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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兆麟 1955-1959年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59-1961年在北大历史系任教。
1936年出生于辽阳市。1961年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首席顾问，文化部非物质文化专家组成员。主攻史前史与民族学，侧重民族考古研究，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民族调查。主要著作:《中国远古文化》《民族文物通论》《最后的捕猎者》《女儿国亲历记》《凉山访古》《巫觋》等。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家。新中国成立前，我只上过两年的初小。新中国建立后，我才重新回到学校，按照年龄被分到小学六年级。16岁那年，我考进了在当地颇有名气的辽阳市市立高中。
初识北大，是在我人生关键的时刻——高考前的1954年，当铁道兵的大哥将母亲和我接到北京探亲。在去颐和园的路上，经过北大西门时，大哥带着期许对我说：“要考，就一定考到北大来！”这句话在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第二年，我以平均分85分的成绩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全村的人都为我而自豪。
进入北大，我觉得身边的一切都是那么美。整个校园就像一个大花园，有山有水，尤为重要的是，有很多名师、大家。我暗下决心：在这么好的环境中，一定要刻苦、努力，好好学习！
第一年的历史学公共基础课程很快就结束了。第二年分专业课时，在著名教授——尹达先生的影响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史前考古作为自己的专业。考古专业主要课程划定的时代是从石器时代到元代，开设的专业课有石窟寺艺术、佛教艺术、考古摄影、测量学等基础课程以及原始社会史、民族志等一些相关课程。选修课程中，我选择了原始社会史、民族志这两门课程。我想更多地了解有关考古、有关历史的知识与文化。曾给我们授课的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林耀华教授，早年间在燕京大学读书并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又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读书并获得博士学位，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的校友和学弟，他与潘光旦、费孝通等人同为我国世界闻名的社会学家。在林教授的课堂上，常常能看到大量的民族学资料。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我。
当时，北京大学是国内唯一一所拥有考古学专业的大学。而这唯一的考古学专业不仅从各科研机构和各大高校聘请专家们来给学生讲授理论知识，而且为了尝试和探索中国考古学专业的教育体系，给学生们安排了大量的考古实践。在实践中，老师曾带领我们到洛阳王湾遗址参与现场挖掘。通过三个多月的田野调查，把课堂学到过的考古学相关知识全部消化掉，然后再回学校进行新的学习。一个遗址，具体怎样测量、怎样挖掘、怎样记录，这些通过现场可以得到全面的回答。讲授石器时代时，老师就在课后带着学生们到陈列室，对照着实物，分析、讲解，教给大家各种文化按古人类学分类的方法；讲石器或陶器时，讲授它所代表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文化特性；讲考古摄影时，老师就带着学生们到实地从照相到洗相一一实践；讲完考古测量后，也要带着学生们到校园里，架起三角架，做各种测量和绘图。有幸的是，1958年至1959年，我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被分配在桂北地区，收获极为丰富。有一次，陆平校长在临湖轩为我们班开座谈会，在总结民族调查时，我兴奋地说：“下乡十个月，胜读三年书！”当时，陆校长认为我的发言不全面，并说道：“学生参加田野调查尽管重要，但学生还要读书，做好基础和专业训练。”陆校长的话使我豁然开朗，找到了在北大学习的切入点。北京大学特别强调学生的实际操作和应用的能力，所以在北大所积累的各种动手能力都为我日后所从事的民族考古学实地调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我被留在了北大历史系任教，当上了老师。由于学业突出、田野调查努力、考古实习勤奋，1960年我被评为“北京大学先进工作者”，学校向我颁发了证书和奖章，这是对我的肯定和鞭策。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1961年起对外开放。博物馆需要一批业务人材，瞄准了曾经参加过全国少数民族调查的北大历史系考古学的几名学生。征求意见时，我表态愿意去博物馆工作。从此，我离开了北大校园，进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了更多接触民族学、考古学的机会和条件。这一干就是几十年。
当年，我之所以离开北大到历史博物馆，一个原因是翦伯赞教授关于史前考古研究和民族学研究并行的倡议启发了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北大“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学风影响了我。我想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活动。
西方人类学，包括考古学、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这三门学科，都是互为渗透、互为支持，而不是截然分开的。但在当时的中国，考古学与民族学是严格分开的。我在老师——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的支持下，在博物馆几十年的工作中，利用征集文物的机会，坚持田野调查，坚持积累第一手资料，先后数次作过大规模的民族学调查与文物征集工作。我对许多出土文物的用途，从民族学文化研究的过程中给以答复，而通过民族学研究又对考古学工作加以印证，从而将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了自己一条独特的民族考古的治学道路。我认为，民族学、民俗学和考古学都是属于历史范畴，用民族学、民俗学这个“活化石”可以进一步印证考古学中发掘出来的“死化石”，也就是那些出土文物。近些年来，我又将民族学、民俗学结合起来研究，看来似乎与考古学远了，但实际搞的仍是民族学与考古学的比较研究，根子还是在考古学，是利用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了民族学、民俗学。这条颇具特色的治学道路，使我获益匪浅。如今，我又从事非物质文化的研究。
几十年过去了，我感到，民族考古不仅是一种学术方法，而是留住历史。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的关联，是昨天与今天的关系，是再现历史的一条捷径。今天我能在民族考古与民俗文物研究上作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绩，追根溯源，与北大重视基础教育、讲求实际、踏实做人、反对空谈的学风是分不开的。是北大给了我深厚的业务基础，是北大给了我研究方法的启示，是北大赋予了我追求创新的学术思想。北大是我走上民族考古研究之路的始点，我深深地感谢母校。在北大建校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我奉上一个学子诚挚的祝福。 (宋林子整理)
文章来源：博览群书： 2008年4月号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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