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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小结
总体上看，该项目长达4年的培训产生了若干非常具体的成效。这些成效首先体现在非遗保护人才的培养方面。尽管由于一些国家负责组织协调的政府机构人员的变动，以及培训师在项目实施期间需要参加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评审，该项目的培训活动经常改变日期，从而影响项目的执行效率，但正如2016—2017年度的进度报告指出的那样，该项目依然为这三个国家培养出一批在国家层面实施《公约》的骨干专业人员。突尼斯的参培人员还在国内各地进一步开展培训，向有关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社会力量和社区讲解《公约》，说明《公约》在突尼斯实施的必要性。
社区参与下的非遗清单编制理论方法培训和田野调查提高了参培人员对该保护措施重要性的认识，使其掌握了相应的清单编制方法。培训期间，该三国还正式启动了非遗清单编制工作，由参培人员在社区的参与下实施这项工程。由于社区参与的精神贯穿了包括非遗清单编制在内的各项培训模块，该项目的实施在政府官员和社区成员之间构建起合作关系，从而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也得到了双方的肯定。
社区参与下的非遗清单编制理论方法培训和田野调查有效推动了这三国国际名录项目的申报和国际援助的申请。突尼斯有关部门利用刚学到的国际名录项目申报材料撰写的技能，完成了本国首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的申报材料，并于2017年3月向教科文组织提交。摩洛哥则于2014年向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国际援助申请，用于将“塔斯克温——上阿特拉斯山区阿马奇格人的乐舞”申报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摩洛哥的一家妇女协会还向教科文组织提交了题为“振兴塔鲁丹（Taroudant）女性歌唱传统”的国际援助申请材料，该申请于2017年被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政府间委员会执行局通过。毛里塔尼亚也在该能力建设实施期间由社区主动提议申请一项国际援助项目，用于增强社区和其他民间非遗保护参与方的非遗保护能力。以上国际名录项目的申报和国际援助申请材料的准备显然都需要事先确认和确定相应的非遗项目，编制相应的非遗清单。
总之，非遗清单编制方面的培训在毛里塔尼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三国实施的非遗保护能力建设项目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几乎贯穿了整个项目的始终。这方面的培训不仅增强了受援国有关方面对非遗清单编制必要性的认识，使参培人员基本具备了非遗清单编制的能力，还为后续的非遗保护措施，如保护计划的制订、国际非遗名录项目和国际援助申报，以及国家层面的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等创造了必要条件。学员通过参与基于社区的非遗清单编制田野调查，不仅获知了非遗传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还与社区成员形成持续的、有意义的关系，从而促进了包括社区成员在内的非遗保护共同体的形成。当然，由于参加培训的人数有限，且不少学员没有全程参加所有场次的培训，该项目的影响还相对有限，至少在该三国最近一次提交的履约报告中还没有明显体现出来。在上述各国国内普遍形成社区参与下的非遗清单编制范式似乎还需要较长时间。
余论
根据摩洛哥、突尼斯和毛里塔尼亚非遗保护能力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这类能力建设，特别是社区参与下的非遗清单编制能力建设对于在受援国推广“社区参与”等《公约》核心理念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推动受援国非遗保护范式的革新，增强社区的参与意识与能力，从而提高非遗保护的可持续性。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分析社区参与下的非遗清单编制实践的必要性和有益经验，今后应更加重视研究如何将“社区参与”这一《公约》核心理念融入非遗清单编制的实践，而社区参与下的非遗清单编制能力建设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因此，有必要利用教科文组织发布的项目实施报告分析该类能力建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有益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我国相应的能力建设提供参考。
社区参与下的非遗清单编制能力建设在整个非遗保护能力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进行其他非遗保护能力建设的先决条件，一方面能够为其他能力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另一方面也为这些能力建设预先做好社区动员，并在非遗保护多元行动方之间建立必要的合作关系。因此，这项能力建设需要由点及面，持续不断地在受援国推行。鉴于教科文组织能够提供的能力建设师资和经费十分有限，受援国有关政府部门有必要提供各项条件，支持接受过教科文组织能力建设项目培训的人员为国内非遗保护的其他多元行动方提供培训，以推广“社区参与”的理念，增强国内各行动方的清单编制能力。
教科文组织发起的非遗保护能力建设项目给受援国带来与以往的文化遗产保护截然不同的新理念，但“社区参与”这样的新理念与一些受援国长期存在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政惯习之间还存在较大差异。该项目的培训师之一，摩洛哥人类学家艾哈迈德·斯昆惕（Ahmed Skounti）就曾于2017年在《公约》政府间委员会第12届常会期间指出，摩洛哥一直是中央集权的非遗管理模式。因此，以社区为主体的非遗保护范式还需要较长的时间，经过大量社区赋权与赋能工作才有可能实现。从这个角度看，今后的非遗清单编制能力建设似乎更应侧重于社区代表、社会团体成员和青年学生，同时在国家层面受援国通过非遗保护总体政策的制定与完善为社区、群体和个人的赋权与赋能创造良好的环境。
最后，该项目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如该三国就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项目的联合申遗和跨境共享非遗项目的联合保护，以及今后该三国地方层面非遗清单编制实践的发展趋势，还有待学界继续跟踪观察。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3年第1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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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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