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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俗学在中国的发展，肇始于１９１９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它的发展已有８０多年的历史。中国民俗学８０多年的发展，走过了十分艰难曲折的路程。
早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即１９１８年，在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沈兼士等人的主持下，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开始进行中国近世歌谣的征集和选刊。１９２０年，北京大学又成立了“歌谣研究会”，１９２２年创办《歌谣》周刊。在《歌谣》周刊《发刊词》中，已表明了当时创办这一刊物的宗旨是搜集近世歌谣。它的目的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并指出“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当时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歌谣》周刊以及该校的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所从事的学术活动，揭开了现代中国民俗学史的新的一页，标志着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开始。
１９２５年以后，当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处于停滞状态时，广州中山大学继北京大学之后，形成新的民俗学活动的中心。１９２７年冬（或１９２８年春）成立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和这一学会出版的《民俗》周刊以及一大批民俗丛书的出版，显示了这方面的实绩。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活动和功绩，要比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壮观得多，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前所未有的。当时调查方法和研究方向已涉及到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另外，在中国现代民俗学队伍的养成和民俗资料的积累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民俗学从一开始就缺乏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显得先天不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后出版的一些民俗学著作，如方纪生的《民俗学概论》和林惠祥的《民俗学》著作，在引进欧洲民俗学理论，特别是英国民俗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博尔尼（Ｃ．Ｓ．Ｂｕｒｎｅ）女士的民俗学理论被这些著作做了详尽的引述。当时在引进这些民俗学理论时，中国的民俗学刚刚起步，民俗学的田野考察还是一片空白。民俗资料的积累除文献之外，远远不能支持它的理论体系。所以当时出版的民俗学著作很难在理论上和中国民俗的实际相结合，立论的苍白是不可避免和可以理解的。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中国民俗学所取得的资料和成绩，主要依赖于当时发展起来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学科。当时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考察，是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进行的。凌纯声先生对松花江下游赫哲族和湘西苗族的考察及其考察报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内容的严密和考察方法的细致，都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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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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