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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河口民俗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钢瓦厢决口之前，今黄河入海口地区，基本上是大清河的入海口。当时利津县的肖神庙是位于河口与海边的一个港口。
1855年黄河由利津入海以来，山东境内的下游河段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演变时期。决口之初近20年的时间，因为缺少堤防约束，河水漫流，泥沙淤积在两岸平原，河口基本上是稳定的。随后，下游大堤形成，泥沙淤积下移，输往河口的泥沙逐年增多，河口三角洲不断扩大。因为尾阎河段一直处于淤积、延伸、摆动的演变过程之中，入海河口曾经多次改道。建国之前决口改道有50多次，其中较重大的就有7次。建国后为了增强河口地区防洪的主动性，在河口尾阎适时进行了三次人工改道：1953年甜水沟改道走神仙沟；1964年神仙沟改走钓口河；1976年5月实施了第三次人工改道，从清水沟流入海至今。
黄河入海河口有时不只一个，当地人习惯称主要入海口为“一河”，然后依序排列为“二河”、“三河”等等。1947年黄河“复故”之后，神仙沟为“一河”，同时还有“二河”甜水沟、“三河”宋春荣沟。三股水入海的河道，把黄河三角洲与内陆分隔开来，形成了一片海岛，孤零零地处在荒漠之中，被人称为“孤岛”。甜水沟从岛的中间流过，把孤岛分为两半，一半称作“大孤岛”，一半称作“小孤岛”。后来，甜水沟与宋春荣沟相继涸竭，黄河由神仙沟独流入海，孤岛与陆地连成一片，但孤岛的地名却从此留在地图上再也抹不掉了。
黄河不断地在海口造陆，每年都有大片的新土地诞生，附近的人称之为“喷地”，形象而有动感。我们以黄河改道前大清河口的肖神庙为坐标，来看黄河造陆的规模，相信会比列举数字更容易被人记住。1855年时，肖神庙是一个港口，那时它紧傍大海，现在的肖神庙，是一个村庄，距离大海已有50多公里了。
这一章所记载的就是这片百年之间造成的新土地上的风土民情。
河口移民多
黄河地区移民是有传统的，早在明代初年，就有大批移民来到大清河口，他们形成了利津县居民的主体部分。相对于以后移民来的人，他们则自称为“老户”。以后的几次移民各有原因，各有特点，先在新土地上建了一个垦利县，又在河口地区建设了一个大油田，因此有了一个拔地而起的东营市。
（1）利津老户
利津，金明昌三年十二月（1193年1月）建县，因为傍近大清河的县城一带，是山东内陆的一个出海口，地方繁荣，河口地区又有土地可以垦耕，因此成了一个移民所趋的热点。今天称为“老户”的居民大半都是明初的移民。近年调查的结果是：
南宋、北宋、店子、前刘、王庄、明集、盐窝、利津等8个乡镇中，90％的村有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移民户，其祖籍为直隶（今河北）枣强县。他们之中世代流传的歌谣是：“要问老家在哪边？直隶省的枣强县。”
大赵、北岭、汀河、陈庄4个乡镇，80％的村庄有明洪武年间的移民户，其祖籍是山西洪洞县，俗传移民时都集在大槐树下，所以他们传唱的歌谣是；“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这些移民在利津又经历了黄河夺大清河入海的事变，风风雨雨的生活现在虽多为深久的岁月所淹没，但留在村民口头上的传说仍能为我们画出一个令人感叹的轮廓。从这类片断的传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时的自然面貌、居民职业、生产状况，也可以看到移民的习惯与心理。
刘家夹河村，居民于明洪武年间由枣强县迁来，选择的土地在两河之间，姓氏与地形相连，村子便叫“刘家夹河”。后来因为水灾，把村庄分为两半，一村分为两村，一名“大刘家夹河”，一名“小刘家夹河”。
刘家村，明洪武二年刘氏自枣强迁入利津，以铣制纺织用的绽杆为业，被称为“绽杆子刘家”，后来才简称为“刘家”。
双合村，明初李姓一家由枣强迁来大清河口，择一高地建村，取名“台子李”。“台子李”村西原来有一个村庄，是有名的“杨家码头”。黄河夺大清河入海之后，码头被破坏，“杨家码头”改名“窝泉”。1947年，“台子李”与“窝泉”合并为一村，取名“双合”。
船王，明初王氏一家由枣强移来建村，村址紧靠大清河，居民以养船为业，人称“船王”。
张窝，明初张姓由山西洪洞县迁居到利津，初来时没有房屋，多年住在窝棚里，人称“张家窝棚”，年久之后改称“张窝”。
买河，枣强移民初来时，住在河边，后来河水改道，有一个富户买下了旧河道开辟为良田，远近闻名，村子也被称为“买河”。
里八庄，相传明初有李姓人家由山西洪洞移居来此建村，村名“李家庄”。后来因村中的大户，每年都在打麦场的四周放八个大缸储水防火，村名被改称为“李八缸”。过了些年，村里人认为“李八缸”这个名字不吉祥，改称“李八庄”，以后又谐音改为“里八庄”。今已分成“西里八庄”和“东里八庄”两个行政村。
