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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非遗概念正式进入中国社会和学界视野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学者们的研究已几乎涵盖所有的非遗领域，体现出以“保护实践”为出发点的特殊性，形成了多学科共同参与的“非遗学术共同体”。整体言之，这些探讨主要涉及五大方面的话题：对非遗保护工程的缘起、意义、机制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厘清和本土化阐释；对非遗保护对象及其传承规律的研讨；对保护主体的深究；对非遗资源转化发展的探索；对非遗语境下学科建设的省思。这些研究不仅为中国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性装备、前行的路径与方法，以及规避风险、减少失误的警示器，也为在全球性框架中理解非遗保护在不同缔约国中的实践与意义，提供了重要而特殊的视角。不过其中也存在深度研究缺乏、研究不均衡以及分类体系相抵牾等问题，亟待未来予以修正和改进。
关键词：非遗研究；中国非遗保护20周年；学术史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精粹”丛书
尽管中国本土社会对世代相传的民间传统的保护由来已久，但在全球性保护框架内开展相关工作，还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的事情。2001年，中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非遗”）这一陌生又拗口的概念正式进入中国大众和学界的视野。更值得瞩目的重大标志性事件，是在教科文组织制订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以下简称《非遗公约》）获得通过近一年后，中国于2004年顺利获批加入该公约，成为全球第六个加入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并在国家层面开展非遗保护行动，今年正好20周年。对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而言，这二十多年是逐渐成长、日臻成熟并富有自身特色、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骄人历程，因此意义不同寻常。对此，学界应予以充分梳理和总结，以利于盘清家底，做到自知自觉，也有利于在未来保护工作中扬长避短，获得更大发展。
非遗保护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始终在理论指导下探索发展，与非遗研究相伴相生。对中国非遗研究这二十多年来取得的成果，学界已有零星的相关梳理和反思。例如，马知遥、刘旭旭对2001—2018年间的研究著作进行了集中统计分析，彰显了学界不断阐释、厘清和完善非遗概念、特征、价值以及构建非遗学的努力，同时也指出了学界对非遗工作支持与质疑并存的多元态度。张琳通过对知网文献进行检索和整理，对2001—2014年间的国内外非遗研究进行了综述，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非遗的概念和特征、分类、传承和保护、开发利用四个方面，特别是关于非遗开发利用的研究较多，但是针对非遗的分类研究和具体保护措施的探讨还有所不足。张荣天、管晶重点对非遗旅游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我国有关研究在概念内涵、价值评价及开发模式等基本问题上已达成共识，但还存在缺乏主位视角、研究内容较为分散、研究方法多为定性研究等问题。谢菲则从非遗理论的建构与探讨、非遗概念与保护体系的历时性、建议性与反思性研究，以及非遗保护与管理的经验性研究三个方面，对国外非遗研究进行了专门爬梳，发现我国与非遗研究相对成熟的国家相比仍有差距，认为国内非遗研究应强化过程性与互动性的观察视角，深化学科联合，同时研究主题需与保护行动紧密结合。另外，近年来一些学术刊物也不断加强对国内非遗保护工作的总结和反思。例如，《民间文化论坛》从2022年起，每年组织学者撰写上一年度非遗研究年度报告，对相关研究中体现出的特征、趋势、热点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等进行总结。上述学术史的梳理和反思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为后续的研究和保护实践提供了借鉴。不过，整体而言，迄今为止，学界对国内非遗保护二十余年的学术成就仍缺乏较为全面、细致的梳理和总结。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北京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师大非遗中心”）和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精粹”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为主要案例（涵括2001—2020年间的部分代表性研究成果，详见下文），同时适当补充迄今为止（2024年8月）的其他相关事件与成果，从中检视中国非遗研究24年（2001—2024）来所取得成就的主要特征、探讨的主要话题与做出的主要理论贡献，以及反映出的主要问题，以此向中国学界和社会为非遗保护工作付出的巨大努力致敬，同时也为这一伟大事业未来的发展壮大尽一份心力。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精粹”丛书的编纂缘起
2019年底至2020年，有鉴于国内学界对长期以来非遗研究和保护实践的系统梳理和总结不足，再则，大量的学术成果散见于各类刊物甚至新闻报道中，未能得到充分、及时的集中展示，不利于从整体上总结、把握中国非遗20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北师大非遗中心和民间文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作，在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文化遗产与文化传播”建设项目的资助下，编辑出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精粹”丛书（2021—2022年出版）。丛书以教科文组织《非遗公约》的分类为纲目，共计7册，分别是：康丽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精粹·理论卷》（以下简称《理论卷》，其他各卷的简称类同）、万建中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精粹·口头传统卷》、岳永逸、林旻雯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精粹·表演艺术卷》、王尧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精粹·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卷》、杨利慧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精粹·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卷》、彭牧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精粹·传统手工艺卷》、杨利慧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精粹·“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丛书共遴选、收录文章191篇，其中最早的一篇是张士闪发表于1999年的《游艺民俗与艺术的起源》，其他文章均写于2001年以后，以2014—2020年间的最多，发表时间最晚的为2020年末。