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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到底有几个Cambridge，一时懒得考证。但是其中的两个很是出名，且都与国际级学府有关。而且同是Cambridge，却有两种汉译法，一个是曾经被徐志摩极为诗意地叫做“康桥”的剑桥，怀抱着极有传统的剑桥大学；再一个是美国波士顿的“剑桥”，一般都译为“坎布里奇”， 因为出了三十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名满全球的哈佛大学座落在那里，国际级的政治家们都愿意跑去那里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抱负。当地华人也有叫它作“剑桥”的，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教授，在她家定期举行名为“剑桥新语”的沙龙，话题相当宽泛，成为见到游学哈佛和麻省的汉学名流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华人的场所。只是此剑桥非彼剑桥也。时下关于哈佛大学的书出版了数种，有谈论它的商学院的，有介绍它的法学院的，等等，可见名气也是一种资源，若是费心思挖掘，当是能另有所获呢。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议论在哈佛的游学经历，也有点借其名头捞“外块”的嫌疑了。不过，在我拿到“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筹划动身之前，就先给自己提了个醒，去后要看看这个学校到底有点什么看家本领，能把个最初只有十几个学生的地方小校，办得让那些曾经极是辉煌的老校也没了脾气。再一个，做一两件比较具体的事情，有点实实在在的收获，就算是不虚此行啦。
英文是大学公共外语的底子，虽然经常操练，毕竟不比幼功，如何能不紧张？好在临行前夕，另有到芬兰参加三周国际民俗学会暑期研修班的机会，那可是个锻炼英语的好课堂，整整三周，几个人一个工作组，由两个知名学者负责照顾，谈论的是学术前沿的新动向。别说新动向，旧的我也不甚明了啊！别人讲话时，我是连蒙带猜，自己发言，连说带比划。有了这么一通折磨，也算是做了赴美的热身了。头脸上芬兰蚊子咬的包还没消退，人已经到了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哈佛发来的文件很完备，包括从机场进城出租车大约的费用。不过我没有用上这一条，我一个老友刚买了辆红色的尼桑世纪，他老婆又刚拿到驾照，就去机场接了我回来，前面座位上还端坐着一位老兄，是专门请来指点道路的。波士顿的街道，一向臭名昭著，邻近地区的人，凡是来过的，莫不摇头叹气。不是呆够年头且勇于探索者，休想在波士顿号称找得着北！不来也不行，波士顿的凯尔特人队，当年可是红极一时，还有小泽征尔指挥的交响乐团的演出，不看不行啊！总之，由于有高人指点，没费多大功夫，就来到已经提前租好的房子。这住地离我要天天去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办公室，步行也就10分钟左右的距离，令我甚为满意。何况此前哪里住过地毯一直铺到三层的白色小洋楼？租金自是不菲，可有哈佛财务上按月发的支票，也就不用计较许多。
波士顿是美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当年有很多重大的事件发生在附近。有以诗人郎费罗命名的桥，横跨在查尔斯河上，离麻省理工学院一箭之遥。威名赫赫的华盛顿将军，在哈佛广场左近留下了遗址。肯尼迪总统的出生地，安静地座落在布鲁克林街道旁。看看剑桥的墓地，躺着多少大名鼎鼎的先贤！从“五月花号”上下来的疲惫不堪的第一批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们，就是在不远的普利茅茨登上了岸。稍稍往北去一点，康科德那里打响了反对英国统治者的第一枪。邦克山顶上的石塔，是那场场面宏大、意义深远的战役的见证。还有瓦尔登湖，梭罗曾经在静谧的湖边搭建了一所非常小的木屋，躲在里面沉思着，他关于“公民不服从的权利”的思想，对后世有绵长深刻的影响。他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总之，美国早期历史文化的许许多多重要事件就发生在波士顿和周围地区。我很快就考了实习驾照，同时买了辆二手的丰田佳美，用去了三千四百大圆。在美国买车，其容易简直叫我吃惊。离我的住处不远，有家日本人开的副食店，里边的货比普通的超市贵许多，但食物的品质却也是一流。包括一些中国肚子喜欢的东西。在店的入口处，张贴着若干小幅的广告，多是用具电器买卖的信息。见到一辆日本车，闪闪发光，是沉稳的灰色，颇令我动心。何况连车顶的天窗都是电动的。于是按照广告上的电话打过去，车主是一位要回国的日本医生。车已经跑了11万英里，所以不能要出高价来，加上有人指点说，买日本人的二手车是比较稳妥的，他们通常都有相当良好的保养汽车的习惯，所以车子不会有什么内伤。