刘官斗，明代刘姓在此立村，取名“刘家屋子”。到清代，村庄扩大，改称 “刘家庄子”。同治年间村里形成集市，逢集市设立“官斗”以保公平交易，因此扬名，被称为“刘官斗”。
盐窝，据传明洪武二年（1369年），季姓人家由山西洪洞迁来建村，以晒盐为业，村址较高，周围都是盐滩，因此村名“盐墩”，以后又改称为“盐窝”。现在因村大户多，又分成“盐窝西村”、“盐窝中村”、“盐窝东村”三个行政村。另外，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黄河决口曾将盐窝东村的一部分住户冲散，这部分人另建新村，自称“新村”。
十六户，相传明洪武二年由山西洪洞迁来16户人家，16户人家各不同姓，联合建村，取名“十六户”。1926年黄河决口，冲毁村北堤坝，部分居民在残坝头北侧另建新村，名叫“北坝头”。1946年，因十六户村大，分为南北两村。北边的村大，自称为“大十六户”，在南的不甘称“小”，定名为“南十六户”。
七龙河，民间传说此地原有古村，名为“松林镇”，因为兵乱与瘟疫，人口锐减，只剩下三户。明初从枣强移民来此。地方多水患，人们以为水中有恶龙，便把匕首缚在牛角上，刺杀河湾中的恶龙，并立村名为“匕龙河”，后讹为“七龙河”。
（2）清末民初的垦户
因为黄河河口地区淤积土地渐多，到清光绪八年（1882年），已有垦户出入。这时来垦荒的多是自奔而来的少数农户，官方采取鼓励的态度，由县署发给“领单”、“验单”，收取很少一点手续费。以后，山东省成立垦务总局，改“领单”、“验单”为“司照”，并下令利津县设“司照房”，按户填发给垦户，按亩收租。光绪三十年（1904年）官府将填发过“司照”的土地作价出租，按当地大亩（1亩合市亩3.6亩）收押租一吊，岁租200——400文不等，发给租佃户用木版印成的字据，叫做“承佃照”。字据上言明，租户对土地，只有耕种权，没有处理权，拖欠岁租者，收回上地。
这样的政策使垦户们体会到了优惠，此后垦户日渐增多。在这种形势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官方在利津县盐窝镇设立了垦务分局，下设仁、义、礼、智、信五路，对新垦荒地进行全面丈量登记。
也就从这时起，新荒地上出现了桃花园子（今垦利县永安镇）等一批新的村庄。 民国初期，黄河河口一带频繁决口，三角洲很快扩大，自由投奔来的移民也越来越多。
民国最初十年基本上沿袭清代旧制。民国4年（1915年）以办理垦务失当为由，将各分局撤销，不久又恢复分局，取消“司照”，改发“承垦证书”和“所有权证书”，丈放地亩，分为五等，先发“承垦证书”，每亩交保证金一角，到竣垦时，垦户交还“承垦证书”，交清地价，再发所有权证书，每证收费2元。民国5年（1916年）将地级改为三等，取消“承垦证书”，只发所有权证书，以免拖欠地价。
民国10年（1921年）黄河在宫家决口，五县被淹，决口堵复后，河流漫溢的地方淤为良田，附近居民争相垦种，但这时来垦田的人多数是春来冬去，还没有几个像样的村落。
（3）军垦前后
民国19年（1930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他治下的59旅派到黄河三角洲屯垦，将大片土地圈占划级，分封给官兵，士兵每人50亩，连长、排长每人1顷，连长以上人员无定数，多少不等。
屯垦的官兵将封给自己的土地租给佃户耕种，他们实际上都成了地主。
屯垦的军队到“七七事变”之后撤走，土地多归佃农所有。这期间军队的驻地有些就变成了村庄。韩复渠部二十师撤走之后，佃农就地建设村庄，村名仍叫“二十师”。当年官办的“惠鲁学团”，撤走以后，佃农建村，也就取名为“惠鲁”。此外还有以军队营连驻地取名的村庄，如“王营屋子”等等。
（4）漂流来的鲁西难民
民国24年（1935年），黄河在郓城县决口，浸漫菏泽、郓城、嘉祥、巨野、济宁、金乡、鱼台等县。当时的省政府组织4200余人到黄河三角洲垦荒，每200人编为一个大组，每个大组又分若干小组，按组划分土地，就地建村。他们建村时，有的以大组为名，有的以数字序列为名，这些村名至今尚留有往年的痕迹。如那时的第八大组，被分配在垦区东北部，他们将在北边的住户称为“下八大组”，在南边的称为“上八大组”，这样的地名沿用了很久。现在“上八大组”已更名为“永安镇”，“下八大组”却还叫“下镇”。以数字序列为村名的，从“一村”一直到“二十五村”都一直延续下来。
当时这里社会情况十分复杂，租佃关系也很混乱，有红契、完粮升科的“民地”、未完粮升科的“所有权地”、无所有权但有“老照”的“照地”、有“公地”（又分有主、无主两种）、无契的“计口授田”、有契无地、有地无契、地照不符、黑地种种，一时间“司照”、“县照”、“承垦单”、“皂地”、“承垦证书”、“试垦证书”、“迁移照”、“飞照”，重复压盖，土地纠纷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在这样的复杂情形下，鲁西灾民到底还是站住了脚，成了1855年以后黄河三角洲上第一批正式落户的居民。
（5）对移民的安排
