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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点话题与理论贡献
具体来看，二十多年来学者们集中探讨的焦点话题以及其间作出的主要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对非遗保护工程的缘起、意义、机制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厘清和本土化阐释
1.梳理和阐述非遗保护工程的缘起和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其保护工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发起，因此，对相关概念和政策法规的正确理解无疑是各缔约国实施保护工作的根本。自“非遗”概念传入后，中国学者便纷纷追本溯源，梳理其在国际框架下兴起的背景和过程，厘清政策法规的涵义和要求，不仅呈现了非遗从概念到实践的历程，也为中国相关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巴莫曲布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一文，从政策形成史的角度，通过对教科文组织框架下相关事件和文献的追踪，系统梳理了非遗概念及其制度法规文件出台的前因后果、形成过程、张力关系及其意义，呈现了国际社会对非遗认知的不断深化和开放性建构的过程，为国内相关工作开展提供了重要知识背景和行动依据，成为迄今被征引最多的文献之一。朱刚以1989年出台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1997年启动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为对象，细致梳理了教科文组织系统内两条既平行又相互交织的工作进路，为理解国际非遗保护实践的内在理路提供了有益参考。
2.立足本土历史和社会语境，阐释非遗保护工程在中国兴起的内因及其独特价值。非遗保护工程何以在中国迅速兴起并蓬勃发展？它对中国到底有何重要意义？带来了哪些新观念？这些话题均为学者们热烈讨论。周星指出，非遗运动在中国所以迅速兴起，背景主要有三：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巨大社会与文化变迁激起的文化危机感和怀旧乡愁；二是全球化及西方强势文化的涌入，触发了中国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反弹乃至抵触；三是“文化革命”的政策走到了尽头，国家政策必然转向“文化保护”。安德明认为，非遗保护之所以能在中国形成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文化运动，有着内、外双重原因：内因在于我国民族自觉意识的不断加强，外因则是我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有关非遗保护工程对中国的重要意义，高丙中认为，非遗是“解毒剂”，保护运动在中国解决的一个最大问题，是重视民间文化，这改变了近代以来彻底否认“社会中的文化”的局面，使反复被“污名化”的民间文化成为具有合法地位的公民文化，让普通人在实践自身文化形式的时候被承认、被尊重，这可使中国社会从中大大受益。周星也认为，来自国际社会的非遗保护机制在中国推动了新“文化观”的形成——文化不再是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阵地，草根民众的创造得到尊重，因此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一次新的“文化革命”。萧放也将非遗抢救保护工作高度评价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史的新阶段”，是民族文化自觉与民众文化地位确认的文化启蒙，也是地方文化传统重建的重要契机与实践。学者们立足本土历史和社会语境，特别是对照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的上层文化对民间文化的蔑视和压制，阐发非遗保护工程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和价值意义，为在全球性框架中理解这场社会文化运动的多样化、个性化意义，提供了重要而特殊的视角。
3.参照国际非遗保护政策来检视中国非遗保护实践。这是国内非遗研究的主要路径之一。刘锡诚、叶春生等老一辈学者由此反思了相关学科在思想意识和学术认知上的不足，批评了国内偏狭的文化理念给非遗研究和保护工作带来的局限和弊端。安德明、康丽等则指出，教科文组织非遗政策理想化、模式化、缺乏解释性的制度设计与“缔约国复杂的文化事实”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保护实践出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以对保护理论的不断探寻和对现实问题的洞察为基础，在20年的时间里，中国学界和社会一道，不断转变观念，逐渐探索出一系列有效的非遗保护方法——从对“原生态”保护的坚持到对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强调，从对自身文化的“独特”“杰出”价值的凸显到对文化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表述，从对专业传承人的保护到“人人都是文化传承人”概念的提出，从对非遗事象的保护到对非遗生存传承空间的保护等，都体现了中国非遗研究不仅一直在努力与国际接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原则和行动同步，同时也为非遗保护的人类共同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和智慧。
