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故事文本中，我们看到，田螺姑娘正当十七八岁的妙龄，美丽贤惠。如果她是凡间女子，她在婚姻市场上应当十分受欢迎，但她的真实身份却是“田螺精”。现在流行的“田螺姑娘”的称谓似乎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纂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才被广泛使用，民国时期发表在报章以及故事集中的故事大多以“田螺精”来命名。精怪本质上无法摆脱其动物属性。而人与动物之间有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被认为是人确立自我尊严乃至人之本性的重要参照。人类通过一套礼仪制度将自身与动物区分开来。在此前提下，我们将看到一个幻化成人形的田螺精努力进入人类社会的故事。

　　正是由于其精怪身份，田螺姑娘在人类的婚姻市场上也处于弱势。选择无父母兄弟姐妹的贫穷男性成婚似乎是她进入人类社会的最保险通道。因为这些人最有可能接纳她：他们正值婚龄，既有性的需求，又有对妻室子嗣的向往，但他们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并且赤贫，既缺乏为自己张罗婚事的血亲，又缺乏经济与社会地位上的吸引力以在世俗社会里成就一桩婚事。在这种情况下，不受人类社会的礼制规范所制约的田螺姑娘的出现无异于天上掉下个媳妇，立即解决了他眼下的困境。从这一点入手，也许可以更合理地解释为何故事讲述者要将男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无父母兄弟姐妹的孤儿。

　　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田螺姑娘的主动选择。她主动进入男主人公的家，为他做饭洒扫，承担起贤内助的角色，一些故事非常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例如，贵州从江县的故事中，男主人公钓鱼时，几次三番将钓上来的螺蛳丢进水里，却无奈“钓来钓去还是那个螺蛳”。这也解释了故事讲述人对田螺姑娘为何要为男主人公料理家务并成为他的妻子含糊其辞，人们在不露声色的讲与听中已经对田螺姑娘与男主人公的婚姻市场价值做了评估。

　　男主人公很快就发现了田螺姑娘，并知道了她身份的秘密。正为自身的欲望与社会的压力所苦恼的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田螺姑娘身上所具有的如“白菜心子”一般的性诱惑力，也看到了她“守舍炊烹”作为贤内助的可能性。但如前文所言，就民间故事的叙事传统而言，男性对妻子的期待常常是端庄贤惠的，是去性化的，一旦在表述上带有性的意味，那常常也暗示了从男性视角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对女性的某种贬低与不尊重。故事讲述人微妙的叙述方式透露了这一点。

　　但不论如何，田螺姑娘的出现将男主人公从困顿边缘的状态拯救了出来。他抱住田螺姑娘，向她嘴里塞饭团，并藏起田螺壳，认为这样她就无法离开了。田螺姑娘也顺水推舟地答应了男主人公的成婚请求。在婚姻这件事上，田螺姑娘的表现是卑微的。例如，上海嘉定的故事中，田螺姑娘被发现后，主动告诉男主人公自己是田螺精，并说“只要你不嫌小女是精怪，我愿终身报答你”。某种程度上，故事讲述人用田螺姑娘的美貌和贤惠平衡着男主人公内心深处对于她是一个动物精怪带来的不适。

　　田螺姑娘与男主人公顺理成章地结了婚，过上了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田螺姑娘还为男主人公生下了儿子。一切都趋向圆满。经由婚姻和孩子，男主人公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他摆脱了无法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的社会边缘人的角色，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如前所述，男主人公塞饭团与藏起田螺壳这些举动，在留住田螺姑娘上并不具有实际的意义，但对于男主人公的成年以及田螺姑娘进入人类社会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尤其是许多故事都特别强调男主人公将田螺壳藏到了他的家堂里。对于田螺姑娘而言，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对作为精怪的田螺姑娘的仪式性接纳，也意味着田螺姑娘与自己的动物属性的分离，是其“整个心灵乃至整个人的变异与重新塑造，是旧人的死亡与新人的诞生”。

　　如果故事在此戛然而止，那这将是一个完满的故事，但故事的最终结局却是分离。研究者通常将分离的原因归咎于男主人公违反禁令让田螺姑娘再次看到了她的螺壳。然而，如前文所言，发现田螺壳与离去之间并不具备必然的因果联系。要更好地理解这种分离，必须站在田螺姑娘的立场上重新考量。

　　对田螺姑娘而言，真正促使她离开的，也许并非禁忌，而是男主人公和他的乡邻对她的精怪身份的嘲弄。当生活中的苦难退去，日子归于幸福平静，那些潜藏在男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真实声音便越过理性的围障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当他向儿子唱起“督，督，督，你姆田螺壳！叮，叮，叮，你姆田螺精”的歌谣时，就表明潜意识里被压抑了的将田螺姑娘视作异类的观念重新浮上心头。当那些作为乡邻的孩子们唱起“笃笃笃，笃了倷姆妈只田螺壳；叮叮叮，叮了倷姆妈只田螺精”时，他们那些来自他们父母的对于精怪的观念又经由孩子的口传到田螺姑娘的耳朵里。这说明，尽管田螺姑娘经由仪式为自己的丈夫所暂时接纳，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她却从未被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得到接纳。她只是男主人公想娶妻生子而不得时的一个替代方案，一旦他的生活进入传统礼制规范所认定的正常社会生活轨道，同他那些乡邻一样，他对有着动物原型的妻子的排斥之感便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时过境迁，此时田螺姑娘的离去，对他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有限。他已经有了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他的家境也日渐殷实，田螺姑娘离开了，也许他还可以再娶一个人类妻子。但对于田螺姑娘而言，却意味着她终究没有冲破人与动物之间的那条界限。尽管她遵循传统礼制规范努力做一个为社会习俗所认可的家庭主妇，但仍然被排斥在人类社会之外。正是那些嘲弄的歌谣让她意识到她始终无法在人类社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她带着绝望与羞愤离开，重归螺的世界。