1941年，中共清河区委在以八大组为中心的垦区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和垦区建设委员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又建立了土地整理委员会（后改称土地局），颁布了《垦区土地整理暂行方案》和《垦区公田垦殖暂行办法》，办理土地陈报，调解土地纠纷，承认垦区移民的财权地权，为奖励垦殖，又将公田无代价地分给农民，每个壮丁发给30亩，三年不交公粮。
由于实施了上述政策，前来垦区定居的贫苦农民，在1941年7月至1942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有4000多户。这些垦户多来自莱芜、昌潍和鲁西南等地。
建国以后又有几次比较集中的移民。
1949年秋季在垦区新成立的垦利县接受了由鲁西南的东平、巨野、寿张、阳谷、梁山、嘉祥迁来的3000多户灾民，他们都持有原居住地政府发给的“灾民证”。今垦利县的友林、新林、丰林等村，就是那时新建的村庄。
1958年，因为东平湖扩展蓄洪，由梁山县迁到河口地区5200余人。这一批移民按国家规定，整村搬迁，事先由省、地、县、区组织联合搬迁领导机构，按每户人口多少，先盖好房屋，划出土地，准备好生产生活用具，移民一到就有吃，有住，有地种。他们当年就获得了农业的大丰收。如今垦利县的利林、东增林、西增林、大增林、新育林和兴林6处村庄，就是这一批移民的新家园。
1960年冬天到1961年春天，由附近的广饶县迁入孤岛1900余人，这是因为当时广饶县的一部分地方土地严重碱化，人民生活困难，而孤岛地区有荒地待开发。这一次共建立了10个新村，开垦土地1万多亩。
（6）移民风俗面面观
河口地区既是百年以来的新土地，这里的居民自然也都是不过百年的新住户，他们或远或近，都是从外面迁居而来的。从各处来的人，有朝一日必定融合成一种特有的河口地区民俗，但是直到现在，这种融合还在进行之中。从这片新土地上的垦利县，明显可以看出，居民风俗习惯可以分成三大片：县境南部因为从前属于利津县，一切风俗与利津相同，就是前面说到的“利津老户”；县境东部，居民在不同时期由邻县的广饶、寿光迁居而来，地方仍与原籍相连，其习惯自然与他们的故乡没有多大区别；县境北部居民的主体是鲁西南来的人，才几十年的光阴，还不能使他们改变从老家带来的人情交往的方式。
这种尚未融合的风俗，从住宅上一眼便可以看出来。
利津老户的住宅为“田”字形院落，正房坐北朝南，木棂大窗。正房之前一般都有东西配房（厢房）。无论如何都要套起院墙，院墙用红泥（淤土）加麦草和好垒砌，最后盖起小门楼或栅栏院门。一定要有院子，一定要成独门独户。
寿光一带的移民，习惯在田间建屋，坐北朝南，为了防冬季的北风，房屋后檐比前檐高，人称“墙矮背高”。因为前面屋面大，无须粗大的房梁，支撑多靠屋檀，又被称为“梁细檩粗”。屋墙多用红泥和麦草交叉砌成。只盖正房，不盖配房，多不设院墙，开门见洼，也就无所谓院落。他们的这一种房舍被其他地方迁来的人评“雨怕火”。
鲁西南的移民，当年是遭洪水袭击逃荒而来，无力营造象样的住处，多住“马架子房”，住处也常常是不固定的。旧时的歌谣唱道：“三根木棒一架梁，芦苇做顶泥巴墙。垦荒打鱼养儿女，顺河找地任我闯。”从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随地安家，遇上水灾，扒了房子装在小车上，男子架车，妇女打偏（在旁拉车），另寻安身之处。苦也够苦，但也习以为常。
在河口地区，同样一种食物，做法不同，口味不同，名称也不相同。比如从前垦区居民平日最常见的主食是高粱面与大豆面混合饼子，利津老户叫作“窝窝”、“饼子”，鲁西南的移民叫做“窝窝”、“烀饼”，寿光一带来的垦户则称为“面子”。但是就地取材，他们也有共同的食俗，苇洼里有的是河蟹，秋天里捉了，用盐水腌好，称“咸毛蟹”，下酒下饭，是家家都有的东西。从前粗劣的主饭，下饭要有带些刺激的菜肴，虾酱大葱是配成一套的农家常食，所以谚语说：“大葱蘸虾酱，越吃越旺相（健康的样子）。”
垦户的生产，从前都是靠天吃饭，遇有丰年，称之为“天收”、“神收”；碰上歉收年，则谓之“贱年”、“灾年”。所种的作物，一般为春播的大豆与高粱（俗称“秫秫”）。昔日的口号是：“庄户小财主，十年九林林。”生荒地里种豆子，种高粱，并不施肥，也不必彻底整平土地，长长的田垅，稀稀的行距，通风透光特好，秸棵发育粗壮，因此当年种地的传统是“稀稀拉拉的豆子，满天星的秫秫”。一年当中，除了秋收，最忙的日子是农历四月在长长的田垅里为秫秫间苗（俗谓间苗为“剜田”）。蹲在望不到头的田垄里，垦荒人就哼唱这样的谣儿：“千年万年，四月剜田……”但是，现在已很少有人种秫秫了。
冬季是一个农闲的季节，多数时间都在家里无事可做，俗称“猫冬”。这期间，从山东东部来的移民，利用他们的旧关系，赶着牛车，推着独轮车（旧时的木质独轮车，行走起来声响很大，因此上名称“叫木喳子”），贩运大豆到益（都）、寿（光）、临（淄）等地。现在看来他们的行程并不远，但在几十年前，这些人的作为，在垦区是被看作“有能耐”的。另有一些人家，在深秋季节，男人穿了牛皮的裤子下洼割苇，到滩上割红荆条（柽柳条），储存在屋前；在冬季，编筐拧篓，编织苇席，也算是一种副业。有些男人，在冬天里组成猎队，在荒洼里打野兔，打飞雁，也有相当收入。