4.阐发保护伦理原则和名录申报机制。朝戈金对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以下简称《伦理原则》）进行了详细解读和评述，指出该原则对各行动方进一步制定具体的伦理守则提供了指导性方针，对各国建构保护框架中的伦理维度、更新保护理念深具启发性。该文为中国非遗保护领域引入伦理分析的视角、应对实践中的伦理挑战，提供了基础文献和重要参考。周福岩指出，《伦理原则》在促进社区伦理共同体的认同、增进人民团体之间的宽容度等方面，具有与后现代伦理立场一致的作用。康丽则提醒学者深入思考与文化、资本、政治等多重权力关系有复杂纠葛的性别议题，以及如何权衡社区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教科文组织的非遗保护机制较为复杂，迄今形成了以《非遗公约》为中心，另包含九项措施、两个名录、一个名册和一种筹备性援助在内的基本系统。国内学者在积极汲取上述保护理念和措施的同时，还对其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负面影响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等进行了省思。马千里从自《非遗公约》起草阶段以来对名录机制的争议焦点入手，指出“代表性”一词在释义上的模糊是造成各缔约国利用该机制实现自己的政治、外交、商业等利益诉求的根源，他提出建立百科式的非遗公共平台，以实现“去利益化”。
（二）对非遗保护对象及其传承规律的探讨
1.辨析非遗保护的对象。丛书显示，中国学界十分强调对传承人、核心技艺以及更具整体性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空间与文化生态的保护。例如，刘魁立认为，“从根本意义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是对创造、享有和传承该文化遗产的人的保护；同时，对这一遗产的切实有效的保护，也特别依赖于创造、享有和传承这一遗产的群体”。对传统手工艺核心技艺的保护是较长时期内大家的共识，但收录在《传统手工艺卷》中的诸多研究表明：除了核心技艺本身，真正需要保护的是“使之保持与社会生活鱼水相依般的生态关系”。在民俗和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保护中，学者们也普遍强调了语境的重要性。例如，郝苏民、戚晓萍经过考察发现，甘肃洮岷地区“唱花儿”“听花儿”“聊花儿”的文化现象，是当地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要加强由文化生态组成的文化空间的保护。笔者认为，这些反对非遗保护实践中“去语境化”的片面做法、强调在生活中保护的理念，显然受到了中国民俗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便日渐出现的语境研究范式转向的影响：民俗被日益普遍地视为与特定语境相伴相生，其内容、形式、功能和意义均植根于特定的语境中，这一点在21世纪初非遗保护运动正式开始之前已逐渐成为民俗学界的共识，为后续形成的“在生活中保护”“整体性保护”等观念的提出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2.探索保护策略、路径和模式。例如，刘魁立提醒大家要遵循非遗保护的整体性原则，并阐明了其中包涵的六重关照，包括不“圈护”、兼顾时间向度和空间向度、尊重非遗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等，为正确开展整体性保护起到了警示作用。关于生产性保护，吕品田较早将其界定为：“力求在不违背手工生产规律和自身运作方式、不扭曲其自然衍变趋势的前提下，将传统手工技艺导入当代社会生活及产业体系，使之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积极保护。”2012年，在学界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生产性保护被国家列为指导性方针和策略，说明其作为非遗、特别是传统手工艺类非遗的保护模式的有效性。不过也有不少学者指出该模式具有局限性，例如徐赣丽认为，要解决生产性保护中出现的消费市场萎缩、传承后继乏人等问题，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提出了数字化保护、传承人口述史方法等，为非遗保护方法和途径的探索持续注入新的推动力。
