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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船是泸沽湖摩梭人的一项重要收入 资料图片
任何人都无法对生活制定出一套完全合理和科学的规范，也没有人能制定出一种既具有预见性、又使人们能舒适生活的法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会有淘汰、吸收、过滤、新生，它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选择、整合中前进。位于云南泸沽湖畔的落水村一直在这么做，这个村庄的失败与成功，也将对所有摩梭地区未来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落水村，是云南省泸沽湖畔一个普通的摩梭人村庄。1989年，时任云南省丽江地区宁蒗县旅游局局长的曹学文，鼓动家里开办家庭旅馆。他腾出8间偏房，设立了20个床位，泸沽湖边破天荒有了第一家家庭旅馆“摩梭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家当年的收入达到4万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村里人猛然意识到旅游可以赚钱。于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家也着手建立旅馆，每天，抢客的村民从村庄一直坐到山丫口，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落水村已无法回到往昔的平静。
从家族长老制到法规的萌芽
从1992年正式被国务院列为对外开放的旅游区，距今刚好16年时间，落水村已被评为云南省丽江市的首富村。据村民简单估算，仅划船、牵马、歌舞等旅游项目，每户年收入约为4万元，再加上旅馆收入，每户年收入不少于8万元。
财富的增长有目共睹。然而，在游客来了、钱来了的同时，“狼”也来了。为了争夺客源，摩梭人之间吵架，甚至斗殴，有游客不满于价格的混乱，往日平静的村庄笼罩在一片火药味之中。
最让全村老人气愤的是：摩梭人历来的规矩是不能骑马进村，因为村里有长老、喇嘛之类德高望重的人。可现在，游客并不管这些，骑着马在村中游荡，甚至一些本村青年也骑着马在村里一溜烟跑过，见到自己的舅舅和母亲都不下马，这在传统文化中是不能被原谅的。
从1992年到1996年的4年间，到落水村的游客人数猛增，矛盾突出，是规章法规订立的尝试时期。面对村内纷乱的矛盾，村长格则次若成立了10人的村民委员会，规定所有划船、牵马、跳舞的项目由集体统筹安排；每个家庭都有一份统一的收入；每项收费明码标价，统一管理；还制定了许多罚款条例，如：服务游客时不穿民族服装、在公众场合吵架、向游客多收钱、村民在本村内骑马……由于定了许多罚款条例，次若被村民命名为“罚款村长”。
通过一系列改革之后，村子里复归宁静，人们从刚进入市场时的盲目争夺，又回到了往日的安宁。但是，新的矛盾、冲突或者棘手的问题不时在发生：如母系家庭还在分解，不断走向小型化，这不是由于家庭矛盾，也不是由于母系文化走到了穷途末路，而是由于利益驱动。
从1995年开始，陆续有一些外地小伙子到摩梭人家入赘。他们经过衡量认为，分成小家庭更划算。理由是如果每个家庭一年能分到4万元钱，20几口之家分成3家，就可以分到12万元，是原来的3倍。这番算盘打下来，传统摩梭人以分家闹分裂为耻辱的传统，就在这一拨一算之中分崩离析。不到两年时间，落水村已经飞速发展为73户。村委会为此头痛不已，最后决定，承认现有的73户，但从此以后再有人家分成小家的不算数，分出去的小家庭不得参加划船、牵马、跳舞等旅游项目。
可事实上，这些规定还是留下了隐患。由于村里目前的旅游项目很单调，还有许多待开发的项目，如果新分出去的小家庭开发出新的旅游项目，村委会是无权禁止的。
旅游文化的瓶颈
由于旅游项目的单调，许多游客对落水村感到失望和不满。在那里，连一座比较简单的博物馆都没有，舞会也仅有几个舞蹈，大多是与游客打打闹闹，甚至流行歌曲在当地大行其道。游客缺乏直接了解摩梭文化的渠道，他们直到离开泸沽湖，对摩梭文化仍然一知半解。而村里旅游越来越浓重的商业化气息，也让游客极为失望。
最令人忧虑的是，旅游业并没有为摩梭文化的弘扬带来良性循环，村内的所有收入都由家庭主宰，并没有一分一厘投入在环保、教育和文化等公共领域。作为丽江地区的首富村，落水村每年的旅游收入约300万元，但大部分的开支是盖房，家家盖起了三四层楼，这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而对于公益事业，却很少有人关心和考虑。村里的中小学破烂不堪，直到云南省教委拨款修缮，才改变了面貌。在村民的意识中，认为那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他们对自己的本土文化——达巴文化已很淡薄，尽管目前在整个永宁到泸沽湖，只有一个达巴活着。这份珍贵的遗产在未来的几年很可能会消失，但他们都无动于衷。
落水村的村民对开辟旅游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做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毫无兴趣。甚至有一个年轻人大言不惭地说：“全国上亿人，只要每人来一次泸沽湖，我们落水人也吃不完。”