垦区里的生活比大洼之外，要简朴一些。在从前，出门都靠步行，胯下有一匹“走驴”，就是“富者”的表现，那“走驴”项下要挂个红缨穗，表示这事物的不凡。年节间的娱乐最普遍的是敲锣打鼓，差不多村村都有一套锣鼓，锣鼓的谱牌有《九龙翻身》、《得胜鼓》、《步步登高》、《翻身锣鼓》等几套。丰年时农历正月十日灯节这一天，周围数村联合演出，其时也有传统规矩：上午唱豫剧，出场的是鲁西南来的移民；下午唱洋琴（吕剧），出场的是利津老户。
跟着黄河跑
由外地向黄河河口地区移民垦田的活动，到60年代大体上就结束了。但黄河不断以大量泥沙向大海推进，每年都有新土地产生。当地的人也像大河一样，随之将自己的家园向前扩展。
黄河新生成的土地，统归黄河国营农场所有，这种管理，有时听起来也像是传奇故事。我在河口采风时听人家说，有一年秋天，农场有两个工人看见有一户种田的人用拖拉机往家拉大豆，拉了一车又一车。两个人估算，他种的那片地，产不了这么多的粮食，就顺着拉豆子的道进去看看，看过才知道，那地方又多了一千多亩地。这也许只是个传说，但你若是到过河口就会明白，这里的新土地的确天天都在变化，月月都在增长。
这些新土地，有许多还是要有代价地分给当地人来耕种。因为从来人们就称河口淤荒地为“大洼”，到“大洼”里种地就称为“下洼”。“下洼”的人随着新淤土地一年又一年地向前推进，人们把这形象地叫作“跟着黄河跑”，或简称“赶黄河”。
“下洼”的都是本地人，最初离家不甚远，一般是春去冬四，俗称为“跑趟户”，越走越远，有人觉得不方便，常年住下，就成了“常住户”。
“下洼”人的住处，都以原村名为村名，只在村名下加“屋子”二字，好像是说：“这是某某村的人来此种地人的屋子。”他们称原来的村庄为“老家”，称回原住村为“回老家”或称“上去”，从老家口“屋子”则为“下来”。
近年又有新的开发新土地的形式，如垦利县在现行黄河入海口新淤地上开办“万头羊牧场”，牧羊人也都住在“地屋子”里。过些年不知会有怎样的变化。
我到两个从前形成的种地屋子区作了考察，情形各不相同。
1992年4月6日，我在西韩屋子考察。西韩屋子有64户，3100人，他们的土地分“耕地”与“撂荒地”两类，“耕地”1500亩，“撂荒地”1000亩。
他们的“老家”是垦利县董集乡的西韩村，距他们现住的“屋子”90公里。1965年，还在公社化期间，生产大队决定迁一部分人“下洼”，当年勘察了地点，划定了土地。1966年春天，20几户人家在洼里“安村”。他们一直是远在90公里之外的西韩大队所属的一个生产队，设有生产队长、会计、保管等职。公社取消之后，“老家”西韩村不再有“生产队”这一级组织，但在西韩屋子，因为他们并非一个行政村，仍自称为“生产队”。许多由行政村行使的职权，统由“老家”的行政村执掌，例如领“娃娃证”（计划生育指标）、缴农业税等事，都要回“老家”办理。 “立村”之初，所有人家都住“地屋子”。这是一种半在地下，半在地上的房屋。掘地为室，上方搭“马架”，以草覆顶，十分简陋。屋子里很潮，铺很厚的干草，不再设床，人就睡在干草上。“地屋子”之后，是“土屋子”，以上垒墙，架简单梁檩，屋顶以泥涂抹。第三代的房屋已改为与“老家”相同的瓦房。以土坯垒墙，房架齐全，上覆红瓦，有些气派了。我在村中时，恰逢有人建房上梁，仪式虽然简单，但是喜气洋洋的气氛特别感人。在洼里的人十分讲究邻里互助，这在为上梁仪式而张贴的对联中还有明白的表示，那联语是：“新房建成合村老少全支援；基础落实亲朋好友齐协力。”住宅的格局，也仿照“老家”的样子，主屋为坐北朝南的北屋，或称堂屋。前面或设东、西配房，或以“土屋子”的形式盖一排“棚子”，分别以用途称做“车屋子”、“牛屋子”。最近青年有置办摩托车的，就专门备一间“摩托屋子”，这倒是城市人难及的排场。一般人家都有院子，但很少见土筑的院墙，多数是用树枝或苇棵排成高而厚密的篱笆，俗称为“箔障子”。
农业种植，最初是种大豆与玉米。以后是大豆之外，主要的耕地一年两作两收，秋种小麦，夏播玉米。
副业有多种，早些年的一项重要副业是秋季割苇，割苇时已有人来买定，这些人多来自河北省的庆云、沧州、泊镇等地，他们买苇是作盖新房的材料。入冬农闲时，“西韩屋子”的男人就推小车、赶大车，按买主留下的地址去送苇子，一路上省吃俭用，只住收费很低的马车店，到了买主那里，买主很客气地请他们吃饭，这样地往返十多天回到家中，在70年代每次可以得到100元左右的收入。但到了80年代，苇价便宜，无利可图，这项副业就成了陈迹。就在我进村采风的那一天，外地有人来向他们定购可以编织的柳条，我听他们谈话，有“春货”、“伏柳”、“皮柳”等用语，村里人好像对此很感兴趣。这样的柳条并非野生，是要用心栽植的。秋季是他们打草的日子，所打的草有芦草、咕咕柚子、野荆子、茅草种种，用作牲畜饲料或冬季的烧柴。割草的工具则是长柄的大铁钅彡。
他们的生活比起“老家”有简化的倾向。日常用具多就地取材自制，如用野生柳条编成的小筐、提篮、浅子、爬篮，用树枝作成的炊具“篦梁子”，至今随处可见。他们常吃的野菜有曲曲菜、粑拉子、草鞋底、支楞菜、青青菜、马苋菜多种，其中蒸曲曲菜、马苋菜包子等已成为乡土风味中难忘的食品。他们也到海边去“赶潮头”打旱网拿鱼。冬日里男人们都会在草洼子里下绳扣套兔子。