3.强调中国本土非遗保护经验的重要性。中国本土的非遗保护历程源远流长，远在《非遗公约》传入前，已在具体实践、政策立法、调查整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此，杨利慧以河北涉县娲皇宫对女娲信仰400年的保护历程为个案，指出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不仅为国际非遗保护工作的推广提供了内因和基础，而且其中淬炼出的注重“内价值”与官民协作模式等经验，亦为后来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借鉴。廖元新对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研究也表明，“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对非遗保护在理论探讨、方法实践、学科走向等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4.对于“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论争。“本真性”是非遗保护实践以及研究中的关键性概念之一。总体而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大多数缔约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对非遗与本真性的联系基本持负向或较为负向的态度，对于非遗保护中是否应该坚持“保持不变”的原则在其他国家也引发了争议。在中国，学者们对此的态度也未形成共识。长期以来，有学者提倡非遗保护应该坚持“原汁原味”“原生态”的立场，如刘魁立等学者就强调非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需要保持某程度上的“本真性”，即“指一事物仍然是它自身的那种专有属性”。不过，本丛书收录的相关论文却反映了学者对“本真性”所持的复杂态度。例如，王霄冰对刘魁立的观点表示认同，但进一步提出，“本真性”的关键在于主客体交互作用之后主体领会、体验并传达非遗的“灵韵”，是表现与传承其中蕴含的信念、理想与精神气质。更多学者则对此持建构主义的立场：宋俊华认为非遗保护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干预实践；李静指出，非遗保护是一种话语知识的生产、一种文化和社会过程；刘晓春强调文化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若坚持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标准，很可能因遮蔽文化本身的历史性而阻碍文化的传承发展，扼杀文化的生命力。尽管限于篇幅和各卷的主题设置，本丛书并未设置“本真性”的专门议题，但依然展现出中国学人在这一重要话题上的不同声音。
5.追索非遗事象传承变迁的规律。该类研究为数最多，构成了本丛书的主要内容。刘守华对湖北土家族跳丧舞“撒叶儿嗬”进行了考察，提出地方对其开展的整体活态保护的做法，为中国非遗保护提供了成功范例。叶涛通过对山东沂源牛郎织女传说流变的分析，展示了该传说在地方政府和学者等的共同推动下，经由与地方民间文献、家族家谱的相互参证以及非遗运动的催化，最终实现在地化的过程。万建中考察了江西新余毛衣女传说从一则口头传说到一套完整的“在地化”话语谱系建构的过程，发现不同主体通过对叙事话语和空间布局的精心运作，使传说向当地自然景观、生产生活方式等生活世界靠拢。江帆发现古渔雁群体的口头传统在漫长历史变迁中，不断以族群记忆的方式对群体历史予以“建档”和“存档”。刘宗迪、季中扬通过对二十四节气的研究表明，非遗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不断与自然、历史互动，被注入新的内涵，并为其现代传承提供了契机。方李莉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景德镇陶瓷手工艺发展的研究显示，该手工艺在不同时期被赋予的价值和实用功能均有差异。总之，学者们发现，非遗的内容、形式、功能和意义均处于流变的过程中。正如方李莉所说：“任何的保护和任何的活态传承的意义都不如让传统融合在我们的生活中，融合在我们现代的创造与设计中，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现代社会肌体的一部分。”
（三）对保护主体的深究
1.关于社区中心地位的强调与论争。“社区”（community）是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工程系统中的一个关键词，其核心地位在本丛书中也得到充分强调。安德明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了社区的主体性及其实践的可行性和复杂性，指出社区概念体现了教科文组织对普通人权益的保护，建议通过社区内部分工，实现非遗保护中的社区主导。他还以家乡的田野研究为案例，指出非遗社区内部存在着异质性：在非遗重建的过程中，社区内部充满了多种立场、动机和诉求之间的碰撞、交流与互动。杨利慧梳理了《非遗公约》的相关衍生文件，归纳总结出教科文框架内“以社区为中心”原则的核心内容：社区以及构成社区的群体和个人是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的主体，应当最大限度地参与保护工作的整个过程并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也应成为非遗项目列入名录之后的受益方。她进而以北京高碑店村的研究为例，提出了“社区驱动”（community-driven）的非遗利用与乡村振兴模式。不过，对于社区是否应该在非遗保护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一些学者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如吕微明确提出反对“社区主义”，认为仅仅赋权给现实中作为自然传承文化主体的社区—共同体，而不是作为因自由实践而可能的道德主体的社区—共同体，会导致“社区主义”，而社区主义的非遗保护路径既不能维护道德主体的人权，也不能有效保护文化多样性。与之相呼应，张多在哈尼族的非遗保护实践中，也察觉到社区的不当参与在现实生活中容易造成社区主义，因此他建议重视社区参与的限度、效度和尺度。“以社区为中心”是教科文组织实施非遗保护的基本伦理原则，而中国学者对于社区内部异质性的发现和对社区主义的批评，显示出在理想模式之外的现实复杂性。