约了时间，上门去看了车，还请了与我同住的Jason前往。说妥了价格，定下次日交割。到时他在车契背面相应的栏目里签上自己的大名，写上买主的姓名，并在声明就原车主所知里程表是正确的这行话的底下签字，我交他一张个人支票，写清数额，就齐了。我随后前往车管所，排了一阵子队，交了车契，就得到了牌照。前后半天的时间！至于开得比较顺畅，那是后来正式考过驾照以后的事儿了。就凭着这台车，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走南闯北，见识了不少蜷缩一地所不能领略的胜景。北抵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南到首府华盛顿和大西洋赌城，西至尼亚加拉大瀑布，东临缅因州的大西洋海岸线，着实走了不少地方呢。到底是因为血管里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我喜爱游荡，喜爱车时身心的由衷松弛。夜里口渴去厨房喝水或是上卫生间，都不忘从三楼的窗子里深情地凝望它一下。燕京学社的苏姗（Susan Scott）女士在提前发给我们的文件里，已经提到在波士顿拥有一辆车的费用会比较昂贵，难找停车位，保险费也高，可还是没有能够阻挡我们向往飞驰的心。北京大学的高毅、中山大学的贺跃夫，还有我，都纷纷加入了访问学者中的有车一族。
日子在紧张的办理银行手续、申领社会安全号码、熟悉住地周围的商业和服务设施等中过得飞快。燕京学社有极好的传统，就是组织这些来自亚洲国家的访问学者们参观新英格兰地区的若干景点，还在美国历史最长久因而现在很有名气的餐馆里请吃牡蛎。但是燕京最让我感慨的，是它并不要求你什么，选听谁的课、或者是找谁交流，一概悉听尊便，不加干涉。这样的好事，真的是很难碰到呀。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与哈佛的东亚语言与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和燕京图书馆，同在一幢两层的红砖小楼里办公。这楼门口两侧，有石狮子镇守，也是颇有来头的古董。进得楼门，走廊里挂着铝业大王Charles M. Hall的照片，就是他出资于1928年创立了燕京学社的。以东亚研究为主的燕京，自然也少不了一些中国摆设和名人字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题字赫然高悬在休息室外面。图书馆的入口处则可见陈垣先生的手迹。我们访问学者平均四五个人一个办公室，不过大家都不在办公室里办公。有九十余座设备一流且安静优雅的图书馆（这里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大学图书馆之冠），谁会在办公室里呆着呢？哈佛燕京图书馆，由于空间有限，藏书较多，书库里显得不宽敞，这在到处都宽宽敞敞的美国，就显得有点特别。燕京图书馆的书库在地下，只有善本书籍放在二层。书库里金属的书架安放在轨道上，用电力使其开合。地板可以感应人体的重量，以免操作有误将人夹成肉饼。我以后就经常光顾那里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在那里才抽空读的。暑期到的波士顿，不久就开学了。我还是想听一些课，以期对这所国际名校，获得些直观的感受。学社给每人都发了当年的课程表，那是有大约400页的一巨册，立马让我瞠目结舌。课程设置之精细，具体规定之繁多，说明之周到，都无以复加。里边有本科生的必修课，也有海量的选修课，其中有些选修课要提前与导师取得联系，得到签名认可方能研修。还有的专业对学生的背景和基础提出要求，例如语言方面的、操作技能方面的等等。在我们这一界里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象张光直、杜维明、李欧梵、柯立甫等，都在哈佛任教。李欧梵的大课，我去过数次。他永远是一身西装而足踏旅游鞋的作派，使人难以忘记。他用两岸三地故事片作材料，分析其中的文化含义，很给我耳目一新之感。这个课的作业，就包括看电影，这大概也是听课者甚众的原因之一吧？我因为不必拿学分，不必有结业成绩，所以听这种大课，也就没有什么压力，自由自在，随意来去。听了数次就作罢了。杜维明是我正在哈佛期间，走马上任燕京学社主任的。前任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卸任，大家在哈佛左近的“常熟”欢送了一回，送了礼物。韩南教授是中国明清小说研究的大家，有很好的汉文功底，当年曾经在北大进修，与北大的几位专家保持了长年的友谊。读过他英译本中国小说的人，都说他的译笔很是了得。杜维明教授口才极佳，思维敏捷，话题广泛且滔滔不绝，这样的头脑，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研究的大家，一点也不奇怪。