节日的活动很少，除了过年（春节），最热闹的要数正月十五日的灯节。这一天家家都用萝卜、胡萝卜切成一段一段的，挖出油盏，做成灯，名为“灯碗碗”。到夜里点燃分送到井边、碾屋、磨屋、公共空地、大门、屋门、居室等处。这是一年中最辉煌的时刻。另外一个节日要属腊八，这一天按习俗要吃用大黄米加枣蒸成的“碗糕”。家有当年新娶媳妇的尤其不可缺了这一餐节日食物。
在这里，家有产妇的，要在屋门前竖遮苇箔，并在大门上挂红。小孩生下第六天，举行仪式，名为“过六日”，产妇娘家送鸡蛋、小米、布袋子（土裤）、半褥子、小袄等为礼。到满月时，“老家”来人接走产妇与新生儿，名为“住满月”。 民间所祀神灵很少，唯于北屋屋门东侧壁上贴黄裱纸天地诸神神位，每年过年（春节）更换一次。大年五更拜祭。举行婚礼时，对之拜天地。今婚礼趋向新式，但新人进家时仍要向天地诸神牌位行鞠躬礼。
最令人深思的是，这里的居民对“老家”的感情。他们在这里安家已有三十年，但是感情上几乎没有离开“老家”一步。刚到这里时，连道路都没有，他们也经常“上去”，回“老家”。近年因为有胜利油田在黄河三角洲上，道路畅通，生产队里买了吉普车，许多农户都有了摩托车，说起来，他们备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回“老家”方便。三十年间在这里出生和长成的人已经不少，但在这里出生，还要回“老家”上学，青年人的择偶婚配也多在“老家”。西韩屋子的东邻有于家屋子，两地相距仅1公里，三十年间非但没有缔结过婚姻，连日常生活方面也很少有联系。在这里最能体会到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和乡土观念。
西韩屋子其实已发育成了一个行政村，单独成为一个村庄只是迟早的事。
1997年5月24日，我整天都在“十六户屋子”。这里的情形和“西韩屋子”大不相同。
“十六户屋子”在1976年以前黄河入海干流的左岸，在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步行到那里的路上，时不时地会看到有一只毛茸茸的小狐狸走出来，并不怕人的样子，使得旅途中颇不寂寞。
这地方除“十六户屋子”外，还有“盐窝刘家屋子”（只一户两个老人）、“大赵家屋子”（只有三户人家）。从地图上看“十六户屋子”向北更近大海的地方，还有“新华屋子”和“王家屋子”，到地方一问才知道，这两处“屋子”，因为前几年海岸线变动，“桑田”又成“沧海”，不复存在了。“十六户屋子”是这一带最有影响的垦户群体。
说起“十六户屋子”的“老家”，很是令人感慨。他们的“老家”属于利津县盐窝镇。明代初年，他们的祖先从山西洪洞移民过来时，一共只有 16户人家，落脚建村，定村名为“十六户”，现在却发展成了大村，大到一个村容不下那么多人了，不得不分成三个村庄。不想村中又有人顺着黄河跑到了海边，在海边撒开一群土屋，因此又有了“十六户屋子”。
“十六户屋子”共有30户。长年住在这里的称为“坐常庄”，有20户。秋去春来的，称为“打跑越”，有10户。
与西韩不同的是，这里非但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村政，也没有像“生产队”那样的组织者，虽然离“老家”将近100公里路，但这里的一家一户，和100公里以外的一家一户同样都是“直属”行政村的。这里的30户人家，只靠邻里关系来维持互相之间的交往。但他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关系却一直处理得很好。
他们直到如今还都住在泥屋子里，房子都盖在地边上，直面着田野。只有少数人家，用当地极多的红荆条做了篱笆，他们称篱笆为“保障子”。我问明白了这个名称之后，面对篱笆想了一会儿：“保障”一词的本源是不是来自对篱笆墙的称呼呢？在田野作业中常会有类似的启发。
在这里，盖房子是极简单的事情，只要有了盖房子的念头，再把这个念头告诉邻居们，说一个盖房的日子，左邻右舍的人到时候都会来帮忙。就地和泥，撒些麦草进去，然后用五股铁叉，一叉一叉地向上垒，留出门，留出窗，这叫“叉墙”，叉到齐檐的地方，放上房架，覆上红瓦（早几年是覆草顶），一幢房子就有了。房子落成，房主随便买一瓶什么酒，大家和和气气地喝了，就算酬谢了来帮工盖房的人。任永起老汉，原有一幢土屋，住了十几年，旧了，1996年盖了新房。可是秋天打豆子的时候，发现新房的前面低洼，不好就近打场，就决定在次年的春天另盖一幢房。我在他1996年盖成的房子前面采访他，说起这件事来，他只淡淡一笑，说：“常事。”他们的屋子里一般都盘土炕，有“满炕”也有“半炕”。锅灶连着土炕，冬天取暖特别方便。夏季里嫌在屋里做饭太热，就临时在屋旁搭一个野灶。有时也养鸡，绝不另盖鸡窝，就用洼里的树条编一个缩口的鸡笼。
这里的农作物，从前和现在一样，都是一年种一季大豆，地垅很长，播种之后，锄地拔草，从不浇水，连吃水也要从10公里以外的一个叫埕口的地方用胶轮大车拉过来。
这里有些乡规非常纯朴，比方，到了春天，下田播种的时候，好多人都在田野的某一个地方种下几棵甜瓜。到甜瓜熟了的季节，无论是谁，走在什么地方，闻到了甜瓜的香味，找到了那瓜，也不用问，摘下来吃就是了，没有谁会责怪你，因为按习俗，那是人人都可以吃的。但是，有一条规矩被严格地信守着。如果摘瓜吃的人故意弄坏了瓜秧，就谁也不会原谅他，非有个说法不可。
