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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楼狐仙与北京城的空间秩序
将上述所有狐仙故事放回它们原本所在的城墙位置（图9），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虽然旧京民众相信狐仙不爱尘嚣，更愿远避深山修行，但从显灵地点来看，它们仍然留恋都市，特别是崇文门一正阳门一宣武门一线的内城城墙，是各位狐仙聚居的地方。这一线的五座城楼里，有四座都有狐仙栖身。崇文门城楼没有狐仙，这可能与狐仙世界的官僚制度有关。狐仙爱住在楼上，尤其是楼上的把角处，然而北京内城的四座角楼中唯有西北角楼没有狐仙，这或许与北京城的宇宙论意义有关。
（一）人居城市里，悠然见南山
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对当时的北京市民而言，城墙不仅是帝都的视觉标志，更是人迹罕至的自然家园。20世纪20年代曾系统考察过北京城门与城墙的喜仁龙写道：
在温暖的季节里，（城墙）顶部茂盛的树丛和灌木为城墙添了几分生机。……墙根下也有绵延的护城河和低垂的柳条，以及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广植的椿树和槐树。春天到那儿去是最好不过的了，那时，嫩绿的柳枝随风摇曳，好似一扇透明的窗帘，倒映在明镜般的河水中；或者稍晚一点，槐花开满枝头，散发出迷人的芬芳，充满整个空气。如果你善于发现，总能在古城墙附近找到绝佳的创作题材。
人迹罕至的城墙上与城根边是植物的天堂，自然也是各种动物的乐园。直到20世纪后半叶的各种回忆录中，北京市民仍津津乐道于在城墙边捉蟋蟀、寻野兔的乐趣。即使是前三门一线的城墙也同样如此。
与我们今天寸土寸金、人满为患的北京城不同，直到20世纪50年代正式开始工业化进程以前，北京城内还有大片植物自由生长的荒地。前文提到的西南角楼，人们回忆那里的环境：
（那个地方）叫狐仙楼，肯定有狐狸。那会儿狐狸多，也没人敢打狐狸。荒里荒郊的地方。……刺猬、蛇，都很多的，……因为那时候草好高好高的，那么高的草。
东南角楼更不必提，《燕京胜迹》一书中将东南角楼标注为狐仙楼，书中提供的照片清晰反映出1920年代当地水流丰沛、草木繁茂，城墙高不可攀、少有人迹的环境。
城墙为城市保留了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趣。因此，在彼时的北京居民看来，这些高大的城墙城楼其实和山峦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地面上高耸的标志物，是动物的栖居地，是生活世界中的“家园之山”。狐仙仍然是山上清修的仙人，只是这些山并不远离城市，它们就在城市之中，是市民们日日可见却野趣盎然的“悠然南山”。
（二）与人类共享等级秩序的狐仙世界
在《城市里的邻居们》一文中，笔者已经解释过四大门世界的等级与社会体系。简而言之，“北京城中的狐狸官僚体系，不仅有等级高低，而且还有明确的权力边界。甚至，它们的官僚还非常注重当地的风土人情，其行事方式往往与辖区内的风俗习惯相适应”。汉族文人聚居于宣武门外，宣武门的狐仙因此也学识渊博、谈吐不凡。正阳门天狐统领全城却无法辖制宫禁，宣武门的狐四太爷则是南城狐狸的领袖，这难道不是旗民分治、大内禁城与宣南文人聚居的结构性再现吗？狐仙世界的秩序由人类社会所决定，前三门一线作为北京衙署、市场与统治权力最为集中的地方，也聚集了最高等级的狐仙，统管全城狐狸，所以才会香火旺盛。但问题在于，为何我们从未听说过崇文门狐仙的故事呢？
事实上，崇文门附近并非没有狐仙，只是它不愿居住在崇文门的城楼上，而愿意栖居于街巷胡同之中。珠市口东大街南侧的过街楼胡同，传说就是因供奉狐仙的过街楼而得名，当年楼上对联写着“默佑一方恩已久，虔瞅圣恩愿不虚”，横批“保佑一方”，显然狐仙是这一带商人们的保护神。我们可以理解，商人们的狐仙与文人的狐仙不同，它不愿、也不能落脚于象征国家权力的城楼中，却甘愿栖居于前门最繁华的珠市东大街附近，与澡堂老板、杠房掌柜、银号铺掌们混迹在一起。由此推想，西南、东南两处角楼，因为更深入乡民世界，连带狐仙也就带有强烈的民俗宗教色彩。正阳门狐仙—官僚、宣武门狐仙一文士、崇文门过街楼狐仙一商人、东南西南角楼—乡民，有狐仙的城楼既是人类社会结构的标志，又真实地构成了人群聚集空间的边界。
（三）“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宇宙论
狐仙世界与人类世界重合同构的同时，狐仙楼又总在世界的“把角”处。除了角楼中的狐仙最为灵验、香火最旺之外，东岳庙里的大仙殿也在最后一层楼的东北角上，常人春称其为“东岳庙后罩楼东北角殿”。但是，为什么只有内城西北角没有狐仙居住呢？这当然有可能是由于笔者的资料不足，缺失了西北角楼狐仙的资料。但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因为狐仙楼是北京城这个小宇宙中的四方之山，但“天倾西北”，西北城乃帝阙之内上通天门之处，神灵从这里往来上下，因此既不需要支撑天地的柱子，也没有狐仙生活的空间。
从明到清，内城西北角始终缺了一角，关于这一现象，历来有无数解释。民间传说认为，北京是“八臂哪吒城”，但哪吒的衣袖挡住图纸一角，造成了北京城缺了一块。有人说，是因为西直门位于地震带上，城墙屡建屡塌，无奈之下只能少修一角。目前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主要是因为西北角的太平湖水面太大，地基湿滑，为了避让水域，只能让西北城墙向内避让。然而，正如王军所指出的，北京城精确而艺术地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最为核心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其“元大都规划设计将不同层级的空间安排统属于哲学意义上的‘道'”。仅仅用技术条件限制去解释都城营造这样的“国之重器”，完全忽略了空间布局与中国古代宇宙观的联系，应该说是有缺憾的。事实上，“天倾西北”是中国最为古老、也最为深入人心的神话宇宙观，由于在西北方向天地距离最近，所以历来被认为是天门所在。这不仅是文献中的神话观念，更是明清时期从帝王到民众共享的宇宙观。明宣德八年（1433），明宣宗下令仿照南京朝天宫样式于都城之西北隅择地修建朝天宫，并设道录司其内，主天下道教事。闰八月戊午日竣工，有景星现于西北天际。有阴阳家说，西北乃天门之位，景星出现，乃上天垂佑之祥也。明宣宗深以为然，并因此御制《朝天宫新建碑》。在碑末诗文中，明宣宗明确指出帝都宫殿上孚九重玉清天紫微宫，城内西北为神灵来往居处。到了明成化十七年（1481）重修朝天宫时，明宪宗朱见深再次重申了皇都西北乃天门之所在的观念，在这里兴建朝天宫，以便于“神祇上下鸾凤随”，如此才能“祝我皇图民物熙，干秋万载无穷期”。