我决定先听听科斯莫（Nicola DiCosmo）的蒙古历史课。他出身于具有极好人文学术传统的印地安纳大学（University of Indiana），又在剑桥大学（这回是英格兰那个剑桥）进修过，能讲很少一点汉语，也会蒙古语和满语，不知道燕京的委员会，在评估我的学术计划时，是否请他提了意见之类。总之，他是事先就知道我要去哈佛了。在东亚系，修满、蒙的学生只是有数的几个。其中有来自台湾的兰美华，在台时师从哈勘楚伦学习了蒙古文，当时正在撰写与蒙古国有关的博士论文。还有位来自乌兰巴托的姑娘，叫满都海。蒙古历史上有过一位大名鼎鼎的满都海夫人，所以这个名字就记住了。我们几个偶尔在东亚系二层的教室里，讲几句蒙古语，心里就觉着有点舒畅。科斯莫知道我要钻研蒙古史诗和一般的史诗理论，就推举我在哈佛的“内亚及阿尔泰委员会”作一次学术报告，地点在哈佛的教授俱乐部。这个委员会定期聚会。我就做了题为“中国的蒙古英雄史诗”的报告。这是我头回用英文作学术报告，自然有点紧张。但回想起来，效果似乎还不错。与我同住一套公寓的李大成还帮忙作了润色加工。这位李大成可是好生了得，他来自香港，祖籍广东，哈佛本科一路上来，做生物工程方向，当时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大学的双料博士后，已得到匹兹堡大学教授职位的聘书，还在麻省理工大学做关于视觉与大脑关系的课题。近日刚刚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颁发的“总统青年学者成就奖”（Young Faculty Career Award ），奖金50万美元，资助学术研究。想想我正做的史诗诗学课题，还是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资助金2万7千元人民币，这在文学类中还是很高的，引来一些人侧目，这真是哪儿跟哪儿呀！再回来说课程。这个课课时很少。我便想去听民俗学与神话学的课，哈佛教授里格里高利·纳吉（G. Nagy）是古典学专家，精于希腊史诗，有大部头的著作出版。还有其他一些学者。按说可以去搀和，但我是文学的底子，那时对民俗学等领域的了解，还比较有限。搜查了一通，没有适合我的课程，有的课程是隔年开一回，有些课程要求古希腊文基础，就有点臊眉搭眼的。还是回来弄我的翻译和阅读。
出国研修，情况各异、心态各异、目的各异，很难说有什么具有普适性的经验，我那时新接触“帕里－洛德理论”（Parry-Lord Theory, or Oral Formulaic Theory）不久，很为其精密的诗学分析方法折服。那一整套理论，使我在繁纷复杂的民间口传文艺样式现象里，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要领，于是立志要精读几种该学派的经典著作，并将一两种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个学派的两位创始人帕里和洛德，都是哈佛的教授。关于他们师生俩的耳食之学，对我也有特殊的意义。帕里英年早逝，是学界的一大遗憾。但是他天才的想象力和深厚的古典学修养，使得他生逢其时地解决了一些经典性的疑难问题。比如从公元2世纪开始，关于荷马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荷马是古希腊时代的一位天才歌手，还有人认为荷马不过是许多歌手的集合，荷马史诗也是由一些零散短小的片断逐渐聚合为大型史诗作品的。对于这样一种以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文本，如何解读出其中的某些关键性信息，是令历代雄心勃勃的学者大伤脑筋的难题。以往的研究家们，对荷马史诗进行过不计其数的精细分解和考证，解决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人们发现，荷马诗歌中所使用的语言来自古希腊时代的几个相邻的方言区，其词汇形式在时间跨度上也远远长于一个人的生命周期，还有，在荷马史诗中发现了若干处彼此矛盾的叙述，这些证据就构成了主张荷马是许多人那一派的立论基础。然而，问题还远没有解决：没有证据表明荷马时代已经出现了文字和书写技术，更没有证据表明它被用来记录了荷马史诗的演唱文本。如果没有文字记录，篇幅这样宏大的作品，是由什么人记忆和保存下来、并传承到出现文字的时代的呢？有学者认为，背诵和记忆几千诗行，是人类大脑的极限。那么，加起来总数超过2万5千行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人们怎么可能完整地记忆和保存在大脑里呢？对这一系列问题，直到本世纪初，人们都没有给出科学的解释。这时，年轻的帕里出场了，他没有试图从极为综合的方面对荷马史诗作多层面的分析，恰恰相反，他从语文学的角度入手，极为精细和深入地分析了荷马的诗歌句法，从中发现了问题：荷马诗歌中大量出现重复性的片语，其中“特性形容词”（epithet）的程式片语具有典型性。经过复杂的、被不同意帕里方法的人诟病为“过于机械”的分析手段，帕里得出的结论是：荷马史诗是“传统性”的，它必定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经过进一步的分析，他又在随后宣布，他发现荷马史诗必定曾经是“口头”的。一些脑筋保守的人不能接受帕里的说法，他们不愿意设想在他们心目中如此高大完美的天才诗人原来却是文盲，是“粗鄙的”民间歌手。那么，到底有没有过一位叫做荷马的歌手呢？在30年代帕里带着他的学生和助手洛德奔赴南斯拉夫做田野作业，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见到了、记录了“当代的荷马”胡索。胡索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悠久的英雄史诗演唱传统中的一位歌手，他是该传统所培育出的众多歌手中的一位，他是这个传统的杰出代表，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荷马”！