脆弱的生态环境
2004年6月5日，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栏目以“谁在污染泸沽湖”为题，对泸沽湖的垃圾堆放、污水处理、乱建酒店等问题进行了曝光。泸沽湖的生态环境和污染问题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过去，老百姓十分重视保护泸沽湖，当地没有洗澡池，也不允许将生活污水排进湖，甚至连洗澡、洗衣都不能在湖里。上世纪90年代，以保护泸沽湖为名成立的保护所引进了两台柴油铁船，由于柴油燃烧留下污迹，引起村民的反感和不满。他们暗中捣坏船只，后来保护所迫于压力取缔了铁船。
由于泸沽湖分属云南和四川共有，在地界、湖界存在许多争议，这给管理带来许多不便。土地可以分开，湖水难以分割，这方禁渔，那方在捕捞；这方禁伐，那方在砍伐；这方在排污，那方在扩建；没有整体性的管理机构。湖边尽管没有工业，避免了大面积的工业污染，但是生产生活废水的污染不可避免。由于泸沽湖岸边的土质是沙地，容易渗水，村民们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家家设立标间，建起洗浴室，这样对湖水的污染可想而知。
而外来物种的涌入，更是从根本上切断了当地的生物链。上世纪70年代，有关部门曾在湖中放养了鲤鱼、草鱼、鲫鱼、鳙鱼等品种，不幸的是还混入了麦穗鱼、鲰虎鱼等杂鱼。它们会争食，还会吃其它鱼子，这对本地鱼种是沉重的打击；放养的草鱼吃掉了许多水生植物，这使得泸沽湖特有的菠叶海菜花遇到了极大的危机。1998年，有关部门在泸沽湖放养银鱼，由于银鱼繁殖非常快，死亡率也高，对当地水质形成了污染。目前，泸沽湖的特种鱼裂腹鱼已经灭绝。
笔者最近一次到泸沽湖，在湖边的旅馆里接触了许多外地商人。他们在与当地人商谈投资项目，如水上飞机、脚踏游船、湖湾高档别墅等，这些现代化的设施，将会给泸沽湖的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灾难。
冲击、磨合之后，重构摩梭文化
泸沽湖的现代文明是与旅游业一起发展起来的，旅游业的发展，使政府不能不解决电和交通，交通的发展和电的开通，又使那里的电视、电话普及起来。如今落水村也有了电脑屋，游人和村民还可以上互联网，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事物的进入，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在新文明的进入中，如何来重新阅读自己的文化，修正自身的文化，并重构自己的文化。
到过落水村的人认为，落水村已经变味，变得商业性、没有人情味，但是与永宁山区相比，落水村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制度化、常规化的村规民约。落水村村民从电视、广播中，从与外来游客的交谈中，了解和掌握了不少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和民主意识。村内矛盾和纠纷不再以长老意志论定，而是由村委会在公众领域按规章制度以集体利益来裁定。是非标准比较明确，公众领域的扩大，带来民主机制与意识的提高，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进步。
而与落水村相比，一些未曾开放旅游的摩梭人聚居区显得封闭和落后，每当外人进入，他们总会说：“我们没有文化，我们落后。”而落水人毕竟经历过阵痛、冲击和长时间的磨合，有了更多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开放旅游的16年间，落水人接触了上百万的中外游客，不论是地位显赫的领导，家财万贯的经理总裁，还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学者，各行各业的人他们都接触过，由此也了解了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和现代文明。
通过与主流社会的交往，落水人还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精彩的，开始看到主流社会的问题，比如：虐待老人、性犯罪、环境恶化、人与人关系淡漠、婚姻急剧变化等。落水人以自己是摩梭人为荣，因为在当地，老人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安度晚年；性暴力是不存在的，家庭和谐，婚姻自由。
当然，落水村人也知道，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每个角落的今天，如何在发展中守护这片最后的母系文化家园，仍是个严峻的课题。
（本文由西部人文资源课题组提供）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08-7-2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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