这地方应该说是很寂寞的。没有淡水，不常有人来。近年有了电视机，有了公路，比起过去已是两个天地，但是“老家”发展更快。现在留在这里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60岁左右的老夫妻，他们尚能劳动，图这里收入稳定，生活清静，从人事关系上说，真还称得上是世外桃源；一部分是30多岁的中年人，他们觉得这里种田还有用武之地。孩子还小，可以自己带在身边，也可以留在“老家”，他们多半是秋收之后就回“老家”去的，上上下下两边跑。但是，近年商品生产发展所造成的环境，和这里的反差太大了，20几岁的年轻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到这里来的。
可是我没有料到“十六户屋子”垦荒人的生活，没有等到人为的原因就结束了，一场大海潮吞没了它。
河口渔民
河口的渔民，从前在河中捕鱼，也在海中捕鱼，随着黄河一年数次断流，河中的捕捞业也就成为历史，有些规模的渔业生产，全都转入了海上，但这里绝少远洋捕捞作业，大部分渔民还是用传统的渔具，在黄河入海口附近从事生产。
（1）百鱼之乡
黄河口地区的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历来号为“百鱼之乡”。
在这里能够构成捕捞规模的主要经济鱼有：青鳞鱼、斑(鱼祭)鱼、日本鲥鱼、黄鲫、刀鲚、银鱼、颚针鱼、鲈鱼、棘大梅童鱼、黄姑鱼、鲅鱼、尖尾虾虎鱼、狼虾虎鱼、棱鱼、鳝鱼、泥鳅等，其中许多鱼种都与当地食俗有密切关系。如梭鱼，栖息于河口淡水与咸水交接处，每年三四月份在河口产卵，主要捕捞期在冬末春初，冰凌将融未融之际，新获棱鱼，当地称为“开冰棱”或“开凌校”，公认为美味，“清炖开凌棱”是地方上的名吃。而校鱼之美，美在鱼头，乡土食谚曰：“棱鱼头，鲤鱼腰。”
黄河口多黄鳝，地方上称之为“河口鳝”，有特别的烹制手段。捉到活鳝钉在地上开膛去皮，用小锤轻轻敲击脊骨，除去骨刺，然后用草木灰搓洗，驱除邪味，切为小块，用鸡蛋汁拖过以后再过油加佐料慢火炖熟，俗称为“段鳝”，味道极其鲜美。
河口泥滩中有很多泥鳅，从前很少有人吃它，但许多渔民都能从它的行动变化中预测阴晴风雨，因此戏称为“气候鱼”，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编了一段故事，对《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的情节作出了解释，故事说：赤壁大战之前，诸葛亮在南屏山搭起了拜风台，白天在山上披发仗剑，念咒作法。天黑了就跑到陆口找渔民闲聊，说话中一个渔民念了几句顺口溜：“夏日蚂蟥浮水面，时不过午天就变；十月泥鳅翻肚皮，不等鸡叫东风起。”诸葛亮听了如获至宝，托出十两纹银作了谢礼，从渔民那里带走了十几条泥鳅。从此每天只观察那泥鳅的动静。有一天，忽见泥鳅一齐翻着肚皮浮上水来，诸葛亮知道东南风就要到来，布下火烧战船的阵法，将曹操的八十三万兵马全部消灭，留下了千古流传的火烧赤壁故事。近年“气候鱼”的经济价值大增，成为争相捕捞的对象。
黄河口的虾类资源也极其丰富，有对虾、脊尾白虾、鹰爪虾、毛虾、长额刺糠虾、日本细糠虾、细螯虾、短脊鼓虾种种。其中以对虾、毛虾、鹰爪虾最为有名，产量也最大。
对虾每年春天在黄河口产卵，长成后，秋季往东海越冬，春天再回黄河口，所以从前一年有春季和秋季两个捕捞对虾的汛期。秋季捕的虾个体小，春季捕的虾个体大，因此昔日捕虾以春汛为主。当时运输条件有限，对虾主要在当地销售。春天虾多价贱，一般人都吃得起。在集市上，对虾作为一种小吃出售，摊主总是利用虾头上的一根硬针，将两只大小相同的虾颠倒着插在一起，做成一个红玉似的椭圆环。这样既好看，又不会刺了买主的手，因此小摊上的虾，全是成对成对地出售，这才有了“对虾”这个名称。到今天已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名称的起源了。春天虾多卖不完时，渔民们就将它大锅煮了，晒为干品，俗称“大虾干”，在从前也都是常见的东西。到60年代末期，为了保护对虾资源，春季一般不再捕对虾，到秋季，集中长江口以北的渔船，统一指挥捕捞，名为“大战渤海湾”。现在秋季的对虾资源也已不多，市上的对虾多是池养的产品了。我在河口采风时常常遇到利用黄河旧河道引海水作虾池的渔民，他们与垦荒者一样，在虾池边搭一个地屋子，终年守在池边，生活既艰苦又寂寞，颇为不易。
毛虾，俗称小白虾、水虾、虾皮虾、雪雪，属甲壳纲，樱虾科，个体很小，生长迅速。鲜品当地称为“海生米”，蒸、炒、凉拌，味道都十分鲜美，但这是不到河口难得吃到的东西，属于至今不能外传的地方名吃。将毛虾加适量的食盐，放入锅中用旺火煮熟，出锅沥水，在货场上晾晒至干，扬弃杂质，就成为虾皮。优质的虾皮个大肉肥，虾体饱满，头尾曲对，片大均匀，颜色淡黄，具有光泽。在北方地区，几乎家家都常备这种食品，而且也都知道，最好的“虾皮”产于黄河口。
鹰爪虾，形似鹰爪，春秋两季捕捞，煮熟晒干，名为“海米”或“大海米”，河口地区更有人称之为“金钩海米”，是一种高档海产品。春季的产品称为“春米”，秋季的产品叫做“秋米”，以“春米”最为名贵。
