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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亲河的本义
1991年11月4日，从山东省东明县的王店乡渡黄河到对岸采风，到天色近黄昏时渡河返回营地，搭乘的是过河种地收工回家的农民的船只，船上大多是中年妇女，她们经过了一天的劳动，得水面上生起的凉风吹拂，觉得痛快，心情都特别好。其中一位得知我是大学里的老师，就走上前来，带着些好奇心发问：
“听说，在大学里，你们都跟黄河叫母亲，是真的？”
我答说：“是真的。”
见她们发愣，我倒觉得来了“诗兴”，船正驶在大河中流，面对滔滔东去的河水，举手致意，用我一辈子没有改腔的山东话朗诵：
“啊！黄河，我的伟大的母亲，黄河！”
她们看着我，鸦雀无声片刻，突然一齐大笑起来，个个都笑得前仰后合。笑过，先前向我发问的一位说：
“你看，你看，咱们这不是天天在娘的身上过来过去的吗！”
她们又都笑起来，直到下船上岸，大家还在论说不休。
这情景使我难忘，也引我深思。
这些每天都要几次渡过黄河、终年在黄河滩上耕作的农民，身在其中，却不知道，正是他们承袭了远祖的发明创造，在这条闻名世界的大河两岸建立起中华民族最早的农业生产基地，使我们的民族有了最初的立足之地，并以这农业生产基地为本营，一步一步地创造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文明。
沿黄考察，只要稍稍留心就不难发现，最初的农业一般应是河滩农业。洪水过后天成一片平川地，肥沃，不缺水，没有杂草，播下种子就有收获，而且，转年洪水再来，又是同样的肥美平川呈现在眼前。这样的条件，只有大江大河两岸方才具备，只有黄河这样善于携沙带土的大河方才能够把这条件创造得完美无缺。这样的条件，成就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农人。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使他们较早地脱离了忍饥挨饿的生活，得以把农业生产的技术向河滩以外的地方扩展与传播，并且，也有了创造农业生产之外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可能。因此使一条黄河真正成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大概也就是这种优越的条件，才使人们过土地依赖它，留恋它，以致使我们的农业国前后延续了几千年。
直到今天，在黄河滩上仍可以看到原始农业生产的各种遗存，从这里，我们很容易找到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根。从这里，也很容易看到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脉络。走过漫漫河滩
（1）滩地种种
滩地大体上属于地理书上所指的“河漫滩”，即河岸两旁的谷底平坦部分。枯水时高出水面，洪水时被水淹没，为河流在洪水期间淤积而成。地势低平或微有起伏。黄河下游的滩地更有明显的界限，就是在河两岸大堤之间的土地，通常称为“滩区”。
黄河以携带泥沙多而著称于世，河滩广阔、肥沃。洪水的明显的季节性，为农业生产腾出了一个合适的时间。直到现在，黄河滩区的主要生产活动仍然按古传的节律运作。伏秋大汛过后，洪水渐渐消退，露出来的滩地松软，无杂草，墒情好，不缺肥，正当小麦播种的时节，只需撒下种子，便是丰收在望。而收获的季节恰恰在大汛到来之前。天造地设的这般好条件，很容易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也很容易被他们的后代所继承。站在黄河滩麦田边上，看到随便播下的小麦都长得秸棵粗壮、穗头硕大、籽粒饱满，谁都会相信，这般优越的条件，一定是中国农业首选的发生、发展地，其他如刀耕火种、修造梯田，一般说都应是在河滩种植之后的事情。
正是这样的宜于种植的自然条件，使一代又一代的农民留在河滩不肯离去。到90年代，黄河下游滩区面积为3000多平方公里，有耕地311万亩，村庄2030个，居民138万人。在这种洪水经常威胁村庄的地方，生活按说是十分不方便的，但是，居民们好像早已深思熟虑：就近耕作天赐良田，其他一切都可视为次要。而这天赐的良田，是靠每年到来的洪水漫滩落淤所造成的，所以世世代代生活在黄河滩区的农民，对于洪水，非但没有畏惧的心理，反倒觉得是那样的亲切。倘若数年没有洪水漫滩，他们的土地就会变得不那么肥美了，因此不免产生失落感。这千百年来积累的经验，被概括在一句颇具幽默感的谚语中，说是：“三年不淹学狗叫。”没有洪水，人便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我采风到山东省梁山县，和一位相熟的朋友说起滩区农民对于洪水的态度，他当即举出了身经的实例：有一年，政府得到了将有洪水袭来的预报，组织干部到滩区动员居民转移。工作十分艰巨。他所去的一个村庄，有一位年过50的老太太，几经劝说仍不肯离开家园。大家围着向她说洪水无情的道理，她总能举出亲身经历，说明洪水并不可怕。她说她年轻时有一回遇到洪水，她开头坐在床上，水进了屋，她爬到了房上，水漫了房，她爬上了树，到底眼看着大水退去，终于安然无恙。最后干部们只好“用计”才将这位老太太转移出去。更有一段近乎奇闻的传说，说是上一辈曾有一个年轻的媳妇，大水来时，她正在东间屋里织布，眼看着河水上涨，西间屋没进了河里，但是她凭经验看出，河水不是猛涨的趋势，继续织布自若，直到织完了计划中的一段，这才收拾搬家。在我所到的滩区，处处都听人说洪水并不可怕，而且他们对于大堤之外的人那种谈洪水色变的样子，总是持一种讥讽的态度。这一切，不过都说明了，千百年来洪水漫滩所造就的便于耕作的现实，使滩区的农民与洪水有了感情上密不可分的联系。
有一首流行在山东黄河沿岸的民歌，很能反映当地人贪恋滩地的心境。歌谣中唱道：
呱哒板，
上南京，
一棵麦子打一升。
烙白饼，
卷大葱，
咬一口，
热烘烘。
这说的是，偶遇特大洪水，滩地不得耕种，造成了灾荒，大家便打起“呱哒板”（竹板）到南京等大城市中去讨饭。但这时候他们绝不失望，只待大水退去，秋季里播下种子，第二年小麦一定会获得特大丰收。“一棵麦子打一升”虽不免夸张，但谁看了滩田里的麦子的长势，都会情不自禁地发一声感叹的。到这时，家家都吃上了平日难得到手的白面烙饼，那吃法又唯有山东人懂得它的好处，大张的饼，搁上一棵青脆的葱，抹上黄黄的自制面酱，卷得满把粗，大口咬了吃，其香其乐，绝不仅仅是饱了肚皮。真可称是一幅有声有色的黄河滩区丰收的风俗画。
这些历代耕作于滩区的农民，对于滩地不用说是十分熟悉的，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把滩地分成了各种各样的类型。
形成历史较久、轻易不再上水的滩地，他们称为“高滩”、“老滩”，也叫“三滩”。这样的滩地不多，实际上与堤外的田地无多大区别。
在大洪水期形成、中小洪水不漫滩的地方，通常叫做“中滩”、“二滩”，滩区中的可耕地大半集中在这里。为了耕作的方便，滩区的村庄也大半建在中滩。
洪水时被淹没、枯水期露出水面的滩地叫“低滩”，也叫“一滩”。这是极不稳定的滩地，随时都在消长。农民绝不放过这样的低滩地，每当深秋水落之际，我们总可以看到他们逐水抢播的场景。那种与大自然抗争的精神使在场人都会感到振奋。到春天又可以看到，浑黄的河水与青绿的麦苗或金色的菜花为邻的风景。站在这种风景画前，最容易理解黄河，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
河槽中，与两岸不相连接的、露出水面的土地，书本上一般称为“河心滩”，较小而状如鸡心的，叫“鸡心滩”，但滩区的人，把它和别的滩地一样视为可耕地，称它为“夹河滩”。河南省孟津县白鹤镇一带的人称这种滩为“内滩”，称与它相对应的靠岸边的滩地为“外滩”，平常也叫做“滩里”、“滩外”。
种滩地久了，农民有了保护滩地的传统经验。他们都知道，洪水漫滩时，水势缓慢，水落后留下的是肥沃的淤泥，若是急溜掠过，将好土带走，剩下的尽是荒沙，好地反会变成薄沙地，他们极其精练地把这种过程概括为“急沙慢土”。为了防止“急沙”的形成，农民们在不妨碍防汛行洪的前提下，常常会修建一些护滩的工程。