2.探究传承人界定与传承人制度的利弊。传承人是非遗保护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但是如何界定和遴选传承人？传承人制度有何现实利弊？这些关键问题引发了诸多讨论。高荷红在对满族说部及其代表性传承人的研究中发现，对传承人的评审和认定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江帆通过对辽宁省6个民间文学类项目的分析，认为以往的“民间文学传承人”概念应予拓展，应将有着城市生活背景以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精英型”传承人纳入非遗研究范畴。李向振则批评道，传承人认定制度的介入导致了官方认定和民间认可的不一致，影响了原有的组织结构，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组织者之间、组织者与参与人员之间关系的紧张。对此，他建议引入“集体传承人”认定制度。以上研究表明，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一方面激发了民众的保护意识，提高了其参与保护的热情，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新的文化等级化，影响了更广大的、未能获得称号的传承人的积极性。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关键性保护机制，还需要国内外的更多探索。
3.调查和分析传承人的保护现状。丛书显示，学界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传承人所处地位、面临的困境及解决的经验和策略。王加华通过对胡集书会参会艺人的调查发现，非遗运动为民间艺人提供了走出现代化危机的重要契机，但自上而下的非遗保护并不能彻底解决他们的生存和传承困境，只有创新内容和形式，满足当下的市场需求，才是根本出路。钱永平通过对平遥王氏中医妇科的考察，认为王氏妇科传承的成功之处在于重视代际传承、注重医德教育和利益均衡、增强传承能力等。但是，王立芳发现，多年来国家层面对杂技保护走的是精英化路线，多数草根艺人依然游走于江湖空间中。上述研究显示了中国学界对传承人生存现状的关切以及为其疏解困境而献计献策的努力。
4.考察多元行动方之间的互动与博弈。马知遥对中国北方三地民间布老虎文化存续现状进行对比调查后提出，政府应成为保护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行者，但也应警惕其中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态度、认知和能力以及权力操控可能造成的对非遗的漠视和损害。代改珍展示了在各级政府、社会精英、村落基层组织、村民、社会媒介乃至乡贤、游客的合力共谋下，乡村历史文化经历的再造过程。以上研究表明，主动进入或被裹挟到非遗保护过程中的各参与方的作为及其权力关系不仅重构了非遗，也为非遗的存续制造了新的现实语境。
（四）对非遗资源转化发展的探索
自2006年《非遗公约》生效以来，教科文组织对非遗保护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持审慎态度，并经历了从拒绝排斥到接受的过程。与此相较，中国学者似乎大多未有类似顾虑，而是更多肯定非遗作为有益资源，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的正向作用。
1.注重非遗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宋俊华认为，可持续发展是非遗保护的语境、实现方式和目的，非遗保护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这一人类基本共识，以顺应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确保非遗项目的生命力。巴莫曲布嫫以“藏医药浴法”为例，展现了如何将非遗实践中所蕴含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行为反映在申遗工作每个环节的实践过程。叶舒宪认为，非遗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变文化遗产为文化资本”。