虾酱可能是一种很古老的食物，它与粗粝的主食配合在一起，形成代代相承的嗜好，正是“臭鱼烂虾，下饭的冤家”的一个实例。虾酱的传统制作方法是将鲜毛虾或檬子虾加盐先制成卤虾，盛入大缸内，用木盖盖严发酵。待开始发酵后，每天用木耙上下翻动三次，晴天无风不加盖，接受日晒，待卤虾发酵均匀后成为粘稠糊状，呈暗红色，有浓烈的香味（这种香味只有世代吃这种吓酱的人才闻得到它的真谛），虾酱就做成了，生熟都可以食用。论质量则以春末麦收之前所制者品味最佳。在当地虾酱有各种吃法，如鸡蛋蒸虾酱、辣椒蒸虾酱、韭菜辣椒香菜拌虾酱、大葱蘸虾酱、虾酱炖豆腐等。蠓子虾酱还可以制成干品“虾砖”运销外地，估计它的顾客大半是黄河口地区在外乡的游子。实在地说，虾酱过于浓烈的味道，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接受的。
黄河口有丰富的蟹类资源，有天津厚蟹、三齿厚蟹、日本大眼蟹、豆形拳蟹、隆线拳蟹、中华绒螫蟹、三疣梭子蟹等。
淡水蟹俗称河蟹、毛蟹，据说从前无人吃这种蟹子，以致蟹多为患，毁坏庄稼。相传后来听了在离河口不远的潍县做官的郑板桥亲传经验，才有人开始吃毛蟹。事实上多数土著居民至今对毛蟹不感兴趣。
当地人最爱吃的是产在海中的三疣梭子蟹，俗称梭子蟹。这种蟹子，一年中有两个捕捞的季节，春天在麦收之前，秋季在豆子将熟之时，俗称为“麦黄蟹”与“豆黄蟹”。春季公蟹好吃，秋季母蟹好吃。公蟹的脐是尖的，母蟹的脐是圆的，所以有谚语说：“春吃尖脐秋吃圆。”秋蟹最肥，又有子，所以又有谚语说：“八月的蟹子顶盖肥。”从前吃蟹，并无多少烹调的方法，只是上锅蒸熟，剥开蘸姜醋大口吃来。现在虽有了各种精致的做法，上一辈人仍坚持说只有最简单的方法才有真味。雌性的梭子蟹，产卵之后，余下的空巢附在腹脐的刚毛上，俗称为“戴花”。“戴花”的母蟹渔民称为“蹬子母蟹”，已不太好吃。但若把那“花”摘下煮熟晒干，到冬天做汤又有一种别样的鲜美。这些，不在渔区就无从品味了。河口渔民又有“生炝梭子蟹”的一种吃法。这是在秋季腌制蟹子的方法，水中加食盐、大料、花椒、栓皮、肉桂等佐料，煮沸，使盐水达到饱和程度，冷却后，将洗净的鲜活梭子蟹放入汤中。活蟹喝汤入体，香味内浸，再将蟹放进瓷缸里，密封发酵。一般放20天左右就可以吃了。若在大雪天开缸吃蟹饮酒，人便以为是难得美食。普通百姓之家，也有在秋季用小蟹加豆在水磨上研蟹酱的，放起来作为冬季的下饭菜。
海滩上有众多的小蟹，通常都无人吃它，但有一种体形稍大的，俗名为“嘟噜子”，很多人以为美食。我采风到一个守虾池人的住处，他就热心地用这种小蟹来招待我，我尝过，味道确实不错，但蟹子太小，半天吃不到一点东西到嘴里。看主人时，吃得很快，不一刻眼前就只剩下一堆皮壳。我虽也生在海边，但没有见过这种吃法，看起来，不是从小吃惯，半路很难学会享受这特有美味的本领。
黄河三角洲广阔的泥底潮间带，是贝蛤易于生长的地方，这里主要的经济贝蛤有文蛤、娃子、毛蛐（俗称“毛蛤”）、四角蛤、牡蛎等20多种。
文蛤是这里最主要的四类，壳大肉鲜，贝壳表面有如画的花纹，所以也叫“花蛤”。当地的小孩会用这种贝壳磨制蛤哨，吹起来声音颇为厚重。
蛏子生长于软泥滩中，肉味鲜美，营养丰富。黄河口地区出产特多，大人小孩都善钓蛏。
河口地区的海蜇，产量也很大。运往外地和进入附近大宾馆中的，都是经过加工的干品“海蜇皮”。当地渔民更喜欢鲜食海蜇，由海边提来鲜品，切为条状，加酱油、老醋、蒜末、麻油、辣椒等连汤吃起来，最为酣畅。这一种食物是不到海边吃不到的，因这海蜇“肉”是半透明的“晶体”，出水之后很快就化掉了，要抢在它化掉之前落肚，才能尝到这一种海鲜的味道。
（2）兰世危桑旖刁口
黄河在入海口的造地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向前推进，而是在总的进程之中，有进有退，新形成的海岸线，总在不断地变动着。这样，河口的渔民就不像外地同行那样很容易地就得到一个安定的渔港，他们多半只能选择一处临时的河汉作为停泊渔船的“港湾”。
在渔船经常停泊的地方建起一些房屋，形成一个居民点，这在习惯上称为“渔铺”或“网铺”、“海铺”，后来不知是谁觉得“铺”缺少气魄，就改称为“堡”，于是地图上先后就有了岔尖堡、沙头堡、棘家堡、大河口堡等地名。你若是知道这“堡”字在这里的含义，就可以断定那地方曾是或正是一个渔船聚集的临时港口。但这些地方又常会因为海岸线的变化，或兴或衰，甚至毁于一旦。大河口堡在1950年的时候，曾是一个有四条大街300家住户的渔港，1975年一场海潮，渔港又变成了大海。
刁口就是这样一个临时的渔港。
刁口是刁河的入海口，据说是因为水深浪急、水势刁钻古怪而得名。1941年利津县渔民在此设立海铺，名叫“刁口海铺”。1964年老刁口被黄河淹没，海铺迁往附近‘的沾化县湾湾沟；1971年回到当时的利津县境内，在二河口重建海铺，名为“新刁口海铺”。1974年二河口又被黄河淤塞，海铺迁沾化县新挖挑河入海口东南岸边弃坝上。现在虽正式定名叫“刁口海铺”，习惯上却只称“刁口”。在这里停靠的多是利津县的渔船。
利津的渔民多属半农半渔的类型，老家距海100公里左右，家中一般也有土地。20世纪80年代之前渔民仍承袭旧俗，女人不上船，因此渔民在海上作业，与家人团聚的机会甚少。1972年，部分渔民家属由老家迁到“刁口海铺”，就地垦荒，建立了村庄，后被命名为“渔民村”。如今成了利津县在河口区“飞地”上设立的唯一的行政村。这个村庄距今天的刁口已有几公里之遥，当年的渔民多已不再打鱼，成了以种植为业的农民。