（2）犁耧与脚蹼
滩区农作物，种植最早、最多的是小麦。因为小麦在黄河枯水季节播种，在夏季大汛到来之前收获，无疑是最宜于黄河滩区的作物；夏播的作物，成熟期在大汛期间，常常是有种无收。因此，在从前，夏播的作物，除了在老滩与部分中滩上播种大豆之外，大部分中滩地和低滩地种下的都是高秸秆的高粱。到收获时，河水没有退远，人们就划着小船，收割露出水面的高粱穗头。在前辈人中，高粱是日常生活中的主食之一，高粱秸也在生活中被应用。西瓜是河滩内最常见的果蔬，在大堤之外，瓜农们常苦于种瓜不能重茬，重茬则容易遭绝产的威胁；在滩区，因为年年漫滩，土地是年年“更新”过了的，所以随处种瓜都不用担心重茬致病，种瓜成了他们的传统行当。这种单一种植的情形，在历史上几乎是数百年间没有变化。只是到了近数十年，黄河不再年年漫滩，甚至十多年没有漫滩，种植的习惯才渐渐有所改变，也种棉花，或种玉米。在有些地方，大堤内外的农作物已看不出多大的区别了。
在黄河滩区的田地里处处都可看到原始的粗放耕作的场面。秋季种麦，农民所牢记的，只是播种的季节，并不问田间干湿。按传统，滩区的人很少犁地，在滩区很少有人家备犁犋。在大多数情况下播种所用的是一种特制的耧，耧脚似犁，俗称“犁耧”，有三脚与二脚之分，墒情正好，就用较沉重的三脚犁耧，不经犁地的工序，直接耧播下种；若遇水未退尽，就改用较为轻便的二脚犁耧，前拉后扶都用人工，泥泞陷脚时，便就地摘取柳条，编成一双比脚大五六倍的鞋底，名为“脚蹼”，绑缚在脚上，撇开双腿行走于泥里水里，按时下种，不误节气。这种“脚蹼”也算是古已有之的，清代人麟庆在《河工器具图》中记载：“橇，泥行具也。《史记·夏本纪》：‘泥行乘橇。’孟康曰：‘橇形如箕，囗行泥土上。’《农书》云：‘尝闻向时河水退滩淤地，农人欲就泥裂漫撒麦种（山曼按：“泥裂漫撒麦种”时，土地已经干了，毋需再穿橇——作者仅“闻”并没有亲见），奈泥深恐没，故制木板以为履，前头及两边高起如箕，中缀毛绳，前后系足。底板既阔，则举步不陷。’今之退滩淤地种麦者，著履如木屐，犹‘泥行乘橇’之遗。”
遇到旱天，滩地龟裂，抢种的方法更为粗放。一人在前，大把扬撒种子，一人在后，手持大片竹扫帚，横扫地面，使种子归于裂缝中，撒罢，扫罢，播种即告完毕。这样的播种，恐怕是只有在黄河滩上才能见得到的。
滩区收麦，先要备下捆麦的“腰子”。这种“腰子”用浸湿的稻草搓成，有自制的，也有从集市上买来的，麦收之前，大小集市上都可以看到卖“腰子”的摊点。收麦大都用镰，割麦专用的镰轻便锋利，俗称“麦镰”。在一些地方，还可以看到更古老的工具。河南省武陟县嘉应观镇范庄村，在大片田地中收麦用钅彡，钅彡头如镰而大，镶在长杆上。与钞配合使用的器具名为“流”，流的制作，以小圆木为
圈，上方置横木为柄，圈上用竹蔑编网。收麦时，左手持流，右手执钅彡，不需弯腰，即可刈麦入流，较镰刀事半功倍，但非有大力气不能为此，动作起来，颇具男子汉的风采。在山东省的菏泽市与郓城县等地，有一种收麦用的铲，长杆超过人头，顶端装一横木短柄，前面镶钢铁铲头。使用时，抵横柄于胸前，两手抓持，有节奏地突推向前，麦棵即向一侧整齐倒下，那种熟练的技巧，没有相当训练也是不易掌
握的。1997年麦收，我在菏泽市李村镇见一位年过古稀的老者与他的两个女儿在田里收麦，老人已无力持铲，坐在地头上，不停地把几个铲头用磨石磨得十分锋利，两个女儿持铲收麦，铲过几垅，就把钝了的铲头卸下来交给老人，另换一只磨好的铲头继续工作。这情景在当年一定是到处皆然的，但到目前，已经少见。
以下几种农具是河滩特有的东西，其中有的还可能是原始农具遗传到今的物证。
铲，除了上面已经说到过的山东菏泽一带专用收麦的铲之外，河南省开封左右的黄河岸边的农民，还广泛使用一种田间除草的铁铲，其柄较人身稍长，铲头轻便，若在土地较硬，或者多石、多草的田地里使用，会因为太轻而用不上力气，而在滩区松软的土地上，却正好发挥其轻便省力的优点。
漏锄，其形状与北方地区流行的铁锄，除略小之外，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锄面不是完整的一块，而是在中间开出一方“空窗”，它的作用可称巧妙。若是普通的锄，遇到泥泞的土地，粘湿的泥块，糊在锄板上，工作费力且不能顺利运作，而有这一块“空窗”，本来要积在锄板上的泥糊，都从“空窗”中漏过去了，无论怎样的粘湿，工作仍可进行下去。没有滩区的环境，绝不会有这一件农具。
拖车，也叫“拖拖”。这是一挂特殊的车，没有轮子，只用木头做一个长方的架子，如床架一样，上面多设几条肋条，用于搁放载物，下面的两条纵木直接着地，人力或畜力拖进河滩里，绝无陷进泥中的后患，若换一辆普通的车子，遇到泥水就无计可施了。
架子车，类似城市搬运工人所用的地排车而形体稍大。近年在滩区特别流行，几乎家家都有一辆，下地时随手拖着，放在田边，所有什物都放在车上，成了一个小小的营地，有时带孩子到田野，大人工作时，也把孩子放在架子车上。田间一切运输的工作都有赖于架子车。回到家中，平日车子放在门前，夏日中午又常被拖到柳荫下，成了男主人午休的眠床。这东西在河滩上行走十分方便，因此推广得很快。
（3）隔河种地
黄河下游的河道，在中小洪水时，主槽发生淤积。在洪水漫滩后，颗粒较大的泥沙首先在滩唇沉积，这种淤积很快，淤积的泥沙数量很大，使远离滩唇的部位沉沙逐渐减少，降低了堤根地面的高程，形成了槽高、滩低、堤根洼的“二级悬河”。在这种河床形态下，遇到大的洪水，水流直冲堤河，顺堤行洪，主河槽极易发生长距离摆动，河边的人称这种现象为“滚河”。也就是说，黄河下游的主槽，在两条
大堤之间是经常滚来滚去的。居住在滩区中的人，真正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甚至是“三年河东，三年河西”。这就出现了隔河种地的现象。
隔河种地的河段，主要在河南省与山东省相邻的地方。这一带地势平坦，多沙壤土，没有可以约束大河的山丘，堤坝极易开决，号称“豆腐腰”地段，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加宽河槽，有的地方两条大堤之间，宽达20公里。这样宽的河，滩地自然也很多，河槽极多变动，隔河种地的居民无处不在。
隔河种地的形式，因各地条件不同，也有各种各样。
河南兰考县东坝头村，是1855年黄河决口改道，形成今黄河干流河道的起始点。当年黄河决口向东北方向流去，把村中的土地大部隔在河西。100多年间，村民一直是渡河到彼岸耕作，人们早就习以为常。
山东省东明县的王店乡，全乡的村庄都在滩区里，河槽的变动极为频繁，一般人都不把这种变动当大事留在记忆中。这个乡的辛集村，在大河的右岸，1991年11月我到这里采风时，40岁以上的人都记得，河在村西十余里处，其时田地与村庄同在右岸。我采风时所见到的情形是，河槽紧逼村头，所有的可耕地都撇在了左岸，
下地必先过河。
山东省郓城县旧城镇梅庄村是另一种变相隔河种地的典型。村小仅40多户，原来全村都在河的右岸，70年代河道变迁，一半人家的房屋落河，土地大部分留在了左岸。落河的20几户人家重建家园时，为了就近耕作，把房屋也建在了左岸。从此，40几户人家的一个村庄，分在了大河两岸，村中青年带着玩笑的口吻说：“梅庄街里跑黄河。”
鄄城县董口乡，因为河槽变迁，在1967年将鱼骨（鱼骨村原名鱼骨庙、鱼骨寨，相传地方上曾有一座大庙，梁椽都用鱼骨代替木料）、赵李两个村庄由右岸迁至左岸。如今鱼骨村700人，赵李村200人，村庄与河南省淄阳县的王称(土固)乡的居民连在一起。
隔河种地的用船，各地不相同。东明县辛集村农民最初是自备小木船过河种地，至90年代，联户置备了铁壳渡船，每8户一只船，全村有船8只，平时也兼做渡客的生意，但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像这样的渡口，沿河的人已习惯称之为农业渡口或农用码头。
山东省郓城县苏阁乡的农民，过河种地都乘当地专业渡河的船只，按俗规，平日乘船不收费，到收获时载运庄稼接船收费；鄄城县董口乡同样是平日过河种地不收费，但收获时的收费却是按亩论价。
