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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家乡民俗学这个话题的兴趣，直接来自写作钟敬文先生传记《飞鸿遗影》和田野报告《重返故园——一个民俗学者的家乡历程》过程中积累的心得和感想。前者使我开始注意到家乡这个“关键词”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开拓者的学术实践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后者则使我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对民俗学家乡研究的方法及相关讨论做了初步的梳理和分析。随后完成的《家乡——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起点和支点》（以下简称《家乡》）一文，即是在此基础上参照西方本土民族志（或局内人民族志）的相关成果，对这方面问题所做的进一步探究。文章发表之后，得到了一些同仁的积极回应，其中既有鼓励，也有不少批评。受这些意见的启发，我对“民俗学的家乡研究”或“家乡民俗学”这个命题做了更为认真的思考，思考的重点，尤其集中在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上：所谓“家乡民俗学”，是不是一个伪命题？
之所以产生这个疑问，是由于自己此前就家乡民俗研究所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主要参照的是西方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但民俗学，特别是中国民俗学，与西方人类学有着十分不同的发展背景和学术传统。中国民俗学从一开始就是指向本土的、本文化的，其兴起同发现和张扬民族精神的目的密切相关；而西方人类学，则是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下产生，它从一开始就是针对殖民地的、异文化的。因此，中国民俗学从开始阶段就以对家乡的调查和研究为主要方式并由此形成一种传统，仿佛是一种不证自明、自然而然的结果，根本毋庸置疑。而西方人类学界所倡导的关于本土民族志或局内人民族志，则是在经历了长期以客观性、科学性为最高追求并禁止关于本文化的研究的过程之后才出现的，所以进行“本土文化”与“异文化”、“局内人”与“局外人”等等的比较，在它那里才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样看来，像我在《家乡》一文中参照西方人类学本土民族志的相关理论，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家乡研究提出问题并加以解答，似乎其前提本身就存在着不成立的地方，更不要说进一步的讨论了。
不过，即使只就中国民俗学家乡研究传统的发生和发展历史来说，其中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探询的问题。例如，中国民俗学在发展的早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人类学的影响，经典人类学所强调的研究异文化、禁止关于熟悉文化之研究的规则，不可能不在民俗学者那里留下印象。但是，为什么从早期一直到现在，以“科学”、“民主”为大旗的中国民俗学者，却始终没有对民俗学的家乡研究进行学理上的论证或反思，甚至连相关的疑问似乎都没有产生呢？与对异乡民俗的研究相比，家乡研究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既然这种研究取向构成了中国民俗学的一个重要基础，其特征又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民俗学理论与方法上的特性？在家乡与在异乡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家乡研究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我们从“家乡”出发来思考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史及理论和方法特征，既有了根据，也有了必要，从而也间接回答了上文提出的疑问：即我在《家乡》一文中的技术上的缺憾，并不能否认“家乡民俗学”这一命题的合理性。
中国民俗学在发展的早期缺乏对家乡民俗研究的反思和总结，大概同以下原因有关：早年知识分子所做的搜集工作（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作品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田野作业，而只是对文本所做的采录。其主要目的是为文学而不是为“科学”，他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对民间文学作品的记录而不是整体生活文化的研究上。因此，搜集材料的过程——也即与人打交道的过程，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作为那些文学作品的主体的人，往往只是充当着文本材料的提供者，可以被忽略不计，或被掩盖在了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之后。这实际上也是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优越感的一种表现。他们在高扬“民主”大旗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民众的知识值得发现和展示，但发现和展示需要科学的手段，我们正是这种科学的拥有者。这种事实上的文化地位的不平等，被掩盖在了所谓科学研究的旗帜下，民主变成了“为民作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众只是被拯救的对象、被改造的角色。学者们一系列的学术实践，目的是要寻找民众精神中的真美与真理，要教育民众重新认识他们自己的文化，至于民众对这些长期被贬抑为下里巴人的文化事象突然被誉为阳春白雪究竟能否接受、有什么样的态度，却并不重要。难怪早期在家乡进行搜集工作的一批学者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误解甚至攻击了。（常惠，1922；孙少仙，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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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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