2.强调非遗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丛书各卷均有不少论文讨论这一话题，在《“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卷中尤为集中。中外学者探讨的话题广泛，具体包括：非遗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社区主体性、遗产旅游、民间工艺、口头传统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列入非遗名录对乡村的影响；遗产化的反思以及非遗对于乡村振兴的意义；等等。鉴于相关讨论较多，这里仅略举几例。黄永林认为，非遗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使其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具有多重作用和价值，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萧放概括了民俗传统助力乡村振兴的三大原则、七大途径。张士闪以山东“惠民泥塑”和“昌邑烧大牛”为例，认为非遗保护与国家基层社会治理具有互益互补关系，当代非遗保护的前景在于融入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并建议在乡村社区、特别是城乡接合部，合理重构“城乡民俗连续体”。肖远平、王伟杰则提出了“西江模式”，认为其成功之处在于以旅游开发为导向，有效建立了由景区、传承人、农户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
3.对于“遗产化”的论争。“遗产化”（heritagization）一般是指将地方、人、事物、实践、历史或观念作为过去的遗产而附加以价值的过程。在国际学界，“遗产化”一词往往含有负面含义，相关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也是批判性关照，将它与伪化（falsification）、固化（petrification）、虚化（desubstantiation）、闭化（enclosure）相关联。在本丛书中，一些学者同样结合中国实际，对遗产化展开了批判。例如岳永逸、蔡加琪通过对河北龙牌会30年研究史的梳理，认为“非遗化”只能有限度地给草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注入活力，因此，应该给非遗运动“刹刹车、减减负”。毛巧晖也认为，当特定区域群体的文化被遗产化、公共化后，带来的是内外边界的模糊或隔断以及仪式在时间、空间上的规范化、标准化，其间仪式与叙事及信仰因素的关联被割裂，这都违背了非遗保护的初衷。施爱东则以“保卫端午”事件为例，揭示了现实中非遗申报所引发的对文化权利的争夺。彭兆荣指出，遗产是一种带有资本性质的财产和主观解释成分的表述，与技术主义和社会再生产密切关联，因此无法摆脱政治和商业化的影响而沦为“被劫持”的符号，成为“被制造”的遗产。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遗产化也为民间传统带来了一定的正向影响。比如高丙中在多篇文章中均强调，非遗话语肯定了原本处在边缘和弱势地位的民间文化的无可置疑、不可替代的价值，更使民间信仰得以“归其本位”，对于中国社会公共文化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周星认为，“文化遗产化”是民间信仰获得合法性的路径之一，使之可以暂时摆脱意识形态的困扰，彰显其中的“民俗性”“中华性”“公民性”，从而实现“去污名化”和“脱敏感化”。彭牧的文章也显示，遗产化使得地方性的民俗传统获得了超越地方性的能力，显示出地方性与全球性的深刻关联。
（五）对非遗语境下学科建设的省思虽然非遗保护关涉多门学科，但它与民俗学的关系显得尤为密切——民俗学为相关工作的形成和开展提供了根本性的学理基础。正因如此，民俗学与非遗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民俗学界讨论的热点议题，这也在本丛书中得到反映。例如，乌丙安认为，非遗保护的热潮使民俗学成为热门学科，应适时创新民俗学的理论和应用，使民俗学学科有开拓和突破。户晓辉分析了二者之间内在的深刻关联与同一性，认为非遗保护既是民俗学实践属性的实现，也是相互审视并重建实践民俗学的机会。不过，也有学者强调学科自觉和“纯学术性研究”的重要性，提醒学人对民俗学可能被行政权力“化”要保持警惕，并摆脱非遗化的束缚，给学科更开阔的天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丛书编纂完毕后，探索建立一门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日益成为中国政府以及各高校意欲实现的目标。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和博士点”。近几年来，非遗学科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成为学界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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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于佳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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