终年来往于大河此岸与彼岸的农民，乘船都有不寻常的表现，非但肩负农具或重物上船下船如履平地，就是驾自行车、推小车、驾驶三轮车与拖拉机上下船，也都习以为常。通常上下船用的跳板都是就地取材，用两三根粗仅对握的小树干绑缚在一起做成，横幅不宽，表面也不平整。但是有这样一块跳板，过人、过自行车就已足够；两块跳板可以过拖拉机，三块摇摇晃晃的跳板过三轮车，外乡人看去危险万分，但过惯了河的滩区农民却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传统农作 沿黄的土地真是一个大舞台，自古以来，不仅各路各色的人在这里表演，花草树木也被集拢到这里，造成了一个多彩的大世界。
（1）古老的药圃
中医熟知的“四大怀药”，因其产地怀庆府而得名。古怀庆府的辖地，在今河南省黄河北岸的武陟、孟州、温县一带，至今仍是怀药的主要产地。
所谓“四大怀药”是指地黄、山药、菊花、牛膝四种中药材。四种药集中产在古怀庆府地方，又同有生精血、益中气、活筋络、聪耳明目的独特药性，因此自古名声远扬。
怀药中的地黄，用种子或根状茎入药，新鲜的称“鲜地黄”或“鲜生黄”，干燥后称“干地黄”或“生地”；经加工蒸制后称“熟地黄”或“熟地”。当地几种地黄都有产出，而以“生地”最佳，年产量达1350多万公斤。
山药，又叫薯蓣。怀药中的山药块茎形似人参，被人美誉为“怀参”。色泽洁白，粗细均匀，味甘性平，既可食用，又能入药。
牛膝为克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中药学上以根入药，性平味苦酸，有补肾、强筋骨的功能。
菊花有黄白二种，以花入药，黄菊花多用于散风清热，白菊花多用于平肝明目。
以上四种药，外地也有出产，但是历来医家都认为，“四大怀药”药效最好，分析原因，是因为产地的自然环境为他处所不及。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于这几种药材的生长，又有上千年的栽培经验，药材质量自然称得上最好。
在黄河沿岸的怀药产地，粮田与药园交错，田野有别样的风光。秋季大量药材丰收时还常常举行怀药节，其时中外客商云集，经贸活动与文艺活动都有一个引人的高潮。
怀药之外，五指岭金银花也很有名。
五指岭在离郑州不远的密县、巩义、荥阳三县市接合部，地方上从明朝初年大量栽植金银花，一直延续到今天，前后已有600多年历史。
金银花属于忍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是一种半常绿缠绕小灌木，有七八年寿命。俗称“银花”或“二花”。花期20多天，先白而后黄。
金银花的采摘和加工十分讲究。采摘必须在每天的日出之前，趁露重时摘下，过了午前九时，日高雾散，花朵绽开后，再采下的花朵药效就大大减色了。摘下来的金银花，必须当天放在苇席上日晒去水分，第二天，连席片翻倒在另一片席上再晒，绝对不可以沾手，不然它就由白色、黄色变成黑色，失去了药用的价值。可以入药的金银花白里带黄，药香袭人。
（2）牡丹花丹甲天下
黄河两岸的花卉生产，有很深远的历史根源。最著名的莫过于现今国内最大的两处牡丹生产基地。
牡丹本是一种野生野长的花，何时进入花园成了名贵的品种，在园林研究的领域，眼下还是争论不休。但是有一点大家都是肯定的，那就是到了唐代，牡丹花已有了很高的地位，不但成了人们年年争相观赏的名花，出现了不少以种花为业的花农，而且成了一种吉祥富贵的象征，被称为“富贵花”。文人墨客更用“花之王”、“国色天香”等无以复加的好词句来赞扬它。
以栽种牡丹花闻名于天下的城市，洛阳是最早的一个。隋唐以来就有200多种牡丹聚集到了这座古城。
百色牡丹汇集洛阳的原因，历来人们都信着一段传说：武则天做了皇帝之后，一年冬天，她在长安皇宫中饮酒赏雪，忽发奇想，挥笔写下一首诗，命令万花在一夜之间全部开放，那诗写道：
明朝游上宛，
火速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
莫待晓风吹。
百花不敢违命，第二天一早，便破雪绽开。唯有牡丹桀骛不驯，拒不从命。武则天闻说，勃然大怒，立即将牡丹贬出长安，发配洛阳。洛阳人民接受了牡丹，精心为之浇水施肥，牡丹在此扎根落户，从此，家家养，户户传，品种和数量越来越多。
武则天的这一首诗，收在《全唐诗》中，读来确有帝王的气概。后来的人怀着不满女人做皇帝的偏见，编了贬牡丹的故事，又经清代的李汝珍把这故事编进了章回小说《镜花缘》，于是，到处流传，大有必使人相信而后快的势头。事实上，很可能是武则天做皇帝时，以洛阳为东都，才把这宫中受重视的花儿也带了过来。
到了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作《洛阳牡丹记》，首先述说牡丹在洛阳的地位：“洛阳亦有黄芍药、鲜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他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某花’云云。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他在解释花名来历时，无意间透露了牡丹花品种命名的风俗：“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族其所异者而志之。姚黄、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红，以州著；细叶、粗叶寿安、潜溪绯，以地著；一捻红、鹤翎红、朱砂红、王板白、多叶紫、甘草黄，以色著；献来红、添色红、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叶底紫，皆志其异者。”他记录当时洛阳牡丹花开时赏花的风俗十分生动：“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贩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竟为游邀，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幄囗，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坡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他还说到了花农的生活、花农的技术、花价、牡丹花进贡种种情形，真可谓是面面俱到，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宋时洛阳牡丹花开的盛况。
此后周师厚也作了一册《洛阳牡丹记》，更详细地记录了洛阳所产的各种牡丹名品。
洛阳种牡丹的风俗，真正算得上是千年不断头。
从明清时起，曹州（今山东菏泽）牡丹又一鸣惊人，成了重要的牡丹生产基地，号为“曹州牡丹甲天下”。
文献记载，曹州牡丹的种植业，在明代已很兴盛。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刻印的《兖州府志·风土志》记载：“（曹州）土人好种花树，牡丹、芍药之属，以数十百种。”当地的口碑资料，可将栽种牡丹的历史追溯得更为久远。民间传说，明洪武年间，今牡丹乡的居民由山西洪洞县移民来到曹州，在古桂陵之战的旧战场处安家落户，其地名为卢涸堆。不久即以种花为业，所种的花卉，以牡丹为主体。因为家家种花，众人捐资在卢(土固)堆建起了一座花神庙。周花园村的始祖，明代由直隶休宁县迁来曹州建村，见这里处处花木繁盛，便取村名为“周花园”。毛胡同村的祖先，明永乐年间到曹州，住在半阴半阳的小屋中，因为四周都是牡丹、芍药，自称住所为“朝阳洞”。王梨庄王氏也说他们的祖先是明代移民而来，喜欢种花，数年之后村周围诸花俱备，当时曾改村名为“万花村”。
后来的花农世代传承，脉络就更加清楚了。现今牡丹生产最盛的赵楼村，自明代迁到曹州以后，世代种花，后来从北京买回牡丹种植，繁衍出许多名贵品种，家家传种。村里种花的不下百户，留下的谚语说：“种果树莫如木瓜、柿子；养花木，还是芍药、牡丹。”赵氏祖上曾有人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到洛阳访问莳花人，从洛阳带回牡丹十余种。到清代道光年间，村中的赵玉田在村北建牡丹园，专养牡丹，品种多达300余，被后人称为牡丹的集大成者。
