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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伯涛同志相识，大约是十年前登泰山时。那时他在泰安市纪委工作。经朋友介绍，我们在泰山下一所旅馆里相见。虽是初次见面，彼此显得还很陌生，但他的坦率、诚挚与热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更令我不解的是，我们见面后的谈话，总是离不开民间文学；离不开泰山地区的歌谣和谚语。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他那时正在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和整理泰山谚语和阻莱山革命歌谣。果然回京后不久，便收到伯涛同志收集出版的《泰山谚语》和《阻莱山革命歌谣》，展读之后十分感慨，也产生一种景仰。一位担负繁忙行政工作的干部，能有余力和兴趣致力于民间文学的采集，可见他对民间文化的情有独钟。
1992年6月，我应邀到国家文物局泰安培训中心举办的“全国民族民俗博物馆专业培训班”讲授民俗学课程，又一次见到伯涛同志。这时他已升任泰安市交通局党委副书记，工作更加繁忙。老朋友见面仍然继续着原来的话题。不过这次他告诉我，他已在业余完成了近20万言的《泰山民俗文化概览》初稿，这使我很觉吃惊，也更加佩服他的精神和毅力。又是回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他寄来的沉甸甸的《泰山民俗文化概览》的书稿。我知道这是他心血的结晶。大概出于对老朋友的信任，要我看看，提出修改意见。当时正值开学不久，我的教务和写作任务特别繁忙，无暇拜读书稿。好不容易到了暑假，总算有时间了，但偏偏又遇到我的夫人突发心脏病需住院治疗。因是急性冠心病，医院要求家属陪床值班，这样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我是陪伴夫人在病榻前度过的。但我不能忘却朋友的嘱托，在医院陪床的日子里，一有空暇，就展开书稿，用心地逐字逐句地阅读。正是这部《泰山民俗文化概览》书稿，不仅伴我度过那些焦虑不安的日子，而且将我带往齐鲁大地丰富多采的民俗文化宝库之中，带我去领略古老文化之邦的另一种世俗的传统生活。
民俗志的写作，看似记述我们身边发生的熟悉的事情，实际上它的写作难度是相当大的，它需要作者长期的民俗实践和考察。书稿中记述的泰山地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家族礼仪、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众多事象，所列十分详尽。它向我们展示了泰山地区的民众生活和文化创造，这种文化创造和泰山摩崖石刻一样，同样具有文化史价值。我想泰山文化是由历代帝王、文人墨客的创作和泰山民俗文化组成的。如果没有民众对泰山诸神的信仰力量，历代帝王的封禅祭祀和文人墨客舒笔题崖只是历史典故和文献记载而已，泰山文化绝不会如此丰富多采。泰山人创造了泰山文化，泰山民俗是活在民众心中的历史，同样值得大书特书。
既然泰山民俗是耸立在民众口头、行为和观念上的一座丰碑，将其加以详细的考察和记录是理所当然的。伯涛同志的《泰山民俗文化概览》正是做了这一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但按民俗志的写法和要求，书稿对有些民俗事象的记述在行文上显得较为简略；而有些民俗事象的记述则又显得过于冗杂。当我拜读他的书稿时，对于前者，认为有再事调查进行补充的必要；而对于后者，只好动笔做点“减法”，进行力所能及的删除和修改。我将自己的读后感和意见如实寄给伯涛同志，供他参考。希望他对书稿能再事补充和修改。之后多次接到他的来信，讲述他又一次深入民间考察泰山民俗的情景。这时我才了解到他的这部著作真可谓“踏破铁鞋”之作。伯涛同志出身农村，自幼生活在泰山脚下。他从小就喜爱民间文学，由于兴趣所致，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便注意收集泰山民俗资料。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必到农村请教老农，请他们讲述民间风俗和民间故事。关于泰山奶奶的一系列信仰习俗；关于山轿子、泰山挑夫的生活；关于泰山乞丐的“地保”组织，都是利用节假日亲自上山找老挑夫、老香客采访到的。 20年后，到了八十年代初，他开始对所采集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其间仍没有中断过考察。到20世纪九十年代完成《泰山民俗文化概览》初稿，整整经历了30多个春秋。这种对民俗文化的钟情，为保护泰山民俗文化所表现出的奉献精神，不能不令我感动。
伯涛同志的确是民俗文化的知音。他身在仕途，却从不忘记培育自己成长的乡土文化、乡土情感，并为保护这一文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由此我想到中国民俗文化的抢救和保护问题，这是摆在中国民俗学者面前的十分严肃和紧迫的任务。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在培育中华民族民族精神，形成中华民族民族凝聚力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这一文化始终受到压抑和排斥，没能得到有效的记录和保护，始终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之中。历代方志中虽有对民俗文化的记载，但都十分简略，不能窥见中国民俗文化发展的全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在都市以“雅文化”为革命对象，在农村则以民俗文化为革命对象。要么挥舞“封建迷信”的大棒，要么用社会动员的方法移风易俗，造成民俗文化的消失和断流。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视民俗文化为洪水猛兽，以“破四旧”为名，大张挞伐，更使民俗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失去民俗文化的民族，不知如何生活和思考。直到粉碎“四人帮”，迎来民俗文化复苏的春天时，中国民俗文化和民俗学研究又一次获得新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市场经济滚滚而来。西方文化和现代化带来的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急剧变化，对传统民俗文化无疑又是一次强烈的冲击。民俗文化具有适应性和变异性特点，当社会发生急剧变革时，民俗文化会启动它的调解功能，去适应这种变化。所以我们不必为民俗文化是否消失而担忧。问题是对千百年来由民众创造、传承和享受的优秀民俗文化传统，要不要加以有效的、合理的保护。保护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用文字的手段，将民间传承的民俗文化事象详细地加以记录和描述；用摄影、录音、录象的手段保存音响和声象资料，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有对民俗文化活动做现场保护的方法，也必须采用。对一部分典型的、具有文化史价值的民俗活动，如各种类型的民居、独特的饮食和制作、服饰和民间工艺加工、大型的民间节日习俗、传统的民俗宗教仪礼、民间竞技活动以及传统的民俗活动场所等，都应该有计划的，通过民众的和政府的行为加以保护。即便有一些民俗文化现象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过时，但因其文化史价值的关系，仍需要我们像对待出土文物一样加以珍视和保护，保持它原来的仪式规模，使后人能看到古人(现代人也会变成古人)是怎样思考和怎样生活的，这对我们理解中华民族民族凝聚力形成的依托，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都是十分有益的。我希望通过伯涛同志著作的出版，能唤起全民的民俗文化保护意识。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投入民俗文化的采集、整理、研究和保护活动中去。
受伯涛同志之托，也借他的著作的珍贵的版面，写了如上的话，是为序，是为自勉。
1995年盛夏 绕梦斋
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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