既然内城西北是开天门的地方，这里的城墙缺少一角以表示“天倾西北”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了。西北方向是九重天上神灵来往人间的通道，狐仙无法在此定居修炼，也就是当然的观念。在这一观念中，有狐仙居住的角楼对应撑天的高山，西北的角楼没有狐仙，其根本原因是共工撞坏了西北不周山。狐仙的在场，标志出城市里的山岳。这些“有仙则灵”的山岳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城楼，而是神话宇宙论中支撑天地、环绕宇宙的“四方之山”。正如在城市内部，不同人群（官僚、商人、文人）都有自己的社会空间，狐仙楼亦表达了不同人群聚集、分类的空间秩序一样，角楼也标志出作为小宇宙的整座北京城的边界。
五、结论及讨论
动物与宇宙论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古代自然知识的关键。过去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古代缺少关于动物的系统性知识，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在中国古代思想观念中，动物与人类同在统一的社会秩序之内。人们并不将动物作为纯粹客体来进行分类辨析，因此“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知其分科条别，贯所附，明其义之所审”。动物的分类知识具有语义性、仪式性和类比性三个特点，其根本目的是要透过动物来理解和建立更和谐的宇宙秩序。为此，动物常常用来标志和象征空间的意义及其秩序。《山海经》中凡记名山大川、朔漠海洋，必记其中的飞鸟走兽、山峭异怪，不同地方的标志性神灵也常以动物的形象出现。刘宗迪认为，一方面，《山海经》中记载了数十种一旦出现就会发生天灾人祸的灵异性动物，是先民在长期救灾防灾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反映了动物行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相关性；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最早的民族志，《山海经》也以动物作为方国或族群身份的标识。更重要的是，语言叙事使得“圣地和神迹与更广大的世界、更久远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并将之融汇于族群的共同记忆之中”，因此“某山有某兽”这类看似平平无奇的记录方式，本质上是在描画神圣地理世界的地图。在此之后，无论是用动物麋集的园囿来象征帝王权力无远弗届，还是中古时期以动物标志空间方位与时间周期，抑或清代北京通过动物崇拜来形成基于日常生活的“地方感”，均一再表明，中国古代文化中常常用动物的存在来标定神圣山川，划定空间界限，表达关于宇宙格局的观念。这也并非中国文明的独有特点，人类学家在从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的广阔世界中都发现了类似现象。以英戈尔德（TimIngold）为例，他从澳大利亚土著社会获得灵感，并结合自己在北极圈内的研究，指出栖居于大地之中的人类，必须依赖于动物提供的标记，才能习得、理解和不断建构宇宙秩序。19世纪以后北京的动物信仰事实上是中国古代宇宙论结构的一再复现，它们提醒人们注意到大地上的标记，引导人们进入城市空间的意义世界，使城市景观、动物存在与口传叙事共同营造了某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日常生活中的景观转变为与遥远神话同构的意义世界，即“神话景观”。这正是我们在北京的狐仙楼所看到的现象。
北京城墙正是由动物所标记的神话景观。那时的北京市民长久以来栖居于一个有城墙的世界之中，它首先因其巨大的可见性而成为景观。然而，城墙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它同时也是城市里的“郊野”、野生动物的乐园。随着以狐狸为代表的动物定居于北京城墙，到了19世纪以后，狐仙祭祀与相关故事在北京被广泛流传，这造成了狐狸一城楼—山岳一宇宙的观念联系，最终在人们脑海中形成了关于空间秩序的图景。角楼就是撑天的山岳，城楼标志空间的界限并凝聚人群，北京内城由此成为一个完整的小宇宙：它既是“天倾西北”的宇宙缩微，其空间秩序也由人和动物所共享。“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狐仙是空间秩序的标志，引导人们想象和理解北京城市格局的深层图示。经由这些狐仙故事我们看到，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北京城不是仅有人类建筑与文化的城市，更是万物共生共享、山水皆有其灵的神话世界。
（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23年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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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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