曹州花农对于牡丹一往情深，他们从泛滥的黄河水中抢救牡丹的故事至今在花乡广为流传。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钢瓦厢决口，赵楼村北牡丹田里可以行船。惜花如命的花农深知牡丹最怕水淹，他们泅水把牡丹从灭顶之灾中拔出来，移栽到当地赵三河东岸的高地上。大水过后，不仅赵楼的牡丹恢复了生产，还因此把牡丹的栽种扩展到了附近的许多村庄。
1933年，黄河再次决口，水漫菏泽城北，牡丹园内水深两米，花农们冒着生命危险，泅水将牡丹捞出来，捆装成包，背着牡丹去逃荒，宁肯饿肚子也不肯卖掉牡丹。大水退后，花农们回乡，第一件事就是重建牡丹田园。
经过这样的苦苦经营，曹州牡丹有了可观的规模，既成了当地的一大景观，也成了土著居民的一大生活来源。清乾隆二十一年的《曹州府志·食货志》上说：“牡丹芍药之属数十百种，士族资以游赏，贫人赖以营殖。”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余鹏年所作的《曹州牡丹诺》的附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曹州园户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东部二十里，盖连畦接畛。看花之局，在三月秒，车马歌声相属。”
曹州花农卖花的举动，在各地花农中也可称佼佼者。清光绪十年（1884年）的《菏泽县志》上记载：“花卉之繁，凡他邑所有，其数略备。牡丹、芍药各百余种，土人植之，动辄十百亩，利厚于五谷。每当仲春花发，出城迤东，连阡接陌，艳若蒸霞。土人捆载之，南赴闽粤，并走京师。至则厚值以归，故每岁辄一往。”手抄的《赵楼牡丹花谱》上说：“推销最多的一年，别处无人统计，仅广州一地就运销八万多株。”
外销的牡丹主要运向广州，花农称这一活动为“下广”。
“下广”每年霜降动身，一般是二三十人结伙而行。出发前，将带着“土托子”（根部老土）的牡丹，每60棵打成一包，约100公斤重，多则1000包，少则500包，装在平板车上外运。出发之前，所有“下广”的人及其家属，都要参加祭花神的仪式，设供品于园中最老的牡丹棵前，挂红绸于牡丹枝上，长时间地跪拜祈祷，祈求花仙保佑“花开适时，人财两旺”。正式启行时，按当地嫁女“西进东出”的习俗，花车必须从街东口出村，然后到兖州装火车，到青岛上客船。
牡丹运到广州，其时那里的气候条件和山东的春季差不多，栽下7天，鳞芽便开始膨大，顶端绽裂显露红丝；再过7天，顶端开裂显蕾；再过半月，花蕾离颈；再过25——30天花开。花开正当春节，在广州传统的花市上，牡丹最为名贵。花开适时，“下广”花农就要发大财。卖完了花，遍游广州城，给全家人买上礼物，凯旋而归。大约在正月十五左右回到家中。这时全家喜气洋洋，燃放鞭炮，再次祭祀花仙，答谢花仙保佑。
直到今天，洛阳与菏泽仍是全国最著名的两大牡丹生产基地，两地都有“谷雨三朝看牡丹”的风俗。现在，谷雨期间，两地都有盛大的国际牡丹花会。
牡丹之外，开封的菊花和山东平阴的玫瑰花也颇有名气。
菊花是开封市的市花，每年秋天都有大型的菊展。在花海一般的菊展上，不但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园艺品种，而且能够看到开封特有的菊花盆景，有可以放在掌心中的小菊微型盆景，有大树型附干式山菊盆景，有郊野式特艺菊盆景，还有壁挂式菊花盆景等等。
山东平阴素有“玫瑰之乡”的美称，在这里，田边、堰埂、沟谷、房前屋后到处都有玫瑰花的影子。玫瑰花不仅可供欣赏，还可用于酿酒、做花酱、做药材、做香料。 平阴是国内栽培玫瑰花历史悠久的地方，在唐代就有翠屏山僧人慈净移栽玫瑰的传说。到明代又有利用玫瑰花酿酒的佳话流传。民国年间编成的《续修平阴县志》中留下一首描写种植玫瑰花的竹枝词：
隙地生来千万枝，
恰如红豆寄相思，
玫瑰花放香如海，
正是家家酒熟时。
玫瑰花可用来熏茶、制糖、酿酒，还能提炼出价值昂贵的玫瑰油，花蕾入药，有理气行血、解郁醒脾、通经活络等功效。
平阴的玫瑰花，于2月中旬发芽，3月中旬展叶，4月下旬开花，5月下旬即全部开完。收了玫瑰花，在当地有一系列的玫瑰花制品。
玫瑰油精，用玫瑰鲜花，通过蒸馏取得，是名贵的天然香料。
玫瑰酒，传统工艺是采用固体发酵蒸馏法，直接把玫瑰花掺入料中进行蒸馏，加糖为红玫瑰酒，不加糖为白玫瑰酒。平阴玫瑰露酒曾于1915年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银质奖章。
玫瑰酱，加工工艺是将鲜花除去花托、花萼、叶片，加糖，揉搓均匀，装缸发酵，一个月后即可食用。
玫瑰花于，药用。采未开或半开玫瑰花，在太阳光下暴晒，晒干保持原色者为上品。
（3）沿黄名产
黄河下游各地所产的名贵粮食、蔬菜、果品，在昔日靠了上行和下行的船只进行交流，各各名声远扬。在这里，不妨由上到下一一数来，使其显现洋洋大观。
孟津梨，孟津地近古都洛阳，所产梨色黄好吃好看，自古被誉为“洛阳金梨”，据记载其栽培历史已在2000年以上，有早熟、个大、皮薄、味美、汁多、肉细、无渣等好处。我到孟津亲口尝过，觉得一个“酥”字，最是别处的梨无法比拟，所以当地小贩叫卖，口口声声：“酥梨呀，酥梨！”
广武石榴，是国内著名的果品，产地就在紧靠黄河边的荥阳县广武镇。据《河南通志》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从安息国带回了石榴，当时就种在广武的土地上，世代相传至今，历史可谓久远。这里所产的石榴被夸说为：“个大、味甜、汁多、肉肥，籽粒鲜红透亮，吃到嘴里不吐渣，掉在地上不染尘，并且久放不坏。”以此，人人皆称“仙石榴”。广武农户家家栽石榴，而且有大片石榴园，品种有铜皮石榴、铁皮石榴、白皮石榴、花皮石榴等等，以钢皮石榴和铁皮石榴为最佳。
凤台仙大米，出产在郑州市东郊凤凰台村。相传，早在商朝，村中有个池仙泉，夏日荷花盛开，香风袭人，泉水四时不枯。池边有一个大沙岗，岗上长满了梧桐树，树上住着一只金凤凰。人们与凤凰为伴，男耕女织，丰衣足食。后来，一条残暴的大青龙，一口喝干了池水，闹得遍地干裂，黄沙弥漫，人们无以为生。这时凤凰日夜啼鸣，泪水滴落枯池，顿时泉水四涌，清泉依旧。人们引池水种稻，得以安居乐业。偏是这里出产的大米一头圆又大，一头细又小，酷似画中凤眼，因此历来叫“凤台仙”。这种大米的好处是：粒大，蒸成干饭洁白玲珑；米粒硬，熬稀饭米粒不坯，夏天吃剩下的饭隔夜不坏，而且鲜味如初；米香，煮饭时米香满院，吃过饭后余香满口；出饭率高，三两半米，抵普通四两米；油性大，营养丰富。明清两代，凤台米都被列为贡品，人称道：“尝尝凤台仙，人寿活一千。”
汴梁西瓜，出产在河南开封县，有早花、蜜宝、兴城红、手巾条、三白、核桃纹、柳条青等20多个品种。当地人个个都是品尝西瓜的行家里手，而且有许多将西瓜入药治病的验方。青瓜皮晒干研成细粉或烧成灰，可治口疮和咽喉痛，加上茅根煎服，可治肾炎浮肿；瓜籽仁，可清肺润肠，煎成浓汁，可治咳嗽、吐血；瓜籽壳煎服可治吐血便血；将西瓜切开一个小口，纳入皮硝，悬挂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十几天后，瓜皮外面析出一层白霜，名叫“瓜霜”，具有清热消肿的功能，可治咽喉肿痛、口舌生疮。人们是这样地熟悉西瓜、利用西瓜。
开封韭黄，开封生产韭黄，传说是国内最早。当地有个故事说：北宋初年，皇帝在宫中吃腻了山珍海味，派一名官员上市采买奇蔬好菜，那官员在市上转了好久，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奇蔬。正在着急之际，见一个老汉挑着一担金光闪闪的韭菜走过来，他以为是上天降下珍蔬，赶紧全部买下，回宫献给皇帝，皇帝吃了很高兴，赐名“韭黄”。这故事不过说明宋时就有了这种蔬菜。《东京梦华录》上果然有“十二月街市，尽卖韭黄”的记录。苏东坡也曾写下“青蒿韭黄试春盘”的诗句。开封毕竟是六朝古都，果蔬样样都有些来头。
宋城大蒜，产于河南中牟县，个大、瓣多、上市早、表皮洁白、味道鲜美醇正，是人们最常食用的调味品。在黄河岸边，有许多菜都是“用蒜调着吃”的。
山东东明西瓜，也有1000年的栽培史，以个大味甜而闻名于世。1959年曾产一特大西瓜，重51.5公斤；1968年又产一瓜，重53公斤，号称“西瓜之王”；1987年有人种一株“龙凤西瓜”，结瓜14个，共重80余公斤，创当年单株西瓜最高记录。
