传承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加以关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了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着手出版《中国民间故事全书》,这套全书分县立卷，出齐后有2000多种，其中不乏民间传说。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抢救和保护运动的开展，众多的传说将充实到民间文化宝库中来。以往民间文学惨淡经营的局面被新的文化思潮打破，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如何面对浩如烟海的传说，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不仅是四大传说面临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中国传说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的问题。
和传说大国的蕴藏宝库相比，目前中国的传说研究还停留在内容的整合和分析上，这远远不能适应传说传承的现状。关于民间传说研究，虽然早就有学者提出类型研究的设想，建议编纂《中国传说类型索引》，但迟迟没有展开。大家知道，在世界民间故事研究中有“阿尔奈·汤姆逊体系”，即“AT”分类法。这一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创立的民间故事研究方法和他们编制的《世界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被世界各国学者用来研究本国的民间故事，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也推进了世界民间故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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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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