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老：一、二百行？

　　巴莫：也不止一、二百行。但篇幅可能不能成为惟一的界定标准。在南方史诗中，是否凸现了各民族的英雄观或英雄传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像您刚才提到的“文化英雄”作为题材或是故事范型是否可成为一种界定的新维度呢？
　　钟老：我看可以。那么，西南史诗中还有一个主题是民族迁徙的历史。

　　巴莫：但在《民间文学概论》中将迁徙史诗归入英雄史诗类中：“英雄史诗的主要内容，是反映民族之间频繁的战争，还有与之相联系的民族大迁徙。”（《民间文学概论》第285页）其它概论性的专著包括《民俗学概论》也都未涉及迁徙史诗的类型化问题。有学者从主题的差异、风格的差异和产生时代的差异提出异议（史军超、陈志鹏：《迁徙史诗断想》，载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论集》第四集第30页）。

　　钟老：我现在也认为迁徙史诗可以另立门类。不过我不大熟悉这方面的情形。

　　巴莫：在我看来，迁徙史诗是以民族或支系在历史上的迁徙事件为内容，展示各民族或各支系在漫长而艰难的迁徙史路上的社会生活和族群分化，塑造迁徙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民族英雄、部落首领等人物形象及各民族的迁徙业绩为主的民族叙事。在彝语支民族中，这类史诗的主要特征是以各族群的世系谱牒为时间线索，以迁徙辗转的路线、沿途的迁居地为空间线索，以迁徙原因、迁徙活动、迁徙结果为叙述内容，如哈尼族的《哈尼阿培聪坡坡》、《雅尼雅嘎赞嘎》，拉祜族的《根古》，彝族的《赊榷濮》、《夷僰榷濮》等作品。通过作品的梳镂，我觉得彝语支民族的迁徙史诗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传演程式、故事范型和叙事传统。因而，在中国史诗类型学的理论建构上应该有进一步的推进。

　　钟老：除了这三大史诗类型的探讨之外，你也可以做一些亚类型的研究。比如你提到你搜集的彝族史诗文本中，光是洪水史诗就是十多种。我想，“洪水史诗”可以成为南方创世史诗这一大类型下的小类型，在方法上也可借鉴洪水神话研究中的故事母题方法。

　　巴莫：我也想先做个案研究，亚类型史诗可以考虑。比如我想着以凉山彝族也就是诺苏支系的史诗为出发点，同时在理论上观照整个族群史诗传统中某些规律性的问题。也就是按照彝族某一支系特定的叙事传统深入细致地剖析彝族史诗的基本类型、理出当地特有的故事范型、意义指归和叙事传统，然后再将个案阐释的结果同彝族其他支系、乃至彝语支民族的史诗传统相对照，作出异同性的比较。我认为，您强调差异性和特殊性，主要是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这种方法有助于重新审视本土文化语境中的史诗传统，从某一支系转而研究整个族群，正是为了寻找一个反观西方史诗学术传统的新角度。因为，我国北方史诗研究依然在某种程度上视西方史诗学为某种“圭臬”，也就是说以英雄史诗为主要研究对象。

　　钟老：我感觉到，探求蒙古史诗传统、突厥史诗传统，某个南方民族的史诗传统，甚至你们彝族某个支系的传统都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在对这一个个史诗传统做出全面细致的考察后，我们才能进一步从更大范围的全局上看中国史诗。你谈的都很重要。总之，中国南北史诗是不一样的，大致如此，但也不是绝对的。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思辨的角度去建构中国史诗学的基本研究框架。

　　巴莫：先生，您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在强调中国史诗研究的理论建设，更结合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好些意见，可以说您一直在为中国史诗学的发展而不懈陈辞，尽管你自己并不做史诗研究。

　　钟老：学者要有学科的观念，要关注学科的建设。其实，很早我就意识到若想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前景有较全面而深入的估量，闭门读书，精心撰述，独自揣度绝不济事。效法孔子式的游说教学，抑或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漫步讲学”，不厌其烦的走动、呼吁、发出声音才行。值得提出的是神话与史诗在多民族“文化中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在学术上应该可以“放卫星”的。我们拥有如此丰富的史诗传统，我们还应该从中去发现西方人没有发现的史诗法则。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史诗学建设。

　　巴莫：那么，我国史诗研究的进展，在时间线索上是不是略可分成基础和理论两个层面：基础层面是调查、搜集和整理时期，包括出版各民族史诗资料本、普及读物和研究成果；学理层面则攸关理论抽绎和学科建设问题，讨论迫切课题和学术规范及学科走向等。也就是说，回顾学术史，中国史诗研究的前二、三十年是“资料学取向”，学者们着力于史诗遗产的抢救，文本的搜集及基础环节的研究，而不甚关心学理问题和理论界定，这在50年代以来的各种重大活动中都很突出；后二十年才出现“学科取向”。学者们开始围绕建立中国史诗学探讨学科规范，逐步达成一些认同。前一种取向走的是传统的治学之路，后一种则显示出批判地吸纳西方史诗学的取向。若离开田野的现实场境，我们很难说这两种取向孰优孰劣。但结合中国史诗研究的学术传统，我们就得承认：学科取向是建设中国史诗学的必由之路。虽然在具体操作时，两者的整合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