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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人们越来越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触及到人类的切身利益。最近一两年发生的大事件，例如印尼海啸、非典型肺炎、禽流感，更为加深了人们对于该问题的认识与自觉。面临越来越多的灾难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与维续，人类不得不反思：人对待自然的态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许多学科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角度上探讨了这一问题，例如哲学、人类学等等，并据此形成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纷纷卷入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时，民俗学有什么样的回应，民俗学能做些什么？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基础：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
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哲学上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的对立。17世纪以来欧洲理性主义的兴起，是人类中心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逻辑前提。哲学家相继提出人类的主体性，逐步完善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体系。例如，培根首倡“新工具论”，强调“工具理性”、“人类中心”。到了笛卡尔那里，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发挥。“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指出自我意识在人类认识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康德明确确立了人类的主体性力量，提出“人为自然立法”的理念。在康德看来，自然界不过是人类经验的产物，于是对世界的理解就成为人类自己的事情。按照这种思维方式继续推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彻底地转换，自然从原有的支配力量跌落下来，而人类却拥有使自然界适应他们需要的力量。从此，自然界也就不再是人类敬畏的对象，而是人类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加以利用和改造的对象。换言之，应建立在人类利益的基础上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观点。
以凸显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形成以后，一直主宰着哲学界的基本看法。这种情形直到20世纪中叶才被打破，从那以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学者纷纷质疑人类的中心位置。例如，德里达就运用解构主义的方法，提出了“去中心”的结论。在这一方面福柯走得更远，宣布“人类中心主义的终结”，至此人类中心主义彻底失去主导地位，生态整体主义取而代之，哲学界出现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的转向。生态整体主义用一种近乎颠覆的形式，向人们重新讲述了一个事实：人类其实并不是这个星球的中心。通常认为，挪威哲学界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是生态整体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阿伦·奈斯主张“生态平等”，认为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万物都各有其价值，它们同处于平等位置。究竟谁是中心，在生态整体主义那里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人类与自然界一样，同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还有另一种表述版本，即技术中心论(technocentrism)与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不管表述有何不同，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并行不悖的。技术中心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建立在人类持久利益的基础之上；而生态中心论的观点截然相反，立足于自然的立场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类活动不要侵扰和改变自然环境，保持自然环境的原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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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6-6-21 10:22 )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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