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敬文先生的神话研究成绩是学界所公认的。可以说，钟先生对中国古典神话研究的突破，在某种意义上要归功于民族志的广泛利用。在这民族志工作中钟先生又特别看重少数民族活态民间文学和民俗资料。钟敬文先生的《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以〈女娲娘娘补天〉新资料为例证》一文非常典型地表达了他的这种研究思想：“特别值得我们看重的，是兄弟民族这方面的民族志资料，不仅能提供一般性质的比较资料，往往还能提供一种跟我们文献上某些古典神话‘血缘相关’的更为宝贵的资料。就是在现在一些兄弟民族的神话、传说记录里，既有那些在较古时代就已经流传入我们古典神话的领域，成为我们古典神话的一个构成部分的；也有原来为汉族的神话、传说，因接触关系，流传到兄弟民族的口头上，而直到现代，仍然以大致相似或相同的原来面貌在流布着。这是十分宝贵的学术资料。它有利于并促进我国古典神话学的研究是不用说的。”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钟先生并不是因为少数民族的民族志资料由于其“文化晚熟”而才把它当作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比较资料，而更看重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和汉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就是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的交流与互相影响。这个思想实际上成为钟先生一国民俗学中把各民族民俗文化看作有机整体的立论根据。这也是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第五章“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学术思想来源。钟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特别介绍了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县口头流传的民族志新资料《女娲娘娘补天》，说它是弥补我国女娲神话古典文献记录的珍贵史料，并高度评价说：“它没有被历史化、哲学化、没有被弄成油头粉面的模样——文学化。它大致依然保存着原始思维、想象和艺术的刚健、朴素的风貌。” 从钟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看，他在古典神话和其他民俗学事项的研究中重视民族志资料和少数民族民俗资料，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俗学对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用现代的各民族民间活态民歌、神话的资料印证古代民间文学。这在研究指导思想上可能与钟先生早期接受的英国人类学派的理论和观点多少有关系，但是，钟先生没有把现代的民俗简单地看作是古代文化的“遗留物”。二是，钟先生把比较研究看作是认识问题的重要方法。钟先生说：“比较方法是一般科学方法。人们认识别的民族的文化特点，往往比认识本民族来得容易一些。在认识规律上，通常是先看到别人，才比较清楚地了解自己。”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富有人文关怀的学者，他重视民族志资料，尤其是少数民族民俗资料，不是把它们看作“文化遗留物”和“文化晚熟民族”的产物，而是尊敬和欣赏地去高度评价它们。钟先生的重要著作《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中对晚清著作家的民族起源神话研究的批评充分体现了先生的重要思想。“（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研究民族起源神话的意思）原来是要表明汉族在人种、文化上的优越，为那些古代在我们周围的，或与我们打过交道而后来与我们融合了的其他民族所远不及，借以达到排斥清朝统治、巩固汉族自身团结的政治目的。……可惜的是那些论述，正像我们在前节所批评过的章炳麟的意见一样，在科学上缺乏可靠根据，在政治上也不是富有远见和能收到巨大成效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于一般科学，特别对于神话的理论知识比较贫乏，他们的民族主义又是狭窄的，不能与民主主义的精神相结合，因此，这种对于他族祖先起源神话的见解，就不能在时代进步的学术上获得一定地位，在实际上的作用也是受限制的。”

　　钟先生对民族志的重视，在具体学术研究的实践中主要是对古典神话的研究，但他对民族志的重视不仅仅在神话研究中，他还强调民族志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用纳西族的例子说明了自己的观点：“近年，有人从纳西族现代保存的某种婚姻习俗（阿注），联系到他们的宗教、神话等，去阐明该族远古历史上存在过的婚姻制度及社会性质，取得了有说服力的科学成果。这只是一个小例子，但它能说明民族志的资料，对于社会史、文化史的探究、阐明，具有多大的作用。”

　　钟敬文先生重视民族志，因此对民族调查也一贯关注。他对我国两次规模比较大的民族调查都有所评价，一个是解放前中央研究院的南方民族调查，一个是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历史调查。钟先生批评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特别是前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后，有关的学术单位，依照世界这门科学（指民族学——引者）的宗旨、方法去进行工作，对于南方的苗、瑶、彝族，东北的赫哲族等，都进行了调查、探究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科学成果。可惜对于我国历代所积累下来的这方面的丰富文献，没有给以必需的整理，而研究工作也没有较广泛地开展。50年代以后，由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正确的民族政策，对众多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资料。但因为太偏重于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因而相对地忽略了各民族历史、社会、文化的广泛深入调查和研究。” 钟先生更看重解放后的少数民族调查。他在《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中比较详细地评价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种调查也包含各族大量民俗资料在里面。这些资料，可惜在写作民族简史或民族概况时，采用很少，当时又没有印成材料本提供给需用它的学界人士。有些人说，当时他们下去调查语言，是把它和民族的整个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联系在一起的。后来发表时，就只保存了语言的那部分。这就是说，当时对于整个民俗学的工作没有提到学术研究的日程上。过去所搜集的这方面的资料，近年逐渐都印出来了，这真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好事。我劝搞民族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人们一定要看看这些东西，虽然在记录方法等问题上也许多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大都是原始资料，相当可宝贵的。” 钟先生在田野调查方面的论述也是很重要的：“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区之间的风俗差异颇大。全国范围内的民俗文化普查要抓紧，各省（市）、自治区的民俗文化普查也要抓紧。在某种程度上说，只有区域性的调查搞好了，才能摸清全民族民俗文化的整体面貌。一些国际学者认为，只有区域调查的资料才算科学。他们重视局部调查的用意当然是不错的，但他们也有偏颇。区域调查缺乏对民族整体文化的大体了解也不行，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大国。因此，我主张加强区域调查，同时注意到对民族整体文化的把握。”

　　从民族志工作的角度讲，钟敬文先生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一再强调民族调查工作的重要性。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