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神话的传播研究，是神话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神话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在神话的具体研究中，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许多神话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就影响到中国神话研究的顺利进展。本文想就这一问题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情况，谈一点粗浅之见，希望得到识者的批评指正。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是一座蕴藏极其丰富的宝库。这一点已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目前摆在我国神话学研究者面前的迫切任务。不仅在于对已有神话资料的整理、认识和研究，而且还要对当前仍在民间传承的口头神话作品加以及时的抢救和采集。在这些工作中，有关少数民族神话传播规律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知道，自从西方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泰勒（E·B·Tylor）提出关于神话的一系列理论之后，安·兰格（A·lang）、赫·斯宾塞（H·Spenser）及弗雷泽(J·G·Frager)等人，对泰勒的神话学理论又作了许多修正、丰富和发展，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人类学派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解放前，对中国的神话学研究，曾产生过很大影响。茅盾的许多神话学论著（包括《中国神话研究ABC》），黄石的《神话研究》，林惠祥的《神话学》等，就是他们接受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影响，同时结合中国神话资料（主要是古文献记载的神话）以后写成的。而且其中的有些论著，实际上仍停留在对西方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学术成果的介绍上。尽管如此，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在当时又确实给了中国学者以解剖中国神话的有力武器，从而为中国神话的研究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少数民族神话资料的大量发掘，在中国神话学研究者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异样的世界。特别是许多民族中流传的《创世纪》的不断发现，更是令人振奋和惊奇。二十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曾经空前活跃，中国神话研究的重心，表现得越来越偏向少数民族神话。许多神话研究者，面对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神话，希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其作出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心，我们发现许多论文观点是人类学派的，资料是少数民族的现象。至于创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神话学理论的愿望至今没有实现。因此需要对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产生、传播、演变规律作透彻的了解。
中国神话研究所依据的资料，无疑应是中国各个民族的。神话的比较（各民族神话的比较、与国外神话的比较）研究，也只有在掌握中国神话的全貌之后才能进行。神话类型的比较，也必须如此。而要了解中国的神话（包括少数民族神话）的全貌，为神话的理论研究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只有抑仗于神话的传播研究。
传播研究，是神话学研究提出的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它的任务在于为神话学研究铺平道路。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里居住着现已识别的五十六个民族和许多人（如登人、夏尔巴人、苦聪人、克木人等）。各个民族中都有丰富的神话作品流传。二十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神话学研究者，并不明白中国少数民族中有如此丰富的神话宝藏。二十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许多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深入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在民族、社会、语言、民俗调查中，发现了众多的少数民族神话，由此开拓了中国神话研究的新领域。5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神话的采集，更使人们感到它的浩如烟海。于是又产生了另一错觉，认为汉族除古文献记载的片断神话资料外，由于文化的高度发达，口传神话已从民间消失。其实不然。最近几年来自河南的信息告诉我们，河南省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从中原地区采集到许多关于盘古、伏羲、后羿、夸父、黄帝①等神话作品。这一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它不仅为古文献记载的有关神话提供佐证，而且说明这些已被古文献记载的神话，至今仍活在民众的口头。特别是它在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民间流传，具有更加可贵的文化史价值。从类型比较来看，中国神话中的盘古型、伏羲型（伏羲女娲型）、羿射日型、夸父逐日型、黄帝型、帝俊型、洪水型、始祖型等神话，在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很广，作品数量很多。从50年代开始，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从民间采集到的神话作品数以千计，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作品，更不知有多少。究竟这些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它们产生之后沿着什么方式和渠道向四外传播？传播过程中是什么原因引起种种变异和脱化？它们又如何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在全面掌握有关神话资料的同时，加强它的传播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只是根据某一民族的一些神话资料加以研究，所得结论，难免是一孔之见。这种粗放的研究，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中国神话的宏观认识。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