该丛书“首次较为全面地梳理、总结并展示了中国学界在非遗理论与保护实践、口头传统、表演艺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以及社会仪式和节庆等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编纂目的是“将中国学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总结和集中展现”，以便“更好地认识非遗的本质与规律，增进本土非遗理论的建设，促进非遗保护与发展的实践，并更有效地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经验和视角”。各卷所遴选的文章既有历时性的审视，又有共时性的对照；既有宏观的理论分析，也有具体的案例研究，以及操作层面上的建言献策；既从多方面展现了中国自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也揭示出其中交织的复杂张力以及学界对其的深刻反思。虽然限于篇幅和编纂者的个人旨趣，文集的遴选不免挂一漏万、无法含括所有重要成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该丛书依然可为窥豹之管，体现出非遗概念传入以来相关研究领域的主要成就。
二、主要成就特征
从入选丛书的近200篇文章，以及迄今为止的其他一些相关事件与成果，可以鲜明看到中国非遗保护研究24年历程中所取得成就的一些突出特征：
（一）几乎涵盖所有非遗领域
二十多年里，中国学者的研究已涉及非遗的方方面面，不仅在一般理论的阐发上多有建树，而且在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与仪式和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五大领域上，也有出色探讨。在丛书的《理论卷》中，学者们集中对“非遗”的概念与历史以及诸多横向问题——包括社区参与、商业利用中的经济导向与社区导向、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名录标准、伦理问题，以及保护实践带来的学科建设契机与多方面影响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讨。其他各卷则广泛展现了学者们对作为非遗的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歌谣、说唱及其保护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对表演艺术传承人及其说唱艺术、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以及相关学术史的思索；对节日、民间信仰、集会仪典和社会实践的探索；对节气、历法、传统医药、珠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的研究，以及对包括景德镇陶瓷、年画、唐卡等在内的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变迁和生产性保护等的思索。《“一带一路”国家的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卷，则突显出中国学者携手国际学界，积极助力国家非遗保护、“一带一路”建设与乡村振兴三大战略，在非遗如何促进乡村振兴方面的观察与思考。入选的论文之间也常形成多声部的对话关系，尤其是在“社区中心原则”“本真性”“遗产化”等重要主题的研究上还出现了较集中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观点交锋（详见下文）。
（二）多学科共同参与
非遗牵涉领域广泛，远远超越单一学科所研究的边界。与此相应，本丛书的参与者，既有来自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哲学、艺术学、政治学、法学、新闻传播学、旅游研究、产业研究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也有来自医药学、数学、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不同学科在研究中既有对研究对象作为“非遗”的共性的把握，又常带有自身学科视角和方法的特点，鲜明呈现出非遗研究的跨学科交叉融合特点。这一点，笔者在编纂《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卷》时体会尤深：相关文章探讨的内容广泛涉及民俗学、民间文学、人类学、医学、体育学、艺术学、数学以及天文历法研究等，来自多学科的诸多学者共同探讨了二十四节气、藏历、彝族太阳历、《黄帝内经》的“五运六气”理论、古典针灸理论中的自然观、传统武术中的宇宙观以及珠算中的宇宙视野等。不过，无论涉及的内容如何广泛，对该传统知识作为非遗的内涵阐释、面临的传承危机、国际性非遗保护工程带来的机遇、保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的共同关注，使得分散的话题得以凝聚，庞杂的学术队伍得以联结并形成一个“非遗学术共同体”，也为有关非遗学科的建设提供了可能性。
（三）理论阐释与保护实践相结合
笔者在梳理和反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自1949年以来的七十多年间发生的从“民俗教育”到“非遗教育”的发展历程时发现：21世纪以来，受非遗保护工程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学院派民俗学的建设之外，学者们还开展了大量以非遗保护为中心的公共民俗学实践，使学院派民俗学与公共民俗学得到了极大的融合。本丛书也突出地体现出这一特点。各卷均既有对非遗基本概念、发展历史、价值与意义等的梳理和阐释，也包括大量探索和总结具体保护方法和经验的应用性文章，以及对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学术性批评，鲜明体现出非遗研究以“保护实践”为出发点的特殊性，以及在非遗保护工程的推动下学院派学术与公共文化工作的融合。在非遗保护工程的推动下，如今学者们既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基地开展非遗研究和学科建设，同时也积极以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对国家和地方社会非遗保护和发展实践中的问题进行理论反思和建言献策，两方面相辅相成，均因非遗保护工程而获得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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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于佳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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