哈佛的威德纳图书馆（Widener Memorial Library），是哈佛图书馆系统中的中心馆。威德纳是哈佛研究生，出身名门，不幸死于泰坦尼克号遇难。他的家人为了纪念他，捐资盖了这座驰名的图书馆。该馆专门为帕里当年在南斯拉夫搜集到的资料，开辟了“帕里特藏中心”（Parry’s Collection），这里保存着大约1500小时的歌手演唱录音和大量的调查笔记和口述记录文本。后来洛德和他的助手与南斯拉夫科学院合作，出版了几大卷《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英雄归来歌》。这是个旷日持久的项目，其遴选、归类、整理、音写、翻译、出版一整套的工作程序，为我们国家的史诗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和效仿的样板。其间浸透的科学精神和学术原则，使之成为令人景仰的范例。对历史文本的学术推想与在当代口头传统中的实际调查的结合，就产生了巨大的意义：学术推断通过这样的实地考察而获得了印证，实地田野作业又使得以往的理论思考获得了拓展和深化。帕里和洛德所开创的学说，很快在许多领域激起积极的响应。首先，在古典学领域，人们用这一套方法来研究希腊古典作家，以期在文人创作和口头创作之间，找出明显的分别来，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还有人沿着相同的方向，在荷马史诗的研究上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拓展。至于其他领域，则可谓数不胜数。中世纪的欧洲史诗，都被用这种方法作了检验，还有人因此制定了“程式频密度”的标准，以对那些难以断定是口头起源的还是“得自口头的”（oral-derived ）文本做出定性。然后是当代的活形态口头文艺传统，也被用“口头程式理论”从头做了一番梳理。一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华人学者王靖献，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的《诗经》，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来。这一成果，后来在四川出了中译本，名为《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例如他在《诗经》中总结出“全行套语”和“套语式短语”若干，并作了统计：《诗经》诗句总数是7284行，而全句是套语的诗句是1531行，即占《诗经》总句数的21％，这一数字正好通过了达根在分析古代法语诗歌时所作的“口述创作”的限定线――20％。在王靖献的研究里，套语的分析只是一部分。他还论述了歌与诗的关系，分析了抒情诗的主题，还分析了“主题创作”与“兴”的关系等。若是以语言传统为领地，则口头程式理论已经进入到超过100种不同语言的传统之中，其夺城拔寨的势头由此可见。虽然它主要是一种与口头诗歌密切相关的方法，但是在诸如《圣经》和民间布道、在民间音乐的研究上，都拓展了它的空间。从大的趋势看，它的学术影响在近年是扩大了。我由于近期致力于北方民族英雄史诗的研究，特别是蒙古英雄史诗的研究，尤其感到我们的史诗研究界需要引进某些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所以就动了翻译介绍的念头。由这一学派在当代的掌门人弗里（John Miles Foley）教授撰写的著作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ethodology（书名用斜体）已经翻译完成，相信不久即将与读者见面，对这一学说感到兴趣的同人，不久就可以通过中文来研习它了。还要加上一点：不仅是书面文学和口承文学的研究会用到它，一些人类学家也借鉴了它的思考并为它增添了极有教益的补充印证。以上种种，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口头程式理论在创立之初，就具有多学科综合的特点，它吸纳了语文学、主要是19世纪德国语文学的成就，又从当时已经获得了相当发展的人类学那里，获得了有重要价值的信息，并进一步借鉴了田野作业的实地工作方法，从而熔铸为独具一格的学派。学派来源的多相性，也就预示了它将在日后对多个学术领域发生影响。因为说来说去，它所最终解决的问题，是人类信息交流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从本质上认识人类历史上长期使用的口头信息传递方法和技巧的问题。
