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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紧急情况下的非遗：存续力危机
借助教科文组织《公约》工具包中的《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提供的以复数的“人”和“过程”为基点的非遗概念解读路径，我们可以充分理解非遗潜在的脆弱性和紧急情况下这种脆弱性造成的存续力危机。
首先，正如《公约》定义所强调的“世代相传”和“不断地再创造”，非遗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文化表现形态本身，而在于知识和技能的财富能代代相传”。也就是说，复数的“人”，即社区、群体和个人世代传承或传播非遗的过程才是非遗保护的重点，而不是作为结果的文化“产物”。然而在这种不断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中，非遗也具有潜在的脆弱性，“非遗的许多表现形式和表现形态都受到威胁（threats），既面临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的危险，也面临缺乏支持、欣赏和理解的危险。倘若得不到培育，非遗就会有永远消失的风险（risks），或当作一种仅属于过去的实践而被冻结。”如果没有社区内部和代际之间的对非遗的不断实践和习得，也就意味着“知识、技能和意义传承的过程”中止，社区自身拥有的传承体系也就此崩溃。紧急情况或突发事件往往可能会给非遗带来“灭顶之灾”。自然灾害、冲突和疫情改变了社区生活的常态，也使得人们实践和习得非遗的条件发生改变。当人们无法再进行必要的表达和传承，非遗的生命力也消耗殆尽。
以新冠肺炎疫情对非遗的影响为例。根据《活态遗产和新冠疫情——教科文组织线上调查简报》统计数据，94%的受访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活态遗产。秘书处在各缔约国提交的案例中选出了与新冠肺炎疫情对非遗的影响有关的词汇，并对其频率进行了统计：
从上图的统计可以看出，除了少数的案例外，新冠肺炎疫情更多地给非遗传承和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为了有效遏制病毒的传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保持社交距离和封锁隔离的措施，导致许多节庆活动和仪式被迫取消和推迟。与此同时，活态遗产实践必需的空间、场所、物品和材料的获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随着封锁隔离而来的各行各业的停摆也导致了在非正规部门经营的传承人和实践者失去收入来源，无法维持生计。
相比在空间上影响范围较大的疫情，局部发生的武装冲突虽然涉及的地理范围较小，但却可能对相关社区造成更大的物质、社会和经济灾难。2017年，受秘书处委托完成的调查报告《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的非遗》通过访谈来自叙利亚社区的流离失所者，展示了武装冲突如何给非遗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就“传统手工艺”而言，持续的冲突使得传统手工制品的生产和销售都难以为继。许多匠人们在冲突中死去，背井离乡幸存下来的匠人们则发现自己很难获取生产原料。艰难维持生计的人们也无法承担起手工艺品的消费，而交通不便让原本惨淡的经营状况雪上加霜。在这样充斥着死亡和恐怖气息的氛围中，人们也不再进行节庆活动和表演艺术。战争的破坏甚至改变了叙利亚人惯常的饮食制备和待客习俗的实践。叙利亚人尤其是妇女从她们独有的食谱中获得认同感的来源，然而战争造成的粮食短缺使得她们无法继续制作和分享传统食物，待客之道也大大从简。年轻一辈因此失去了本该从亲身参与和观察中学习待客礼仪的机会。被迫简化的还有丧葬仪式。面对冲突带来的大量流亡，人们却被剥夺了举办相关哀悼仪式的权利，这样无疑加剧了失去亲人的人们的心理创伤。
《原则和模式》中紧急情况下保护非遗的运作模式与应急管理周期中准备、响应和恢复三个主要阶段相对应。每个阶段都涉及对非遗项目的评估，如“响应”阶段要求“每当进行灾后或冲突后需求评估时，尤其是在多方国际危机应对机制的框架下，都要确保将非遗纳入评估”（LHE/20/8.GA/9）。了解灾害对非遗直接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灾后需求评估（Post Disaster Needs Assessments，PDNA）。灾后需求评估是“在灾难发生后的几周内进行的调查，以记录文化部门内不同领域的损害和损失（建筑遗产与文化遗址，文化创意产业，非遗和传统知识、动产，文化治理与遗产机构，记忆库）”。与非遗相关的评估内容涉及建筑物、演出场所，与非遗生产和时间提供空间或物质手段的资源和物件，以及社区和非遗传承人的物质活动和迁移。虽然短期的灾后需求评估为识别非遗受到的影响提供了权宜之计，但这类灾害风险管理方式很难把非遗存续力受到的影响量化。
