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国民俗学、比较民俗学和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
其实,钟敬文先生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事业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具体问题的探讨和民族志工作中对少数民族民俗资料的重视。实际上,钟先生真正的贡献在于他倡导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学派”的学科建设思想中提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观点,从而给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确立了正确的学术定位。在这重要的学术思想中,钟先生一方面强调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中要重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强调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专家学者。我们先谈第一点。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钟先生很早就提出来中国歌谣学应该包括各少数民族和各地的歌谣,同样,钟先生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强调中国民俗是一个多民族的民俗文化。他在谈到中国民俗的历史研究时说:“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多民族的风俗发展的历史资料,应该重视并进行整理研究,这就是中国民俗史。” 钟先生的这个思想,在由他起草的中国民俗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文件《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中表述得更为详细和透彻:“更重要的资料来源,当然是现代。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又融合了许多原来各自独立的民族文化,因此,在风俗习惯及民间文学、艺术等方面,是丰富而又多彩的。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风俗、习惯等,直到现在还在某些方面被保存着。例如原始社会母权时代的某些风俗遗迹,还可以在我们现代某种婚姻制度、礼俗或活着的语言上找出来。这不但在专门的民俗史上,就在普通的历史或社会文化史上也是重要的资料。此外,在过去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关系史上,不但可以从我们现代保存的社会风俗、习惯中找出国内过去各民族这方面的一些固有的成分,还可以找出我们和许多周围民族这方面交互影响的痕迹,这种民俗史资料,也是非常宝贵的。” 从这点看,钟先生提出来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是更多地从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和影响的实际情况考虑的,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以至于钟先生到晚年还从民族融合的角度思考中国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有些传统民俗的历史达数千年,从周代至近代,其间,中华民族同化了难以胜数的氏族、部落(或民族)。仅以南北朝为例,当时华北地区几乎为少数民族占据,长江以南为汉族统治。即便汉族的民俗文化,也是众多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不断同化、消溶、整合的结果,而绝非单一的炎黄族团的产物。因此,中国民俗所包容的文化内涵极为丰厚,有的文化价值甚高。”
钟敬文先生根据我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多民族特征,提出“我们的民俗学也可以说是民族学”,并对民俗学和民族学的关系做了比较明确的说明,这对我们理解钟先生多民族民俗学的指导思想很重要:“一般认为,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是‘一国’的,民族学的研究范围是‘多国’的。不过,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之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民俗学是‘一国’的,它的对象同时也是‘多民族’的。因此,我们的民俗学也可以说是民族学。严格地说,民俗学同民族学也有某些不一样的地方,譬如民族学很重视民族起源、迁移、混合等问题的研究,即民族本身的研究,当然同时也研究风俗、习惯及一般文化,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科学技术等。但是,它有它一定的特殊问题。照国外的一般情况,民俗学虽然大都是研究本国的民俗,但也有例外,如早期英国的民俗学著述,也把欧洲的和那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民俗包括进去,成了‘多民族’的。但一般来讲,民俗学总是记录本国的民俗和对它作理论的研究。”
钟先生的这个思想在他晚年写作的具有纲领性意义的重要文章《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中概括得更为明确,把问题提升到一国民俗学和比较民俗学的高度:“在许多国家,民俗学是一国民俗学,韩国、日本几北欧国家莫不如此,而中国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固有文化和特有民俗,所以,中国的民俗学应是多民族的民俗学。中国的民俗学既是一国的民俗学,又是多民族的民俗学,或称之为比较民俗学。” 在钟先生看来,我国各民族民俗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实际上就是比较民俗学,这是中国民俗学比日本、韩国等比较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的民俗学优异的地方。
钟敬文先生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观点提出来以后,马上博得了我国民俗学界的热烈欢迎,1999年7月在昆明召开了“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学术讨论会,就钟先生提出的观点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钟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站在新的高度提出来的,不仅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也是重要的方法论,为中国民俗学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从主要是从本民族的民俗学扩展到他民族和多民族。在中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不仅各有独特性,呈现出多元性,而且还有共存、共享及相互融通的态势与倾向。‘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命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术思想的更新。钟老从变化发展的观点,从解放以来到现在,对我国传统的民俗学做出了一个新的阐释和定位,是对几十年来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新规范,为跨世纪的中国民俗学发展预示了一个新的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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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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