　　对于田螺姑娘而言，象征意义上的通过仪礼虽然完成了，日常生活实践层面的被接纳却以失败告终。在世俗社会中的人们的眼中，她仍然是个不能与人类平起平坐的异类精怪。在与团圆型田螺姑娘故事的对比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当田螺姑娘的真实身份是龙女抑或龙宫里的田螺时，她无需为男主人公生儿育女便能在人类社会得到接纳，因为与作为天神的龙王的关联使得她是以仙的形象出现的。恰如刘守华所言，只有当她在男子心中被当作仙女看待时，他们才能实现美满结合。而当她只是普通的田螺幻化而成的女性时，她是被排斥的，因为她本质上难以脱离她的动物属性，是精怪而不是仙女。而“螺女一旦被邻人和自己的男人视作精怪，婚姻和家庭就会走向破灭”。

　　从田螺姑娘的视角出发，我们看到一个有着动物原型的女性努力进入人类社会而不得的故事。这构成了田螺姑娘的故事的一条隐在叙事线索。但实际上，这一女性视角是一个镜像，它在本质上折射的仍然是一个从父权制视角出发的男性故事：如果说故事的显在叙事呈现了男主人公娶妻生子的愿望达成的喜悦，那么，隐在叙事所呈现的恰恰是他在这喜悦之下掩藏的娶了一位有着动物原型的妻子的焦虑。显在叙事中男主人公娶妻生子梦想的达成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的家族香火得以延续，这显然是儒家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父系家族延续观念的表达。但娶田螺姑娘为妻却是在世俗社会里几乎没有娶妻生子的可能性的男主人公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替代方案，根本而言，娶一个有着动物原型的妻子是不合礼法的，因为在普通人的观念里，“人是仿神的，不能与禽兽同等”。龙女幻化成的姑娘被接纳，田螺幻化成的姑娘被排斥，恰恰显示了在人所划定的宇宙秩序中，人对天（神）的敬畏与对动物的排斥。故事正是借助将男主人公身份的极端边缘化、对女主人公充满性意味的外貌描述以及田螺姑娘的极尽主动，来呈现男主人公对选择有着动物原型的妻子的原因和态度的微妙辩解，是其潜意识里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表达方式，故事结尾处田螺姑娘的屈辱离场，未尝不是男主人公内心深处的一种解脱性表达。也许，这也是为什么该故事打破了通常的团圆结局，却仍然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所在。

　　但仍需注意的是，人与动物异类的观念也有其内在的复杂性。一般幻化成男性的异类被接纳，幻化成女性的异类被排斥。例如，在蛇郎故事中，由蛇幻化而成的男子就被接纳了。限于文章篇幅，在此不展开。但本质上，蛇郎故事是一个女性“出嫁”的故事，而田螺姑娘的故事却是一个男性“娶妻”的故事。女性“出嫁”不影响父系家族的根基，男性“娶妻”却事关父系家族的荣耀与尊严。故事的出发点不同，它对有着动物原型的男性与女性的态度迥异。据此，本文认为田螺姑娘的故事所传达的，正是传统父权制社会对男性的期待，这种期待包含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观念与人兽异类的婚姻观念，本质上是一种父权制性别观念的再生产。

　　结论

　　整体来说，田螺姑娘的故事的显在叙事线索与隐在叙事线索似乎呈现了两个极为对立的故事：前者讲述了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男性的妻室梦想达成的明快故事，尽管他最终失去了妻子，但却得到了一个儿子，拥有了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家，因而这是一个关于“得”的故事；而后者所讲述的却是一个有着动物原型的女性想要进入人类社会而不得的晦暗故事，即使她主动按照世俗社会的要求生儿育女、洗衣做饭，尽心尽力承担着习俗惯制所要求的普通家庭主妇的职责，却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接纳与尊重，最终黯然离场，因而，这是一个“不得”的故事。但本质而言，这两个故事并不矛盾：男主人公的“得”是父系家族的血脉传承，田螺姑娘的“不得”恰恰是由于她的精怪身份破坏了父系礼制规范所隐含的人与动物异类的观念。男主人公的“得”与田螺姑娘的“不得”的根本分歧点就在于是维护了还是破坏了父系家族制度所确立的相关礼制规范。而以父权制文化为中心的思考方式显然已经内化成人们观念当中习焉不察的一部分，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在田螺姑娘的故事的讲述中，诸多故事细节被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理所当然地接纳，恰恰是因为这与人们习得的文化观念相一致，具有内在的合理性。

　　由此而言，罗伯特·达恩顿的提醒不应被遗忘。他说，民间故事的“论述语调与文化风格传达特定的时代思潮与世界观”。从故事讲述实践的角度来看，民间故事的讲述实际是处在某一文化框架中的讲故事的人与听故事的人的共谋，它在讲者与听者的互动过程中由二者协作完成，正是这种协作使得故事讲述实践不是超越了而是“激发”了这一文化框架之内的“习俗、风格和价值”。田螺姑娘的故事中显隐两条叙事线索所展示的正是故事讲述实践中讲者与听者对特定时期的父权制婚姻观念的接纳。故事好像什么都没说，但如果我们将其放在具体文化语境中考量，似乎又什么都说了。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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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罗椿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