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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时间：1999年7月6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国大饭店
James L.Watson教授（汉名华琛、屈顺天）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讲座教授，他自60年代末开始在香港新界新田村调查当地的文氏家族，30年来，他在中国文化（尤其是汉人的家族、仪式、海外移民社区研究）及全球化与现代性本土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今年7月初，借Watson教授来华之际，本刊主编在北京对Watson教授进行了专访。
叶涛：非常感谢Watson教授在紧张的行程中能够安排接受我的采访。《民俗研究》杂志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份民俗学理论刊物，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民俗学的专业研究人员。近几年，《民俗研究》杂志也特别关注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发展动向，并用一定的篇幅刊发人类学的文章。人类学和民俗学在研究对象（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请您谈谈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
Watson：在美国的大学中，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关系过去是非常紧密的。但是，在最近的30年中产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大多数的民俗学系、科逐渐在消失，多数的民俗学家在努力地变成人类学家。我认为，这两个学科之间那些最主要的差异正在逐渐的消失。当然也有例外，有几个美国大学仍然坚持这两个学科之间的清楚的分野，如印第安那大学就是这样。可是除了印第安那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之外，在绝大多数美国大学中，民俗学和人类学之间的界限正在迅速消失。
以哈佛大学为例，哈佛大学有一个阵容特别强大的人类学系，但是只有一个跨系的、跨学科的民俗学专业。这个民俗学专业实际上不是一个实体，它是由各个系里对民俗学感兴趣的教员组成的，像人类学系就有两三个教员同时也在这个民俗学专业任课。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专业，有很多学生在那里选课，甚至也授予民俗学硕士学位。但是，在大家看来，在哈佛大学的学科结构上，系和专业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叶涛：近30年来，在美国为什么会出现民俗学逐渐消失，或者逐渐向人类学靠拢的趋势呢？
Watson：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与美国大学的结构重组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至少在美国的民俗学中，迄今为止始终没有在理论上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的模式，在这方面没有做出显著贡献。到目前为止，美国民俗学更多的是一种研究的风格，或者是一种研究兴趣所在的研究区域，而不是变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一个学科需要它的理论体系和在理论方面的建树，但美国民俗学似乎缺乏这种理论上的发展。
叶涛：近几年，中国的民俗学者也在积极地从人类学中吸取营养，也有一种民俗学向人类学靠拢的趋势。不过，与美国的民俗学学科正在削弱的情况不同，中国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现在都处在学科建设的关键时刻，两个学科同时在向前发展。就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设这个问题，请谈谈您的观点。
Watson：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只能就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谈一些看法。我认为中国的人类学建设正面临着一个大好的机会，这主要表现在一批青年人类学者正在崛起，中国的人类学也正在成为世界人类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中国的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简简单单地发展出一个中国人类学，因为这在理论上的意义并不是十分重要。我觉得更加有意义的是，中国的人类学家可以在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对世界人类学做出重大贡献，而我所看到的现象表明这种机会是存在的。
如果拿台湾的例子来比较的话，就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据我的观察，现在台湾年轻一代的人类学家，正在努力创造一种特别具体的华人风格的人类学，他们试图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美国、英国，也不同于法国人类学传统的特别本土化的华人人类学。我认为这是很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使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这些地方，不同国家的人类学之间的界限也正在逐步消失。比如说在美国，像哈佛大学这样的学校，教员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从事着各自不同的研究课题，并且尝试运用别的国家的人类学传统进行研究，像美国人类学家用英国传统，英国人类学家用美国传统或者法国传统。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已经没有任何一种特别具体的美国人类学风格、或者英国人类学风格、或者法国人类学风格，正在慢慢出现的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人类学的新传统。所以，我认为台湾年轻的人类学家正在逆风而上，做着与时代潮流不相适应的事情，我希望他们好运气，希望他们成功，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们的方向很有问题。如果他们是在六十年代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很可能成功，那时强调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人类学风格，但是在二十一世纪我觉得是很难成功的。
叶涛：您在香港连续做了30年的定点调查，请谈谈您做田野作业的体会。
Watson：像大家所熟知的那样，田野作业对于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我本人来讲，我每一次都是非常企盼着下去做田野调查。我甚至经常会做有关田野调查的梦，特别是有关我在六十年代刚刚去香港新界村庄去做调查时最初的那些体验，有意思的是每当我做这些田野作业的梦的时候，在梦中我的广东话会变得更加流利。
另外一个有关田野调查的特别身体化的体验是，就像英文词“trigger”（扣动扳机射出子弹的一刹那，近似于中文中的灵犀一点就通的意思──译者）所表述的那样，我认为在田野调查中突然能够启动我全部感觉的是嗅觉，对于嗅觉的记忆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特别长久的，它能够在多少年以后突然把您带回以前做调查的境地。比如说有一次，我和我的妻子在美国中部参观一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时，他们正在做饭，他们用火炭烧饭的那种味道突然在我的脑海中启动了我的记忆，一下子把我带到了27年以前我们在香港做调查时很多很多具体的情景之中。
我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一直不间断地回到同样的地方去做田野作业，我在那里有很多很多老朋友，有我的“契子”（干儿子），所以，对我来说田野作业绝不意味着一种非常抽象的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与人、与家庭连在一起的一种关系。在香港新田文氏的村子里，我有很多老朋友，其中我最好的朋友只比我大一岁，我今年55岁，他56岁，几乎每年我们都会在一起聊天、饮茶，我们一起在变老。实际上做田野调查就是这样的，你和你的研究对象在一起经历整个生命历程。我和这些研究对象保持的这种非常亲近的关系是非常特殊的、独一无二的，甚至于我认为在和我的那些美国朋友的关系中，是不存在这种亲近关系的。当然，有一点是很独特的，我和我的研究对象的这种亲近关系是用广东话来保持的。
我认为，做田野作业实际上就是把你的调查经历个人化，也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调查和你的研究对象紧密的连在一起，在整个的一生中连在一起，这就是“个人化”。现在让我回过头来去总结30年来田野作业的经验，我并不是用一种非常抽象的眼光来回顾这种经历，而是用非常具体的、通过回想我的朋友、他们的家庭等来回顾我这30年来田野作业的过程。比如说，我是通过发生在我的朋友身上的那些变化，来看那个地区所产生的社会变化，他们所经历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变迁对这些朋友本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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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叶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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