曹州耿饼，是用菏泽市耿庄的镜面柿子，去皮，日晒，捏制而成的柿饼。镜面柿，果实中等大小，扁圆形，顶平似镜，果皮光滑，色泽橙红，肉质松脆，汁多甘甜，最宜制作柿饼。耿饼肉质细韧，色泽橙黄，霜多无核，入口成浆，味醇凉甜。柿子去皮晒干的过程中形成的白霜，名为“柿霜”，经过加工可成块状，呈乳白色，味凉甘甜，用以治口疮，药到病除。
梁山蚕白杏，产在那座因小说《水浒传》闻名的梁山四周，果实硕大，色白透明，向阳面布满小红点，鲜艳好看，肉质细嫩，甘甜微面，托在手中便觉香气扑鼻。
梁山蜜桃，因在农历八月成熟，又名“八月寿”，有25个品种，其中以平顶桃、大白桃、大青桃、大红桃、裂桃最为优秀。
莲花泓白莲藕，产地在武松打虎的阳谷县定水镇幺五泓一带，此地地势低洼，水源丰足，土质粘重，不漏水肥，极其适于种藕。这里所产的藕，节大、色白、质脆、无渣，在清代就声名远播，五泓村因此又称莲花流，有人以《莲泓十里》为题赞美这里的荷塘风光：“荷花千顷碧连天，夹岸楼台倒影悬，遥望远树如画里，隔花时见钓鱼船。”清初白莲藕被列为贡品。如今种植面积5000多亩，产品远销河北、河南、天津等地。
东阿枣，东阿县产枣，民间又有几种加工枣子的方法，其中以“酸枣”与“乌枣”最有特色。酸枣，又叫做“瓷枣”，加工的方法是：选个大、鲜红、无伤的大红枣，轻轻拭去浮尘，蘸酒放入甏中，密封一个月后为成品。秋季加工，可以存放到春节以后。其色红艳，肉红细腻，味道香甜。春节时，开瓷取食，家家枣香盈屋，用以招待亲友更有喜庆气氛；乌枣，又称“黑枣”、“焦枣”。加工方法是：将鲜
红大枣煮至半熟，放在特别的士窖中烘制。成品剥开后，肉断丝连，有金丝与银丝两种。银丝枣清香爽口，金丝枣甘甜如蜜。无论银丝与金丝，都以花纹细密、枣肉厚实者为上品。
泰山小白梨，产在济南附近的长清、历城等地，旧称白梨、白皮梨或线穗子梨，因为产地在泰山之阴，梨的果型较其他梨小，所以叫“泰山小白梨”。成熟的梨果肉质乳白色，皮白，味甜，最受人喜爱，栽培的历史很长，百年老树随处可见。
红玉杏，产在济南周近的历城、长清等地。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济南郡之东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个大如梨，色黄如橘，土人谓之汉帝杏，亦日金杏。”据考证，唐时的分流山即在今天济南历城区柳埠大会一带。这里正是红玉杏的主要产区，可见栽培历史之久。红玉杏以个大、色艳、风味独特而久享盛名，平均单果重60——83克，最大的 190克，果实皮色与肉色都呈橘黄，向阳面如浓红胭脂。肉厚而细，酸甜可口，芳香，离核，可鲜食，也可加工为罐头、杏脯、杏酱、杏汁。
大货山楂，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原产我国，栽培历史已有3000年之久，产在历城的有大、小两种，小的一种叫“小货山楂”，也叫“行货山楂”，名声不大。大果型的一种叫“大货山楂”，运往外地或鲜食，或加工糖葫芦，或供药用，最为有名。济南千佛山农历九月九日庙会，正值山楂成熟期，会上卖山楂的历来很多，摊主将红红的山楂穿成长串，系为一环，赶会的人买了山楂挂在项间，既可吃，又作吉祥物，人山人海的赶会人中，大多都带一串山楂回家，成了传统庙会的一大风景。
章丘大葱，山东人吃大葱天下有名，而山东大葱的极品产在济南近郊的章丘市。《济南快览·物产》记载：“章丘之葱，每校重及斤，尤为东人之特别嗜好品。”《山东通志·物产》也记载：“葱，产章丘者佳。”章丘大葱，首先以大惊动世人，一棵葱高达130——150厘米，葱白长50——60厘米，粗3——4厘米，单株最重1.5公斤左右。章丘大葱有大梧桐、大八权、气煞风等品种，以大梧桐最受人欢迎，产量也最高，亩产可达3000公斤。这种大葱质地细嫩，脆而多汁，咀嚼无丝，气味甘芳，可以生吃，也可以熟食，又是烹制各种菜肴的作料，当地俗谚说：“如言山东菜，菜菜不离葱。”烤鸭、烧鸡、锅烧肘子、清炸大肠、酥锅、炖肉、烧鱼、拌肉馅、葱油饼（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葱油饼）都不可缺葱。以葱为主要材料的名菜有葱烧海参、葱烧蹄筋、葱爆肉、京酱肉丝等。以葱为原料制成调味品的有惠油泥、葱椒泥、葱油种种。在章丘近年甚至还有用大葱烧制的全席菜宴。
明水香稻，产地在章丘市明水镇。明水多泉，以百脉泉为中心，群泉齐涌，泉流向北，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正是香稻主要产地，因此又名“泉头米”。清乾隆《章丘县志》记载：“五谷类：黍、稷、稻谷，大抵黄白二种。”其中的白稻，就是有名的香稻。用香稻米煮稀饭，不仅出饭多，而且质粘，香甜，不腻。明水香稻的主要品种是“大红芒”，种在地里开花香，煮饭时又香飘四邻，因此当地有“一地开花满坡香，一家做饭香四邻”的民谚。我到明水，朋友以香稻为赠，回家煮饭，果然是浓香一室，深知民谚所说不虚不枉。
龙山小米，产地也在章丘境内，其地就在考古学上大大有名的龙山文化遗址一带，相传龙山小米与龙山文化同龄。这里的谷子，历来都种在旱田里，春季播种，不浇水，不施化肥，遇到阴天，叶子卷起来像受旱一样，所以俗名叫做“阴天旱”。这种小米粒大，色金黄，性粘味香，煮成稀饭，上面厚厚的一层米油。清乾隆年间被列为贡品，据说很得乾隆皇帝赏识。
黄河大米，河南原阳、山东济阳、东营等地都是从60年代引黄河水种稻的地方，他们称所产大米为“黄河大米”，在原阳到郑州和山东胜利黄河大桥桥头都可以看到醒目的特大招牌，上书“黄河大米”字样，看了让人生自豪的感情。
博兴白莲藕，博兴境内有黄河泛滥时形成的麻大湖，湖中盛产白莲藕。民国《博兴县志》记载：“藕为最，秋冬后熟而鬻之于市，可代糇粮，或以为粉，货诸远方，味胜江南。”相传为历代贡品。所产莲藕与别处不同，有一段传说故事说：不知何年某日，天上白莲仙子降临，看到这里水好地阔，便在水中插下一棵九眼白莲藕。此后麻大湖所产白莲藕都有九个孔，四周八孔，中间一个扁孔。我曾到湖滨人家采风，听人说藕，饶有兴味，比如说到夏天的藕，正在开花时，名为“花下藕”，此时的藕，脆嫩清鲜，民间有一种特别的吃法，即采得新藕，用湖水洗净，再摘一张荷叶，将藕包裹，置于掌中，挥拳猛击，新藕进裂之际，将荷叶中的香气杂于藕间，放开来就以荷叶为盘，当场吃来，有说不出的好滋味。听起来也便有黄河人的爽快性格在其中。
此外如济阳圆铃大枣、齐河鸭梨、三白西瓜、邹平龙眼葡萄、金丝甜瓜、张高水杏、邹平香椿芽，皆都号称名产。手艺人的故乡
沿黄地方多称手工业从业人员为“匠”，或称为“师傅”、“老师儿”、“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常被叫做“耍手艺”；另有千千万万以农为业的人，在农闲时就地取材，加工各种产品，虽不被称作“匠”，却创造了不少有名的土产与特产，也值得做认真的记录。
（1）匠作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过去的年代，农村一切物品与用具，除自制之外，全靠匠人加工或供应，所以当时匠人的行当多得难以数计，如木匠、铁匠、泥瓦匠（有的地方也叫“瓦匠”）、石匠、窑匠、皮匠、铜匠、银匠、油漆匠、染匠、纸扎匠、画匠、小炉匠、锢炉匠、油匠等等。
在河南地方把常见的木匠、石匠、泥瓦匠、画匠、油匠、漆匠、竹器匠、纸扎匠，总称为“八大作”。
木匠
河南民间称木匠为“八大作之首”，别的地方即使不这样称呼，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是把木匠的地位放得高一些。建造房屋时，木匠与瓦匠合作，总以木匠领作。上梁唱喜歌，一个木匠，一个瓦匠，也总是木匠领唱。