上面讲过，哈佛是这一学派的摇篮，但是它的晚近拓展，是远远超出了哈佛的校园。并对其他一些后起的民俗学和人类学方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现在，“口头传统”已经是个有点热起来的话题。在刚刚出版的Teaching Oral Tradition里边，对在美国境内开设与口头传统相关课程的大学作了统计，那结果是相当可观的。近来是不仅在国际上开展得热闹，而且一些学者已经将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了。刚过去的四月份我到美国的密苏里大学，访问创办于1986年的“口头传统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见到两位学者，一位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马克（Mark Bender）教授，另一位为瑞典的女学者易波德（Vibeke Bordahl），后者正在密苏里大学作短期的访问学者。他们分别在苏州评弹和扬州评话上下了多年的功夫。而马克更将视野扩及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口头文艺样式上，正在实施出版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读本的计划。他是位很有实力的学者，当年初次来中国，曾向我的导师钟敬文教授请教，钟老建议他钻研民间口头文艺，他尊瞩施行，在中国一呆就是七年！如今他汉语之运用，对中国文化之体会，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我们的饭碗可是有点岌岌可危了呀！
一个学科成气候的标志，是出现自己的旗手、出现专门的研究机构、出现固定的发表成果的阵地――刊物和其他种类出版物，现在或许还要加上：形成规模的网页。口头传统的研究，现在是具备了这些条件了。我在哈佛读书期间，就曾应邀访问了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的“口头传统研究中心”。那里的掌门人弗里教授多年致力于口头传统的研究和推介，还在密大创办了刊物《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该刊物的宗旨是探讨涉及口头传统的一般理论问题，同时也发表对某些特定的传统进行具体描述和分析的文字。到今天为止，这个封面上印着长须歌手像的半年刊，已经出版十几年了，而且越办越兴旺。他的编委队伍里，多是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象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民俗学）、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印地安纳大学，民俗学）、鲁斯·费尼根（Ruth Finnegan，开放大学，非洲和南太平洋）、劳里·杭柯（Lauri Honko，土尔库大学，芬兰、印度）、格里高利·纳吉（Gregory Nagy，哈佛大学，古希腊、梵文、比较研究）、瓦尔特·翁（Walter J. Ong，圣路易斯大学，口头性和书面性）、阿兰·雷诺（Alain Renoi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日耳曼、古法国、比较研究）等。照这个劲头发展下去，其前景可真是不可限量啊。
在哈佛读书是，我常去两个图书馆，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威德纳图书馆，再一个是燕京学社斜对面的托匝图书馆，专门收藏民族学人类学图书。这个图书馆不是特别宏伟，但环境极为幽静，只偶尔见到有人在厚厚的地毯上无声地行走。经常去的人，还可以预定专用的桌子，坐在舒适的大椅子里，静静地看书。方便的是一次可以找来一大堆书，下次还要用的书，都由自己收在有锁的柜子的。唉！很怀念那样的图书馆呀！
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涯，很快就结束了。东亚系表示我还可以在那里呆上一阵子，他们为我办理了一应的滞留手续，包括新的IAP-66表。我乐得在这里的多吸收些前沿的知识，就一方面联系新的居所（原住房签约为一年，这时早有别人等着），一方面与国内联系。又过了两个月，单位忽然来函婉言希望我尽快回去，说家里正在紧张实施改革。我连忙放下手边的工作，打点行装，匆匆上路。当时的波士顿已经是寒风乍起，一地枯黄的景象。订机票的时候，我没有忘记夏威夷。在檀香山晒了一通夏天的太阳后，一头扎回了我已经生活多年的北京。
（本文发表于《民族艺术》2000：1；202～08页）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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