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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我和知三认识已有16年时间了。他是甘肃静宁人，我是甘肃永登人，我们算是老乡。
记得1991年9月，应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我到筑波大学与佐野贤治先生进行合作研究。12月返回北京，到家后看到书案上摆着各地朋友寄来的书信，其中有知三寄来的《关陇民俗》(1991年第1期)。当时虽然旅途劳累，但因是家乡的民俗刊物，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便一口气读完了全部文章。《关陇民俗》将我带入儿时家乡的民俗环境之中，引起我无限的遐想。黄土地养育了我，家乡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给了我智慧和力量。当我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教学与研究时，幼时经历的各类民俗事象，无形中激发我认识民众的创造和智慧，也给我灵感和启发。我虽然离开故土将近半个世纪，但我还是眷恋着家乡和家乡的民俗文化。我是很希望家乡能有一个民俗刊物，尽管它是内部印刷的非卖品，也是非常珍贵的。陇原大地该记述的传统民俗文化太多太多了，许多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风俗文化是其他地域文化交流与交汇之地，这也形成关陇民俗独特的风格。知三创办并主编的《关陇民俗》算是对我“家乡民俗情结”的慰藉！我也为家乡能出现象知三这样一位民俗文化的有识之士感到荣幸和自豪！
基于这种原因，12月9日，我给知三回了一封长信，谈了我对家乡民俗文化的一些看法。后来，这封信收录在由李丹、王毅斌编的《飞鸿集——国内民俗文化人给王知三的书信》（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一书。
我在信中说：“这次我到日本，在山形县考察时，在中山町发现那里盛产红花，这种红花正是咱们家乡曾种植过的‘藏红花’，它的原产地在希腊，经阿拉伯、丝绸之路、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山形，在那里安家落户。中山町有《红花博物馆》，陈列红花的种植、采摘、加工，用作染料、化妆品，而在家乡，红花作为香料食品，用来做花卷吃，而且现在红花的种植似乎已绝迹，西藏产的‘藏红花’作为名贵药品却身价百倍。然而中国没有红花博物馆，更没有将红花文化加以保存。我讲这个例子可能不典型，但许多典型的东西，也未必见得重视。比如甘肃的社火在全国是有名气的，去年亚运会期间，皋兰县西岔乡的太平鼓进京表演，轰动一时，但过后就烟消云散，并没有人想到创建一个社火博物馆，将这些无形的文化财产保护起来，留给子孙。还有你在《陇东高台社火》一文中讲的高台艺术，我在云南也看到过，形式和陇东的完全一样，云南传说这种高台是明代的沐英大将从南京带去的，原在军中演出，后流传到民间，在云南也只有通海县才有，沐英也曾带兵在陕西、甘肃一带作战，那么陇东的高台社火是否也来自南京呢？
“明代洪武年间曾从江浙一带移民到西北，高台的源流问题似乎值得研究。甘肃有许多特殊的民俗，首先应将其记录下来，所以我觉得《关陇民俗》也应具有方志性质，我很同意曲老（已故曲子贞先生，原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意见，要把培养队伍放在心上。如何培养队伍，建议专门办一个关于民俗学田野作业的训练班，讲授民俗学调查方法。基层工作的同志，谁不熟悉当地的民俗?但熟悉不一定能科学地记述。中国民俗学发展到现在，很缺乏科学细密的资料，泛泛地介绍一种民俗事象，是很容易的，但离科学的要求相差甚远。比如你写的高台社火，如果从民俗学考察来看，失之空泛。什么是高台社火?功能是什么?高台的制作方法(具体到每一个细节，从材料的准备到制作告成)，高台出行的场面、路线，高台艺术的传承、源流等。真可以写成一本书。民俗学者想知道的正是这些。我这样讲你不会误会吧，我是想说明培养队伍的重要，《关陇民俗》如果有十几位经过训练的地方同志，一定会办出特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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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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