在民间，从前的木匠分为“粗木匠”和“细木匠”两类，河南有的地方也叫“大木作”与“小木作”。粗木匠随处都有，他们主要制造各种农具、小车、大车、小船和建房用的梁、檩、门、窗等；细木匠多为人制作家具和做各种雕刻。 本钱大的木匠，开设铺面，名为“木匠铺”，专做棺材的铺子，自称“寿材铺”，别人背后仍如实称之为“棺材铺”；本钱小的木匠只能到户服务，为人家做一点临时的活。沿黄还有一种木匠，专门用柳木为人加工制作椅子、小凳等用具，农家常积存零碎柳木，待游方木匠到来，即请其做椅做凳，因此这种用具在黄河沿岸非常流行。这类木匠的手艺也很特别，工具多刀、铲、钻、锥之类，不施一钉，靠烤曲木榫，制成的器物却分外结实。 旧时木匠多以鲁班为祖师爷，每年农历五月初七聚会拜祖，由行业头领“掌尺的”或“把头”主持，每人都将一件工具放在祖师爷牌位前，焚黄裱纸祭拜，俗信纸灰落在谁的工具上，表示祖师向他“赐巧”，他的手艺必大有长进。河南地方木匠与泥瓦匠合伙为人盖房时，房上覆瓦行数，一定要是单数，因为传说祖师爷鲁班的小名叫“双”，用单数表示避讳。木匠还有其他不少忌讳，如做完了活打扫场地，一定要留一些刨花给主人收拾，表示以后还有活于。但做棺材时绝不许留刨花给主人，因为那是不吉利的象征。
木匠与顾主之间，也有一些俗规，山东地方，为人盖房，上梁之日主人定要请匠人喝酒，俗谚曰：“上梁的酒，家家有。”河南郑州一带，木匠为人做活，完工那一天，户主要备一包白馍和一块肉，送给匠人，俗称“捎个包”。
石匠
石匠也有几个不同的工种，开山取石的叫“起石头匠”，从事雕刻的叫“雕刻匠”，走乡串村为人(石段)石磨的叫“锻磨匠”。其中以雕刻匠手艺最为高明。
雕刻匠的生活现在多已成了古远的事情，只有他们的作品还历经风雨而留在世上。巩县（今巩义市）康百万庄园，从清初到民国年间一直不断扩建，庄园中自设石雕场，有大批匠人常年在场中工作。据说清咸丰年间僵师县牛心山有一位青年石匠，名叫车清元，来到康百万庄园雕刻场做工，他当场选料，雕出一对门墩，公认为超过场中所有匠人，康家当即把他留在庄园里，一直做了几十年的工作，庄园内现存很多石雕精品都出自这位高超匠人之手。庄园内的石雕作品数以千计，简直就是一座石雕艺术的博物馆。这些石雕，按用途区分有柱础（今存100余对，造型30余种）、门墩（今存20对）、墙壁装饰石板、牌楼、牌坊、碑刻、门狮、匾额等等；雕刻的图案有莲花、竹子、菊花、牡丹、橘子、佛手、梅花、宝相花、兰草、青松，有坐狮、卧狮、老虎、斑鹿、羚羊、大象、苍龙、麒麟、鸭子、“四足神兽”、黄牛、小鸟、凤凰等等；有八卦图、太极图、乳钉、绳纹、竹节、寿字、旋纹等等；所刻的人物多数构成故事，有“陶渊明爱菊”、“孟浩然寻梅”、“迎宾留”、“学馆图”、“出行图”等等。
铁匠
在从前，民间所用铁器，大半由铁匠所提供，因此铁匠是一种生活有保障的行业，有谚语说：“开过药铺打过铁，什么生意也不热。”铁匠的店铺统称为“炉”，具体则分“生铁炉”和“熟铁炉”。生铁炉铸造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具，如锅、犁、耧脚等；熟铁炉则打制锄、镰、锨、撅、刀、铲、剪刀等。在河南地段，熟铁炉进一步分成大炉、小炉和脚册炉。大炉主要打制各种较大型的生产工具，小炉生产小的生活用具，如门鼻、勺子、火钳、剃刀等等，脚册炉包括制铁钉、打马掌等几个专业的行当。
铁匠的店铺叫“铁匠炉”或“铁匠铺”，游方铁匠往往以一辆小车载工具与行李串乡走村，人称为“打铁的”。
铁匠各地都有，黄河下游铁匠最多的是山东章丘，历来被称作“铁匠之乡”。在这个“铁匠之乡”有一段流传很广的传说：
相传很早以前，章丘县衙门口有一棵大槐树，叶子形状就像乌纱帽，树上每有一对叶子落下，章丘便出一个当官的。
隋朝末年，铁匠王薄忍受不了贪官污吏的欺压，在章丘城东的长白山树起了义旗，杀富济贫。王薄号知世郎，所以老百姓都称他为“郎王爷”。
有一天，义军进入了县城，郎王爷指着那棵槐树说：“为官者，必苦民，官愈多，民愈苦。倒不如先杀了这树，免得以后多出压榨百姓的脏官！”说罢便令手下人把槐树锯倒了。郎王爷又令人找来一个大铁砧子，安放在槐树墩上，自己挽一挽袖子，抡起一把烧瓜锤叮叮当当为义军打造起兵器来。
可是，那树墩几天后竟又发出芽儿来。郎王爷非常生气，亲自动手，把树墩连根挖出，抡起烧瓜锤把它砸成了木渣渣，然后在树窝里点起一把火，把它烧成了灰烬。郎王爷哈哈大笑，一甩手，把烧瓜锤砸进了树窝里。
第二天，大家看到，郎王爷扔下的铁锤把上发了芽。几天工夫，长成了一棵大树，树叶儿密密匝匝，每片树叶都极像郎王爷的烧瓜锤，人们就叫它是郎王树。秋后树叶发黄，落下一片叶，就变一把烧瓜锤，人们又叫它郎王锤。
大伙纷纷把郎王锤拣回家，到夜里，家家都做了一个梦，梦见郎王爷手把手教学打铁。第二天早晨起来试试，郎王锤果然得心应手，打成了铁器也和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
从此，章丘人都推起小车，带着郎王锤到处打铁。有人是秋后收割完庄稼出门，一路行走，一路打铁，到来年开春时再“打”回来，他们管这叫“打行铁”；有人出门找一个大一点的村镇住下，为周围四乡人抢锤，他们把这叫做“打乡铁”。
年复一年，每年秋后章丘百姓都从郎王树下得到郎王锤，也都成了铁匠，打铁跑遍了全中国。到后来，有一天夜里，郎王树冷不了就没有了。大家说，这是郎王爷见大伙都有了生活门路，就把长锤的树收回去了。
章丘铁匠一代又一代地走南闯北，流传下了这么一句话：“章丘人不打铁，吃啥？”
传说不是历史书册，但是传说有时比历史学家板着面孔写下的文字有更多的生活真相。章丘铁匠遍天下，是事实。章丘铁匠用的铁锤叫郎王锤也是事实。章丘铁匠也的确有“打乡铁”与“打行铁”两种活动方式。
传统铁匠有很多著名产品，有的直接在成品上打着印记，这些产品都有独到的好处。比如，山东博兴店子乡辛张村，倪龙田等人创制了一种钓鱼钩，有弹性，坚固，锋利，粘性大，钓鱼命中率高，以此远近闻名，号为“辛张渔钩”。用过的人都说，用这种钓钩逮鱼，只要碰到鱼身上，就会像吸铁石遇到铁那样，粘在鱼身上，鱼越挣扎，钩得越深越牢。在周围地方形成了一个歇后语：“辛张的渔钩——没有跑”。这个县的兴福镇李村有一户世代为铁匠的傅姓人家，祖传打制锄板的手艺远近有名，号为“李村锄印”。由这家铁匠打出的铁锄锄面平整，两膀对称，鼻孔端正，鱼脊骨厚薄得当而光滑。用起来则轻快，顺手，不坑不抗，不挂神仙土（即锄裤上不粘土），倍受农民欢迎，到今仍为畅销产品。
染匠
乡间染匠所开设的店铺，叫做染坊。白布染靛蓝，可使布身紧密耐用，洗晒不易褪色，花纹越洗越明。在化学合成染料大量输入之前，沿黄各地都是从蓼蓝与槐蓝中提取靛蓝（又称蓝靛、土靛），用来染布，所染的主要是蓝布与蓝印花布。当时染坊极多，因此乡语说：“天下无二行，除了药店是染坊。”
旧时染坊里土法染蓝布的工序很复杂，一切都靠经验。具体步骤是：
抽靛脚子，用抽水葫芦把老染液中沉在缸底的靛脚子抽掉。
下靛，把土靛倒入箩中，在缸水里淘洗，细靛漏下去，粗草留下来，再把碱和石灰加入水中。染布匠人的口诀是：“碱是骨头靛是肉，石灰是脑子，离了三样不能活。”
疏缸，下靛后用缸棍子搅动缸水，一天三遍，然后，用看缸碗（一律用破碗）舀起缸水看颜色。缸水呈香油黄色，染出布色深，叫“大颜色”；缸水姜黄色，染成的布色浅，叫“小颜色”。缸水的上部是颜料，匠人称作“缸梢子”，底部含杂质，名为“靛脚子”。
染布，白布下缸前，先在缸中间悬挂一个铁丝编结的缸罩子，把缸水分成上下两部分，把白布浸在上部，约20分钟后，将布取出，折叠起来，放在缸口上的担缸板上轻压，挤出水分，摊开晾晒，这时布就由黄变绿，由绿变蓝。第一次染出来的是浅蓝色，俗称月白色（淡蓝），第二次染出为二蓝，第三次为毛蓝（深蓝），第四次染出的布色最深，近乎黑色，俗称缸青。这种由淡蓝到二蓝、深蓝，最终变为青色的过程，正如《苟子·劝学》所记录的那样：“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成语更简化为“青出于蓝”。
除了染蓝布之外，染坊里也为人加工蓝印花布和彩色印花布。
蓝印花布在民间有“印花布”、“豆面子花布”、“石灰花布”、“花点子布”、“猫蹄花布”等名称，从前人们用它制作褥面、被面、枕头、枕巾、墙帷子、门帘、饭单、围裙、兜肚、围嘴、包袱，也用它作妇女、儿童的衣料。
蓝印花布的花纹极多，植物类有梅花、牡丹、荷花、菊花、枣花、绣球花、玫瑰花、甜瓜花、韭菜花、桂花、竹子、菱花等；动物类有凤、喜鹊、孔雀、鸽、白头翁、公鸡、鸳鸯、狮子、猴、蝙蝠、艾虎、鲤鱼、金鱼、龙、蝴蝶等；器物类有果篮、花瓶、琴、棋、书、画、绣球、古钱、金锭、扇子、戟、花灯、长命锁、花砖、鱼鼓等；几何图案有鱼子、珠子、三瓣花、猫蹄花、画眉眼、鱼眼、鱼鳞、太阳、月牙、波纹、云头、绳纹、旋花、鸡心、盘长、冰裂纹、三角纹、锯齿纹、龟背纹、方块、五角纹、挽不断（回纹）、方胜、斜九点、茴香、十字等；还有吉祥文字福、寿、双喜、长命富贵种种。