现在的刁口既不是一个镇，也不是一个村，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铺”
1997年5月23日，我到刁口时，这里有来自利津县集贤、傅窝、盐窝3个乡镇的约200只渔船，其中多数是80年代之后来到的，不少人是旧日黄河船工的后代。来自傅窝乡道口村的单宝全的。父亲还是从前黄河顺河船上的老船工，他所使用的一条渔船，就是从父亲那儿继承来被称为“槽子”的旧船。所不同的是，他在船上装了机器。像这样的旧船，当然是极少数，多数渔船是近年请鲁西微山湖大木匠排的“挂机船”。船长在12米到15米之间，其载重量大约每长1米可载1吨，船为平底，“有水就能跑”，但是抗风能力较差，只能在河口附近活动，不能出远海。他们的捕捞作业，是用流网（俗称“三行网”）捕鱼，用拖网捕虾，用近年流行的网口装一个铁耙的沉底拖网拉蛤。传统渔具如转轴网、大执网、板网、跳网、张网、跨网（亦称“张飞网”）、大钩、晃钩等，只有年长者尚能言之，但已多年不用。
这一代渔民已冲破了“女人不上船”的陈规，渔船变成了夫妻船，一只渔船作业，要有3个人，夫妻二人之外另雇一人，大多数情况下，雇用船主的弟弟或亲朋，因此可称为“家船”。这些渔船每年深秋拉上岸，反扣在岸边，俗称“晒船底”。“晒船底”之日，举行简单仪式，名为“落吊”，放鞭炮，吃面条，表示一年工作结束，船上人回老家过年，并不留在海铺。到农历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男性船主从老家回到海铺，将渔船正过来，在船舱门上贴大红对联，于船头摆供，供品为馒头与黄米糕，举行仪式，烧香，念祝词，放鞭炮，总名为“正吊”。到来年出海之前，再次举行简单仪式，并吃水饺（当地名为“吃包子”，象征得元宝发大财）。 因为夫妻共在船上，岸上不再有当年的渔民村。刁口现在只有一条不甚齐整的街道，街中除公安派出所、邮电所、水产工作组等公派机构外，只有几家供应渔民机船零件、燃料、蔬菜、日用品的商店和两家小旅店。
看样子，过些年刁口就将成为陈迹。
（3）神话般的大纹流
大纹流在垦利县境内，现黄河入海口的右岸，也是河口地区典型的“海铺”，其全称应是“大纹流海铺”或“大纹流海堡”。
从垦利县城以东的新安镇（国营黄河农场总场所在地）到大纹流，所能选择的交通工具，就只有非常简陋的三轮车。出了镇子向北，上黄河大堤，以堤代路，颠颠簸簸，总还算是有路。及至到得千里大堤的东尽头，下了大堤，就全是漫漫的新荒地。在荒地上再走近10公里路，才到了大纹流。
这地方是黄河在大汛期间冲出的一条海沟，渔民们称为“河”，由这里到河口（渔民称为“河门”）还有几公里。渔民在海上捕鱼，由河门进入河内，在河边开辟晒鱼场，就地出售。1992——1995年期间，有数千条渔船在这里停靠。当时，垦利县在河边设立了“兴海实业公司”，修建了数百间房屋，上千亩晒鱼场，都被抢着租去。为渔船服务的小商店如雨后春笋，白天人来人往如闹市，入夜灯火通明，处处都不亚于大镇的气派。可是，过不多久，这条河开始被淤废，长河萎缩，水浅难以停船。1997年5月，我到这里时，河岸边只停得下30只较小的船，白天来人极少，到夜里，没有电，到处一片漆黑。往日住满了人的房屋，绝大部分都闲置了，写在房屋墙壁上的各式各样的广告词，日久都渐渐褪去了色彩。
停泊于此的渔船来自沾化县冯家、李家两个乡。其渔船多是近年新排成的，全部都是“联户船”。一般是5户共有一条船，排船时5户均出费用（总数约为5万元），出海时每户出一人，到地之后，船上作业4人，留一人守铺。年终算账，扣除费用，盈利均分。
他们所用的渔船，按所用的渔网不同分为两类：一类较小，作业用插架子网，其船即名“小架子船”；一类船型较大，作业用“大转花网”，其船名为“大转花”。按造型不同又可分为“平口”、“小头”、“方头”、“梅花瓣”数种，主要区别在船头。不同类型的船各有优点与缺点，如“小头”劈浪，但无风浪时不如“方头”稳当等等。
渔民于农历三月出海，举行仪式，放鞭炮，烧纸。阳历6月20日到8月20日为法定禁渔期，停止作业。农历小雪日停止作业，拉船上岸，名为“拉坞”，没有仪式。
渔民捕获的鱼虾，即时出售称为“鲜货”，晒干后出售名为“干货”，大纹流渔民以出售“干货”为主。所产以虾皮为最多，次则干杂鱼。渔民上岸，烧开水加食盐将鱼虾“炸”出，一锅一筐，一筐约5公斤，然后在场园上晒干，等待鱼贩上门收购。
我在大纹流看到的已是这地方的“尾声”，过不了多久，大纹流这条河就会完全淤废。
黄河口的变迁，比人生变迁的节奏还要快，好多事都来不及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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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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