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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
口述史是由奇闻轶事和怀旧回忆构成的,人们讲述的是自身经历过的事件,并将自己的口述添加到了早已有之的活态口头传统之中。在凯欧瓦人(Kiowas)[14]中,讲述着他们从黄石河上游的森林中出现,穿行在大草原之间,进而又隐没在我们现在叫作戴维斯城堡的形成中(参见Momaday)。纳瓦霍人(Navajo)[15]则回忆他们徒步跋涉进入西南的时候,阿那萨齐“古人”(Anasazi)[16]尚居住在峭壁上的崖洞里:“我们常常朝他们扔石头,他们只好回到悬崖上,这样我们便可以拔走他们菜园里的蔬菜。”(参见Tsinaabaas Yazzie)因此,口述史远比沿着时间直线运动的记录更为丰富;它是正在进行的回忆,关系着“我们真实人生的历险”。在大多数的部落中,这些流传到如今的故事,以第一人称的复数揭示出口述史的功能之一,就是使听众本身成为他们自己文化的聚积、形成历史的参与者。其间,对部落或宗族群体的利益和认同的关注,远远地超过了对杰出个体的叙述。在这些叙述中,“我们”的出现也远比“我”更为频繁和普通。因而,只要每每牵涉到个人的经历时,那确实几乎总是从属于整个文化经验的。
正如对今天的许多人而言,都不难同时接受来自《圣经》中的神圣叙述,或是根据历史和科学改编的现世剧目。那么同样,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也将口述史与神圣故事(往往是从邻近部落学来的)结合为一种富于表现的机制,去传达他们对认同和处境的理解。例如,纳瓦霍人关于所有生命源自何处的神话叙述,是从霍皮人(Hopi)[17]那里学来的。在农耕族群中这是共通的:神话解释着大地上万事万物的由来,例如种植。纳瓦霍人,从前阿萨巴斯卡的渔猎者,他们从阿拉斯加内地的祖居地迁徙了数千里之远,大概在500年前左右,到达西南部的沙漠地带,随后遭遇到了一个新的现实,并将之捕捉到了他们从新邻部落那里学到的口头传统中——显而易见,连同维系生命所需的实际建议一道:如何在沙漠中进行垦殖(参见Zolbrod)。正是惊讶于耕种出现在贫瘠的土地上,他们的神圣故事于是将一种崭新的生活范例戏剧化了,尽管如此,他们的口述史在结束长途迁徙的同时,唤起了人类历尽艰险的记忆。在更晚近的岁月里,某些“有法术的人”(在纳瓦霍语中,实际上是以中性词hataali,即“歌手”来表示“有法术的人”)已经将绵羊和马匹整和到了在时间的开端,在从神圣的大地中心出现的各种动物中;尽管他们知道依据历史发展的叙述,像绵羊和马匹这类动物的出现应该晚于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但歌手们相信他们的神圣故事应该讲述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反之则属谬误之说。
意义的层次
面对任何一种传统,教师都应该讲到表达与意义二者之间有诸多层面的关联。首先,任何口头表演诚然都需要关注并追踪其讲述者和听众,否则,在一个本应有诸多好故事的口头文化中,口头表演将会失去其长久的生命力。由此,讨论可能由这样一个问题展开:有关这个故事的兴趣点或是娱悦性是什么?既然许多故事与真实世界的诸多特征是紧密相关的,讨论或许会集中关注于一个故事怎样涉及到自然、自然的进程,以及构成自然的各个部分及其联系(自然构成了我们的来源还是与我们有亲缘关系?自然是沉寂无声的还是在对我们讲述着什么?如果动物跟我们有亲缘关系,那么故事中人类的特征将怎样通过它们而得以表现?)或许,讨论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层面来自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大多数传统是综总抽象的文化观念——价值观、逻辑假设、世界观——的象征和戏剧化。一个关键的核心问题应该始终是:什么观念正在被这一叙述戏剧化?而非这一故事解释的是什么?在这些故事的环绕中成长的人,无论是谁都会从文化体系中熏习传染上许多戏剧化的架构过程和行为,而不是非陈述的预设。因此,这一故事里的种种预设都是些什么,这一故事在教导和坚持一种文化的世界观时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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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增刊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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