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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研究：概念、历史及趋势》，北京：学苑出版社，2023。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遗产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准则性文书堪称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12月2日，中国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时任总干事交存批准书，成为第六个批约国家。2006年4月20日，该《公约》生效。2008年6月，《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在缔约国大会第三届会议上通过。截止目前，教科文组织193个会员国中已有181个国家加入该《公约》，其批约速度和范围远远超过了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领域订立和通过的其他公约。这一事实表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合人类普遍利益，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作为一个全新的遗产概念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接受。正是这样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新名词，丰富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话语表达，也改变了人们理解文化遗产的认知方式和实践方式。
但是，非遗从一个被人们热议的新概念，逐渐成为公众生活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遗产保护话题，其间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的探索过程。因此，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一来自文化政策领域的概念及其能指和所指，就需要回到2003年《公约》的概念框架和术语体系中，从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层面厘清“以人为本的过程性保护理念”，深入把握国际文化治理的语词世界、对话关系及话语系统。在这个意义上，2003年《公约》文本应当是非遗研究的一个起点或者说原点。截至目前，国内外非遗研究方兴未艾，涉及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学等诸多学科间的互涉领域，学者们多以各自所在的学科及其既有范式为参照，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在此背景下，就有必要基于2003年《公约》提出的两个操作性定义（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保护），去深究过程性保护框架内有关确认、建档、研究、维护、保护、促进、弘扬、传承（包括通过正规与非正规教育）、振兴等关键词以及“尊重”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传承人和实践者）的一整套术语体系，并通过该公约的实施细则即《操作指南》观察国际社会共同推动这部国际法健康发展的观念理念和基线行动。因此，我们认为，2003年《公约》及其《操作指南》可以为非遗保护这一学科互涉领域的边界作业提供行动指引，有益于各学科围绕中国非遗系统性保护开展学科间对话，进而以智力支持更广泛的社区参与，在各利益攸关方之间形成并巩固协同增效的多元行动方网络和伙伴关系，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换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早在2003年《公约》通过之前便在民俗学专业下设立了口头传统研究方向，并在2004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本书的作者朱刚便是其中的毕业生之一；此后该研究方向下有多位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学位论文选题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17年，该专业正式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向，迄今已培养了两名博士毕业生，还有多位在读。而朱刚硕士毕业后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系合一），在以上两个研究方向的学位教育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或许也正说明了他本人长期在口头传统田野研究与非遗保护政策研究两个向度上用功颇勤的“学术背景”。
2019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民俗学专业非遗方向的博士生课程改为线上教学，本校专修生的“非遗讨论课（ICH Seminar）”也日渐开放，许多高校师生和非遗工作者参与其间，集思广益，也成为数字化时代的教学实践方向。应当说，这几年陆续推出的“非遗讨论课”，让大家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双向视野融合中达成了两个共识：一方面，围绕2003年《公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展开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尤其是让修业博士研究生主持《操作指南》的中英文对读，梳理出非遗保护的若干关键词及其语义和语用的基本脉络。另一方面，引入国际文化政策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循证方法（evidence-based approach），并将之作为开展在线研究、档案研究和个案研究的证据提供，同时让学生们主动跟进2003年《公约》法定会议，切近观察该国际法的辩论场域，并将相关的学术思考带回中国实践，形成循证知证的研究路线。应当说，以上两个努力也在读者眼前展开的这本著述得以集中体现。换言之，该书的重要特点在于依托《公约》和《操作指南》所搭建的概念体系，辅之以历时维度的事件史参证和互涉证据提供，最终形成以保护为其开展系统研究的出发点，遵循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的话语体系，力图阐明国际法之于中国非遗保护事业的影响、作用及意义。总体上看，作者对于当前国内非遗学术研究大多存在文化政策视野这一缺失的判断是准确的，从中也能看到其力图弥合保护实践与学术实践之间出现的裂隙，为切实沟通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话语体系所作的种种努力。
本书集结了作者在过去几年发表的非遗研究成果，主要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对教科文组织及其会员国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演进轨迹、重要概念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论见代表了目前国内非遗研究领域正在实践的一种方法论范式，即从文化政策视角切入如何确保非遗存续力的问题导向，并将循证方法应用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政策制定和知识生产，对依然以学科本位去从事非遗保护及其研究的取向或可起到矫正和重塑的作用。公允地说，这一步的迈进也反映了中国民俗学会非遗工作团队（CFS4ICH）十年来的集体努力。该团队的主要成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北京师范大学、辽宁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科研教学机构，皆为长期从事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和教师，包括多位当年在读的博士研究生。2012年，中国民俗学会被教科文组织认定为政府间委员会咨询机构，并于2015-2017年作为审查机构成员参与了三轮急需保护名录、代表作名录、优秀实践名册和国际援助的申报/推荐/申请材料的审查工作。在2003年《公约》框架内,这是来自中国的学术社团首次参与其四重国际合作机制下的业务咨询工作，对中国非遗保护事业和中国民俗学会发展进程来说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经过三年的努力，该团队圆满地完成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和《公约》秘书处交办的各项任务，在审查工作中展现的专业水平和能力建设也得到各方的一致肯定。作为该团队的辩论代表，朱刚全程参与了三年间审查机构的工作会议，后经教科文组织认证成为其全球能力建设战略中的《公约》培训师之一。因而，本书展开的相关研究也有“亲历现场”的带入感，使其中一些细节呈现为证据链环，便更具有一种“来自内部”（即审查机构）的视角优势，而这对于既有的国内非遗研究格局而言也应当是一种有益的话语补苴。
在我看来，非遗保护说到底是文化事业，需要相关学科参与其间的政策研究和实践路径研究。围绕2003年《公约》的缘起、形成和发展开展循证知证研究，也不失为一种现实作为，需要历时性与和共时性两种视野的融合。前者至少涉及“非遗”这一政策概念如何从“民俗”这一学科术语的“桎梏”中脱胎换骨，从而为一部国际法的诞生奠定社区赋权的观念基石。换言之，这也是作者从民俗学立场关注2003年《公约》发展史研究的内在理路。后者主要涉及为何开展研究的问题导向。因而这里值得述及并强调的是，在2003年《公约》的框架内，“研究”乃是具体保护措施之一（第二条第三款）。为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处于危境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该《公约》鼓励开展科学、技术、艺术研究以及方法研究（第十三条第三款）；政府间委员会还“鼓励缔约国培育科学的研究和调查方法，包括社区和群体自行开展的和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旨在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操作指南》第175段）。因而，非遗保护的诸多环节都当成为学术参与的问题域，非遗研究者也应兼有政策制定和实践应用的双重考察视野。眼前的这部著作，便是从文化政策角度研究国际层面非遗保护路径的阶段性探索，为读者展现了2003年《公约》从酝酿到实施的复杂图景和演进脉络，同时也揭示了当下非遗保护工作中面临的诸多挑战，或可为国内致力于非遗保护事业的工作者、研究者、传承人、实践者等多元行动方提供一定的助益。
诚然，书中某些讨论也打上了时段性研究的明显印记，今天看来仍有待形成进一步的自反性思考；有的见解也不能说就完全来自循证研究方法，尚需结合中国实践、中国案例和中国经验加以检证和效验。目前，国内正在全面推进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格局，尤其需要在中国新发展理念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之间形成有机衔接。我深信，这种衔接之于非遗保护研究而言势在必行，也应成为作者今后继续砥砺前行的一个方向。
是为序。
巴莫曲布嫫
2023年3月6日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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