蓝印花布之外，沿黄许多地方民间还有彩色印花布，这类花布用“漏版”（搂空纸版）刷印，一色一版，直接印到布匹上，用色热烈而夸张，极受农村妇女欢迎。
旧日染坊行业中有很多传说，也有很多特有的风俗。
由于从前的染匠师傅对于蓝靛还原染料的过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工作中有许多偶然性，使他们产生了神秘感，民间常规，不能解释的事物，就用同样神秘的传说来作解释，这就有了染坊里的故事。
有人说：古代人原来穿的是蓑衣，自从发明了纺织，才兴穿棉麻丝绸的衣服。起先大家都穿白衣服，有一个皇帝为了用衣服颜色分别贵贱，规定皇帝穿黄袍，大臣穿红袍，平民百姓穿青衣蓝衫，并且张榜招募能染这三种颜色的能人。这时梅仙翁种植了蓝草，葛仙翁创造了用蓝草沤靛染青的方法，为了让老百姓都穿上又好看又结实的蓝布衣服，葛仙翁带了蓝靛，在重阳节那天到达京城，揭了染蓝布的皇榜。当那个鲁莽的皇帝看到葛仙翁把白布下了染缸，变成焦黄色的时候，便不容分说，立即以欺君之罪把葛仙翁斩了。后来把布捞出染缸，很快就由黄变绿，由绿变蓝。皇帝这才懊悔杀错了人，使封梅仙翁和葛仙翁为染布缸神。从那以后，每年的九月九，染坊都要祭祀梅、葛。
又有人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老染师，开了一辈子染坊，可是有一回下靛后染缸水就是不黄，正一筹莫展蹲在大门口发愁的时候，来了一个衣服破烂的穷老道，说要染帽子，老染师说：“缸水不大受使，你自己去染吧！”道士便用手中的赶狗棒把所有染缸都搅了搅，用要饭的破碗舀起缸水看了看，说：“好大颜色。”接着把帽子浸到每一口缸里染了一下，留下木棍和破碗就走了。老染师站起来再看染缸，已经变成香油黄，花沫发紫，不仅能染蓝布，而且久用不乏。据说这位老道是葛仙翁显圣。缸棍子和看缸碗是祖师爷留下来的，后来的染坊一直用树枝做缸棍子，用破瓷碗做看缸碗，见道士来了称师兄，管饭包路费。
旧时的染坊真的是都供梅、葛二仙为祖师的，还有专门的《染布缸神》纸码。
从前的染坊还有一种有趣的风俗，为人家染布，用印子作记号。印子用高约3厘米的竹牌制成，一面左右并排烙两个编号，另一面烙一个符号，然后从正中劈开成为左右两块，每块上端各钻一个小孔，系上细绳。收进白布时把其中的一块交给顾客，作为取布的凭据，另一块系在布头的边角上，即作布主的记号，也作染何种花色的记号。印子拴在布角，表示染深蓝；印子拴在距布角一指处的布边，表示要染二蓝；印子拴在距布角二指处的布边，表示染月白色；印子拴在距布角三指的布边，双扣鼻，表示要染蓝印花被褥面；印子拴在距布角四指的布边，表示染蓝印花衣料布。有人说，这种拴印子的办法，是古代牌符取信和结绳记事的遗风，这真与古老的黄河文化极相匹配。
染过布要用踹布石和枣木辊来砑光，做这个工作的人叫做踹匠，他双手扶支架，双脚踩在元宝形的踹布石的两端（踹布石因为是元宝形，所以也叫“元宝石”），石下压着枣木砑布辊，辊下的石台上铺着染成的布匹，端匠左右晃踩，木辊来回滚动，布匹便现出平而亮的光彩。
每年农历九月九日，是祭染缸神的日子，也是染匠们的节日，此时，染坊里到处张贴着“缸水调和”、“缸中出金”、“缸中取宝”的大红竖批，有时还要酬神演戏。但是这样的时光已渐行渐远，古老的染坊已很少见，我所见到的只是七八十岁的老染匠和被丢弃在街角的元宝石。当地的年轻人已不知道那是一件有何种用处的东西。
窑匠
窑匠的行当很多，有砖窑、缸瓦窑、盆窑、石灰窑、木炭窑等等，其中以制陶的窑最多。
从前民间的盛器，陶制品极多，近数年来这些器物大多已被铝的和塑料的制品所替代，制陶的窑业也随之萎缩，但是每一个地方，都还有几处陶窑存在，使我们仍能亲眼看到延续了几千年的制陶风俗。
我在山东垦利县的胜利乡佛头寺村，采访过一个土陶窑，意识到这古老的行业也将不久于这个世界，因而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录。
佛头寺村，紧傍黄河，村中的制陶业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相传祖辈制陶有七十二般手艺，现在还用着的有选土、和泥、覆泥、踩大泥、踩小泥、揉剂子、成型、晾胚、上釉、烧窑种种手艺。
选土：黄河淤士，含沙量不等。陶工选土，必得泥沙比例合适，以七成土三成沙为最佳。
和泥：在作坊中进行。作坊一般为半窨半屋式建筑，俗称地屋子。地屋子的一端掘地为池，置陶土池中，加水调匀。
覆泥：和匀之泥，用铁锨翻扣在池边，码成方堆。
踩大泥：池边备五尺界方地场，名为“泥窝子”。在泥窝子上先撒薄薄一层干土，名为“撒醭”。置泥块于泥窝子上，码成小堆，陶工赤脚，将泥堆踩成扁圆，再回转踩匀，堆起再踩，前后两遍。
踩小泥；将踩大泥之后的陶泥码成小堆，用弓子（竹弓，细铁丝弦）一块块割下，名为“割泥理草”。割下的泥块撒醭后仍码成小堆，陶工穿硬底布鞋（俗称“踢杀牛布鞋”），先将泥堆踩扁，然后一足为轴，一足踩泥，转，踩，蹬，揉，抹，碾，将陶泥踩成圆润一圈，里一层，外一层，如荷瓣盛开。如此两遍，土性柔软如胶样。
揉剂子：又称“做揉子”。依器形之大小，取经踩小泥后的陶土一块，反复团揉，成为一剂。
轮制成型：置泥剂于轮盘上，陶工面盘而坐，盘飞转，陶工以手理陶泥，经圆底、拔腔子、挽沿等工序，很快成型。成型后，水罐手工做“鼻儿”。面瓮成型分上下两节，用一副枣木打板内外拍打连接，同时在器外腰部拍出细纹作装饰。
晾坯：成型后用特备小板（俗名“垫盆子”）托住，端在通风处晾晒。初晾时随时观察，用手整型，使其不偏不扁。
上釉：晾坯后用红土上釉，有抹沿口、半抹、绘画等工艺。作画用抹布，用笔，用手指，多种多样。
烧窑：有装窑、烧制、出窑等步骤。从前的规矩是装一窑踩三合泥，一保泥踩80个大盆的料。
佛头寺传统陶制品种类很多，大批生产的，一年四季有四个品种：春烧水罐，夏烧花盆，秋烧黄盆，冬烧面瓮。其代表产品有：
水罐：土红色，鼓圆，墩矮，双耳，日用为往田野送饭时盛汤。其好处是“差一热”（饭汤冷得慢），经日晒饭汤不发酸。大型的水罐，粗如水桶，对称三组各三个“鼻儿”，拴麻绳为系，用来挑水。陶工常在罐面作画写字，我看见的一个旧水罐上，以抹布挥成一画，如山石，似流水，气势非凡。老陶工李玉自称，当年顺应群众情绪，在陶罐上大书“抗美援朝”四个字，畅销一时。
花盆：大小成套，土黄底色，沿口着黑釉。有的绘画，有的刻花，档次高低分明。
黄盆：色深黄，双边，用以和面、盛水、盛菜。成套制作，套在一起便于运输，人家买了，大小各有用处，买盆不论个，论套，久之，形成一句流行颇广的歇后语：“佛头寺的黄盆——一套一套的。”
面盆：青色，大型，腹部饰一环竖印花纹。代囤子盛粮盛面，可防潮防鼠，当年周围地方家家有之。
坛子：鼓腹，缩口，小底，有盖，浅红色或青灰色，一般无大型器，多用于盛放鸡蛋，可防蚊蝇叮咬，又透气而不易变质。农家妇女用它盛物，又以之作室内装饰，所以几乎件件都作图画，我在村中所见的有指画梅花，也有笔画兰草。
香炉：圆形，葫芦腰，用以烧香敬神敬祖。
酒炉：二寸见方，无底，四壁高一寸，上开一圆口，口沿作三只小蛙，炉四围绘画。用时，炉中燃酒，蛙为支架，置壶于架上温酒。只有乡中阔气酒宴才可见这种排场。
小泥碗：成型晾坯后，反复以釉土内外打磨，烧成后黑亮可爱，多为自家孩子烧制，市上少有出卖者。
泥玩具：手捏者有哨儿（鸟形）、对哨、响蛋蛋、咕咕鸟数种，模制有泥娃娃、孙悟空等数种。
佛头寺陶工制陶，一般自制自售，售货时有下远乡者，也有就地设摊者，更有到外地开窑，就地取材制陶，就地出卖者。旧时黄河三角洲一带七八个县都可见佛头寺陶工卖陶器或开窑的足迹。另据老陶工回忆，在从前，一遇荒年，村中人多制陶玩具，远走他乡，或卖钱，或换粮，只顾糊口；每遇太平年月，人民安居乐业，置家具，栽花草，此时便烧罐，烧盆，烧瓮，烧花盆，所制器物皆彩绘装饰，所表现的是一派安宁祥和的气氛。
如今传统陶器只有花盆还在生产，人们又将祖传的手艺加以发展，生产黑陶工艺品，生产规模已相当可观。
（2）家庭作坊
沿黄农家的副业生产门类极多，就地取材的柳编、旋木、苇编、蒲编、草编，更是随处可见。
柳编与柳杆
黄河大堤左右，到处栽柳，柳杆与柳条随手可得，成了河畔人家从事副业生产的丰足的材料。
