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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微 研究员
记者:目前,抢救、保护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很是普遍,据我理解,“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文化”关系密切,您能谈谈“民间文化”这门学问或学科吗?
吕微:在我国现有的学科体制中,有“民间文学”学科,有“民俗学”学科,这是两门自诞生之日起就彼此相邻且彼此相融的学科。而“民间文化”则似乎是一个能够涵盖这两者的全称,尽管在我们目前的国家体制中并没有“民间文化”这门学问的正式位置。
“文化”已经是个极其含混的概念,“民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墨子·非命上》云:“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齐桓公微服以巡民间。”大概是最早出现在汉语文献中的“民间”说法。“民”在先秦汉语中与“盲”、“氓”音义相近,意思是说群盲或愚氓之众。
记者:可是到了“五四”,社会上的“愚民”观念开始有了一次大的转变。
吕微:是的,用胡适的话说,这是因为“五四”学者从学术上为那个时代提供了“几个根本见解”,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民”要成为社会主体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中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几个根本的见解、根本的理念之上的。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代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大师,曾用他们敏锐、深邃的思想和学术目光照亮了那个时代的发展方向,为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贡献了自己的学术和思想专长。这是现代中国的幸事,也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学术骄傲。直到今天,那“几个根本见解”仍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我们当下的行为。
当然,学术与社会并不总是处于正相关的关系当中,学术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令人痛心。当一种思想甚至学术理念终于成为了社会上或学界中的共识,也就有可能上升为话语的暴政。在这方面,我们并非没有过切肤之痛。但如今,这些昔日的辉煌连同所有的伤痛都已倏忽消散,藏匿于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的记忆之中,我们似乎已经遗忘了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起源,换句话说,遗忘了这门学问最初的关怀和基本的问题。
就如同个体生命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人类整体生命的进化史,学术也是一个积累的成就。学术就像安徒生笔下的睡帽,谁戴上这顶睡帽,谁的学术梦想中就会再现他的前辈的所有眼泪和欢笑。前辈的成就将融入你的血液,你也将接过他们提出过的所有问题,他们的困惑你将再次体验,他们的答案你将重新检验———对此,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一辈年轻一代学人是否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准备担当起自己应负的责任?———让所有的学术的往日都在我们的梦想中重新过滤,让过滤过的往日成为引导我们前行的路标。
记者:您想表达的意思是:学科的基本问题制约着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思考?
吕微:是的。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宿命:它的基本问题还没有过时。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民?什么是民间?这个问题已经在人类历史上潜伏了上千年了,自从有了“民”这个字,自从有了FOLK这个词,以及其他语言共同体所创造的意义相关的字词,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当然,问题以最明确的形式被提出来还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特别是当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将他们各自的“民”或FOLK等等相互移译、相互认同的时候,人们发现,这是一个需要全世界、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普适的问题。当然,在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之间,通过使用不同的词汇(即使是相互认同的词汇)给予了这个问题的解答以不同的时、空侧重,于是在各国的学者之间开始了长时间的争论,而且至今也没有给出绝对一致的答案的可能。也许这是一个无解之题,也许这个无解之题的解决不是存在于最终的答案之中,而是存在于解题的过程本身。一些学者已经准备放弃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像“民”或FOLK这样的词汇本身就是旧社会的遗留物,我们只有拒绝使用这些词汇,我们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学科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观察社会的视角(其实拒绝和放弃也还是一种对争论的介入)。而在学者们喋喋不休的同时———他们争论的许多具体问题有时已远离于学科基本问题的中心———窗外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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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7-31 10: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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