例如，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三次灾后需求评估（2012年萨摩亚、2015年瓦努阿图和2016年斐济）均用文化的有形方面来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和损失。在瓦努阿图，评估考虑了瓦努阿图文化中心及其岛屿前哨、社区集会屋（nakamal）、世界文化遗产马塔王酋长领地（Chief Roi Mata’s Domain）以及手工艺品和艺术中心。对于瓦努阿图社区来说，社区集会屋是社区进行知识传承的地方，马塔王酋长领地则靠文化旅游来进一步传播马塔王酋长的故事。然而，评估却没有具体说明飓风对这些地方相关的非遗表达和传承的影响。同样，在2012年埃文飓风之后的萨摩亚，政府评估了传统萨摩亚集会屋（fale）的损坏情况，并将这些结构从文化景观中迅速消失与建筑大师（tufunga）的去世联系在一起。然而，评估报告没有考虑飓风造成的损害与建筑大师数量的下降以及其他历史因素加在一起，是否会影响萨摩亚群岛非遗的总体生存能力。2016年，斐济飓风灾难后评估的重点是与非遗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原材料的损失情况，却没有考虑非遗传承人或其他非物质文化项目受到了多大程度的影响。
三、复原力之源：灾害风险管理与非遗的活用
自然灾难、冲突和疫情往往给人们带来了物质和精神文化上的双重损失。物质上的损失能够通过量化评估来恢复和重现，但精神创伤和文化损失却难以在短期内体现出来，因此各种灾后管理和干预措施都缺乏相应的重视和详尽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们认同感和持续感来源的非遗，可以成为社区复原力的重要来源。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UNISDR）将灾害风险管理（Disaster Risk Management）定义为“使用行政指令、组织、操作技能和能力来实施战略政策和提高应对能力的系统过程，以减少灾害的不利影响和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对于灾害管理周期来说，非遗是直接提高抗灾能力和降低脆弱性的减灾战略中的一个关键工具。大量例子证明非遗的实践可以在准备、响应和恢复的三个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不仅如此，非遗蕴含的备灾经验可以在有类似情况的社区之间共享。
首先，“准备”（preparedness）被定义为“社区和个人拥有的能够有效地预测、应对和恢复可能发生的、即将发生的或当前灾害影响的知识和能力”。在准备阶段，非遗蕴含的代代相传的经验使得社区能够有效地预测和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的影响。然而这种经验的代际传承依赖于历史、记忆和故事等文化传递机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艾塔佩港海啸从反面说明了非遗的存续力凋零给地方社区备灾带来的影响。1998年，一场海啸吞没了艾塔佩港沿岸的村庄，灾后的科学研究发现这类规模的海啸灾难曾在1907年发生过，然而与备灾有关的记忆和故事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对于没有灾难经验的新移民社区来说，备灾战略往往尚未牢固地扎根于社区内。这类间隔时间较长的灾难需要建立更牢固的传承机制以传承备灾相关的非遗。重视对相关非遗项目的清单编制也是准备阶段的重要工作，如2018年被列入代表作名录的联合申报（瑞士—奥地利）项目“雪崩风险管理”展示了阿尔卑斯山原住民防范和管理雪崩风险的地方性知识。几个世纪以来，为了防范雪崩灾害，该社区形成了相关的文化习俗，发展了风险规避战略。相关知识也从口头传承走向了经验和实践结合的动态发展过程。测量仪器和风险地图之类的现代工具出现，补充了原来由传承人实地积累和调整的传统知识，形成了从科学转向实践、再由实地转向研究的过程。