柳编是用柳条剥皮晒干后编织成的器物，传统的产品是农家日用的笸箩、簸箕、水斗、插子（笊篱）、圆十、升斗、衣箱等等，民间统称为“柳货”。在柳货的主要产地之一博兴县兴福镇一带，几十个村庄，户户经营柳编。传说这里自古出产柳条，原来并不知利用。有一年，一个名叫王缠的人路过这里，见人们将柳条当柴烧掉，觉得十分可惜，就在村中向贫苦农民密传编织柳货的技术，从此传扬开去，成了这一方土地上的人谋生的手段，人们为了纪念王缠，塑了他的像来祭祀他。民国《博兴县志》记载：“柳货，县境二、四、五区多有，用柳条编制，器具者如水斗、笸箩、簸箕、衣箱等类，鬻于市，获利甚厚。”可见很早以前黄河柳编就成了远销外地的商品。
近数十年间，柳编有了新的发展，品种大大增多，产品销往国内外，其品类有：柳大箱、洗衣箱、小耳筐、圆筐、花篮、花盆套、纸篓、提篮、童篮、挂篮、方盘、面包篮、酒瓶篮、旅行箱、鞋笸箩、柳帘、屏风、宫灯、吊花篮、面包盒、野餐篓等。
在东营市东营区，有一个岳家村，户户编筐，产品有提篮、车挡、果筐、花筐、篓子、抬筐、织板、鱼篓、机器包装箱等十多种，向以质量上好闻名，当地有俗话说：“车里的筛子，岳家的筐，解家的草鞋不用相”，说当地的三种土产人人信得过。
柳杆长成可作锄、锹、锨、铲的把柄；选小柳术修剪使长成三叉，三年长成一枝柳叉，用于谷场翻晒粮穗，也是家家必备的农具。
苇编
黄河越往下流，芦苇荡越多，当地的人自古知道利用这一资源，盖房用苇，打箔用苇，在室内间隔房间用苇，更常见人家门前挂一张苇帘，在夏日里防蚊，防蝇，防尘埃，又可使清风无遮无拦地吹进家中。苇编的器物如篓、筐、渔篓、苇席、苇笠、苇囤和捕鱼用的苇折子，都是传统的苇编产品，也是农家常用的东西。
近年这一项编织的手艺，得到了新的发展，生产出一系列可供出口的稀罕物件，如苇提篮、苇箱、纸篓、洗衣筐、童篮、端盘、酒瓶篮等，并创造出苇帘画，花鸟鱼虫、山水人物，无所不有，成了一种畅销的工艺品。
草编
草编的原料有多种，产品门类有多样。
博兴的蒲草编织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所编蒲鞋，俗称“蒲窝”，也叫“绑”，分单底、双底两种，用蒲草熏洗干净晒干为料，柔软轻快，温暖舒适，有的鞋帮上还用染色的蒲草编各种鲜艳的图案。这样的草鞋从前是冬季御寒的上品，民间流传说“冷上博兴”，就是说天冷了，快上博兴买蒲鞋。现在又成了国内外畅销的手工艺品。博兴蒲编还有其他品种，民国《博兴县志》记载：“蒲鞋、蒲席、蒲扇、蒲垫，尤工细，物美价廉，耐用。”这些产品现在也都继续生产。
东营解家村的草鞋，起源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用野生蒲草编织，工艺相当讲究，有备料、勒底、挂里、悬帮、上圈、插斜、平口、握沿、摘头等工序，有草拖鞋、顺脚鞋、平口鞋、草靴、尖底女式草鞋等品种，穿起来冬暖夏凉。本是地方土产，近年出口登上了大雅之堂。
利津县的草编，以茅草、玉米皮、蒲草、麦秸草为原料，产品有草地毯48种、沙发垫12种、餐席2种以及茶垫。其中餐席用4种草混编而成，花样最为好看。
旋木
黄河滩中的柳木根，成就了旋木的副业。鄄城县郑营乡的刘庄可称为旋木专业村。村中至今以刘姓居民为主，刘氏的祖谱记录，他们的祖先，明朝初年来此立村，到现在已有20多世，世代旋木为副业。从前他们的主要产品是儿童玩具“哗啦棒儿”，所以地方的人都称他们为“哗啦棒刘家”。
村中生产的民间玩具有哗啦棒、老鸹罐儿、木响蛋、拉拉牛、儿保神、木辆车、木刀、木枪；生产的其他产品有小孩用的木碗子、蜡烛台等等。
在旧日，村中的旋木产品，一部分被上门的货贩子收购，大部分则靠自己销往远方。他们常常推起小车或挑着担子，到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去赶“古会”（庙会与山会），把自己的货物销售到方圆数百里的地方去。河上渔家
黄河的渔业生产，曾经有过黄金时代，所以沿黄的居民，说起黄河鲤鱼皆喜形于色，但是近年黄河水量减少，甚或频频断流，于是渔业萎缩。因此如今沿黄采风，说到捕鱼的事，尽是回忆当年。
从前洛河入黄河的河口处，是个很大的渔场。自古来有谚曰：“伊洛之鲂，贵如牛羊。”可见此处的水产曾有怎样的地位。民国《巩县志》还说：“县中渔户颇繁，傍洛居者十之七，傍河居者十之三，终年操竿纶生涯，以供一方鲜食。”捕鱼有多种方法，而以养鱼鹰捕鱼最为普遍，至今居民仍将双体小船称为“鹰船”。放鹰捕鱼的人有很多忌讳，比如，出门忌讳与玩猴戏的人相遇，如果相遇，就要吐唾沫去晦气；对于鱼鹰倍加爱护，但是很忌讳鱼鹰飞逃，万一飞走，要千方百计追回，因为俗信鱼鹰飞走是倒运的征兆。捕鱼时的禁忌更繁琐，不能提到的东西很多，不得已提到时，不能直呼其名，要改说代称，“桥”改说“空子”，“塔”改说“攘子”，“水”改说“流子”，“雾”改说“障子”，“龙”改说“汲水子”，“虎”改说“扒山子”，“梦”改说“混子”，“牙”改说“齿子”，“蛇”改说“田串子”，“猴”改说“跟头子”等。
在黄河中捕鱼还有另外的一些方法：
拉须网，须网的底，是一个有倒须的笼子，鱼可以进去，不可以出来，网底左右连着两片网，系在船上顺水拉，过一些时候从须笼中倒鱼出来。
插箔滩，也叫“下箔”、“迷魂阵”。这是一种定置网具，在河水宽漫或二河套子中插网，等鱼误入其中，按时倒取。
下等钩，在活淖里拦水横下几排鱼钩，等鱼经过，有的就被钩住，渔人按时“滤”钩取鱼。等待的时候，船上的人都要磨鱼钩，俗谚说：“三天打鱼，两天磨钩。”
下顿钩，一柄两钩，俗称“对腚钩”，钩型大，成排拴在绳子上，两头各有一个“顿把子”，两条船上的两个人各持一个顿把子，用力握紧，一顿一顿地前行。这是一种专逮大鱼的方法。渔人只有一条船时，需要在河上临时寻找搭档，找到一只自以为合适的船，上前将手举至脸侧，笑着问：“争米不？争面不？”那边回话说：“米面齐备，有需效劳的吗？”这就可以对面商量搭伙下顿钩的事了。很多老渔民，说起下顿钩，都有这着大鱼终生难忘的经历。
叉鱼，夏季河水浑黄时，鱼常浮到水面上，乘船持钢叉取鱼，叉住鱼之后必迅速上举，所猎取的也都是大鱼，至少每条五六斤重。
钓鲶鱼，秋季钓鲶鱼，用单钩，以豆虫为饵，在坝窝处下钩，钩离水口三寸，也常会得到重十余斤的大鱼。
穿鱼，冬季结冰后，可见冰下鱼影，照影凿冰，用六尺长的铁“穿子”穿鱼。
捕刀鱼，黄河刀鱼，每年谷雨前后，由大海中湖河而上，到东平湖产卵，立秋以后，顺流而下回归大海，所以东平湖以下黄河沿岸的渔民有春秋两季渔汛。秋季的刀鱼不如春季的好吃，因此春季捕刀鱼的汛期最红火。民谚说：“麦梢黄，刀鱼长。”捕刀鱼都用渔网，网有多种。在东平湖，渔民用大网，50年代时，常有网获万斤的记录。在济南以下河段，较大型的叫拖网，渔时，先摇小船，把一根木桩夯
进河底泥中，把拖网的一头拴在木桩上，然后，小船顺流放网，形成包围圈，再摇船收网到木桩处。一般拖网高六尺，长过百丈。网大船小，遇有风浪，危险非常，所以居民称这种打渔小船为“小鬼欢喜”，意为随时有遇险的可能。另有一种小型的粘网，细丝织成，网眼很小，渔时，在黄河边水际向河中插木杆，将网挂在杆间，鱼过即被“粘”住。
绳钓，流行于河南地方，俗称“丢包”，用约7米长丝绳数根，每根拴鱼钩四五个，并挂一石，挂饵，抛入河中，一端拴在河边小桩上或石头上，晚上下钩清晨取鱼。
设“占”捕捞，俗称“开饭铺”。春天和秋天，选择水面较平的河段，用顽石向河心方向铺设，名为“摆占”。一般摆等距二三条，石下压谷穗，引鱼来食，每日早、中、晚三次到占上撒网打鱼。
舀子捕捞，俗称“截路”，用一根粗6厘米左右、长3米左右的木杆，顶端固定一个椭圆形的柳木圈，鱼网拴在圈上，人立岸上持杆舀鱼，适宜于汛期严冬季节，其时鱼多聚在河边水深处。
此外尚有：瓮网，两人拉行，网在水中兜起如瓮，故名；喇叭网，形如喇叭；大拉网，又称“一边拉”等等。
河边居民还都经历过浆河取鱼奇事。所谓浆河，就是河水含泥沙过多，河里的鱼呼吸不畅，处于半死状态，此时，随便用什么农具都能捞取很多大鱼，有时会多到成垛地放在岸上，合村的人都吃不兀。
时至今日，大多数渔具都已无用武之地，所能见到的不过“舀子”、“扳罾”、“罩网”几样小渔具，小打小闹，不过游戏而已，早就失去了经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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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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