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5年，在博厄斯的授意下，米德孤身一人来到了南太平洋地区波利尼西亚的美属萨摩亚，在这里开始了她的第一次人类学田野工作。作为文化决定论者，博厄斯对她的期望是不言而喻的。而米德在经历了9个月的对那里人们青春期问题的研究后，得出“以往我们归诸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部分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种种限制的一种反应”的结论。这一结论正是博厄斯期望看到的，因此，他给予米德极高的评价。1928年，集中这一成果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出版，并受到了人类学界的极大重视，它的结论性发展很快成为人类学文库中的一颗明珠。该书甚至被列为10种教科书之一，为米德赢得国际声誉。

　　萨摩亚之行是米德学术研究生涯的起跑线。１９２８年，她来到新几内亚北部的阿德米拉提群岛，对马努斯人进行了为期1年的田野调查。１９３０年，米德根据此调研出版了《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一书，该书的副标题是“原始教育的比较研究”，她在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教育方式对儿童的成长及人格的差异影响。该书也使社会心理学摆脱了本能论的生物学倾向，进一步证实了文化的决定作用。１９３５年《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的面世也是对社会心理学的一次严峻挑战。该书认为男女角色和性格的差异并不是由先天的生物因素决定的，而是因为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导致的。

　　《萨摩亚人的成年》、《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这3本书后来被汇集成一本书即《来自南海诸岛》，开辟了文化与人格研究的新兴领域。

　　在以后的岁月里，米德一直致力于文化与人格关系的研究。她首创“代沟”（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ａｐ）一词，并在１９７０年已是古稀之际发表了自己的压轴之作《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在这本书中，米德另辟蹊径，着眼于整个人类文化史的角度，提出了纷呈于当代世界的代沟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生物学上的差异，而首先是文化传承差异的思想。她强调“文化传承中的间断性”，并提出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3种文化模式。米德的这些思想成为有关代沟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促进文化与人格研究走向深入和细致。

　　米德的研究以及她认为文化对人格的模塑作用的理论对被称作“西方人的心理学”(墨菲语)的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心理学向人类学让步,使20世纪后期的社会心理学不再把从西方社会规纳出来的一些特殊规律视为全人类共有的规律,并在涉及人类行为时都小心翼翼地冠上“在我们的文化中”这样一句限定性短语。她和本尼迪克特等人成为美国人类学的“文化人格”学派的主要奠基者和身体力行者。

　　当然，米德的理论观点也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描写上对文化有种柏拉图式的理想型概念，往往没有充分的民族志田野证据，以至于产生的模式“由于太完美而不被相信属实”；二是忽略了文化中的个体差异，有时甚至大于文化间的差异的事实，一般从文化整体决定论角度出发，把文化与个体行为的复杂关系简化为没有内在差异的“群体人格”。而且，还有很多学者认为，米德的著作中始终保持了不明显的女权主义色彩，这种色彩有时损害了她的理论观点。

　　批评和争论是学术研究中不可避免的，米德和她的同事们所开创的事业对人类学乃至整个学术界的贡献是不可能被抹杀的。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8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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