其次，“响应”（response）的定义为“在灾害发生之前、期间或之后立即采取行动，以拯救生命、减少对健康的影响、确保公共安全和满足受灾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在响应阶段，非遗是重要的复原力资源。它既能给人们精神和情感上的慰藉，又能带来替代性的收入和物质援助。新冠肺炎疫情与活态遗产平台中的大量案例展示了非遗在疫情中的作用。例如，口头传统、音乐和舞蹈作为加强社会凝聚力的方式，还可以用来表达对战役前线医护人员的支持。在西班牙，唐布拉达鼓手演奏仪式（the tamboradas drum-playing rituals）是天主教圣周庆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今年没有在街头举行。相反，位于卡斯蒂利亚—拉曼恰（Castile-La Mancha）的海伦圣周鼓手俱乐部协会提出了“待在家”的口号，并邀请鼓手在城市的窗户、阳台和露台尽可能多地进行演奏。圣周五受难日下午5点，整座城市同时响起密集的鼓声，全家老小一起出现在阳台上，让人们获得了领集体圣餐的感觉。这些例子说明非遗对很多人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并能够为身处困境的人们提供归属感和慰藉。另外，人们还用吟诗、歌唱和故事讲述等不同形式的活态遗产来交流关于新冠的信息，促进公共行为改变并倡导公共卫生建议。柬埔寨的急需保护项目长臂琴（Chapei Dang Veng）就起到了传递重要的公共健康信息的作用。长臂琴在柬埔寨社会的传统功能之一就是向社区传达重要的讯息。如今孔奈大师（Master Kong Nay）遵循这一传统，但其内容演唱的是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和其他与新冠肺炎有关的安全提示，同时通过社交媒体扩大其影响力。
另外，不少与传统手工艺相关的非遗项目贡献了抗疫所需的物资和传统医疗知识，如不少国家的织造手工艺人都纷纷发挥自己的特长，就地取材制作口罩。在我国的“中国传统和香制作技艺”案例中，非遗项目“盛京满绣”防疫香囊（满族荷包）也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传承人创造性地将满族香囊制作与传统中医相结合，把含有抗菌消炎成分的药粉装入绣有传统图案的满族香包中，在投入市场后立刻接到了大量订单，实现了传承人创收和社区防疫的双赢。
最后是“恢复”（recovery）阶段。“恢复”被定义为“恢复或改善受灾社区或社会的生计和健康，以及经济、物质、社会、文化和环境的资产、系统和活动，以符合可持续发展和‘重建得更好’的原则，以避免或减少未来的灾害风险”。如果响应阶段包含灾害发生后立即稳定局势的短期措施，那么恢复阶段就是一个将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恢复到接近“正常”状态的长期过程。一个社区的恢复速度与灾难的性质和规模有关，也取决于社区的准备和应对能力，以及更广泛的国家或社会的援助能力。在1997—199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接连发生干旱、饥荒与海啸，家庭和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自身的恢复。当地在灾前做好了住房和粮食供应方面的准备，因此灾害的直接伤害被降到最低的同时，灾后恢复所需的时间和资源也大大减少。有些社区将储备食物以应对饥荒的知识世代相传，因此也具有很强的灾后恢复能力。除了这些与物质资源恢复相关的非遗知识和实践，地方社区的文化信仰和传统价值观也对精神上的恢复至关重要。2009年，萨摩亚海啸发生后，萨摩亚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被确定为灾后恢复的核心，以便当地社区充分利用由热情好客与家族团结的观念构筑的强大的社会和家庭网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共享资源进行灾后恢复。
因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也活用非遗进行灾后的恢复和重建。在实践非遗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得到了心理和精神上的慰藉，也获得了适应新环境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一些工匠和手艺人的手工技艺成为了他们的收入来源。此外，非遗还充当了一种维持人们的认同感和持续感的媒介，不仅能够增强叙利亚人之间的互助和凝聚力，还可以帮助叙利亚人缓和与东道国社区之间的紧张局势。例如非遗的某些形式可以调解流离失所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新社会关系，改善东道国社会对叙利亚人的看法。在不同社区之间、不同文化传统之间所展开的对话有助于建立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互相尊重，有助于实现更长久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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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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