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义谚语的属性及其观念基础
通过反义谚语这个视角来观察中国历代谚语,我们可以看到,从具体内容来说,每一条谚语所传递的意义,不一定总是被当作真理来看待。因为许多谚语所体现或表达的观点,往往都能在类似谚语中看到与之相区别甚至相对立的表述。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同谚语所描述或总结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的复杂多样性,以及人们根据不同社会文化语境进行选择和应对的灵活性直接相关。“谚语反映的是人的不同经验,因此必然存在多种差异,正如生活中充满各种矛盾一样。”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说,反义谚语中的对立性表达,分别代表了相互矛盾的价值取向的两极,如正与反、善与恶、积极与消极、忠诚与背叛、勤奋与懒惰、高尚与卑下,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广泛存在于社会现实当中,它对应着人们思维结构的双重性特征,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体现了对传统社会过强的道德约束力的反抗。反义谚语的产生和流传,只不过是对这种复杂社会现实与观念的折射而已。
从现实来看,人们的价值取向、情感需求、审美情趣等往往会有迥然不同的多个发展方向,至少,与思维模式的双重性特征相对应,其价值观中显著地包含着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二元结构。它使得人对每一种道理都可能做出完全相反的认知和理解,对每一个问题都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而且无论从哪个维度去处理,都能够以具有“公理”属性的谚语的名义,给出堂而皇之的理由。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而言,反义谚语的两个对立项,并没有明确的好坏之分,而是都被平等地当成了应对生活难题的策略。正如一则广为流传又饱受诟病的谚语所指出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同的人因情感、立场和修养等方面的差别,在具体社会实践及对相应谚语的应用中,往往根据实际状况在相关反义谚语所确立的对立两极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此而言,大量存在的反义谚语,为人们因时因地灵活应对不同境遇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灵活性和生命力的一种体现。而不管是针对哪一种相互对立的观念或认识,人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谚语来加以表达和传播,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谚语这一文体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特殊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同一道理并存着两种矛盾表述的现象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谚语中广泛存在,相关表达之所以能长期流传并广为人知,主要是因为这些反义谚语所反映或表达的具体对立观念,往往又受制于某个更高的道德准则。这个准则在有关该对立观念的选择过程中起着进一步评判或约束的作用,并因此使那些意义相左的谚语文本在一个社会中得到了和谐的存在与传承,也使得相关行为主体可以理直气壮地根据特定社会文化语境或情境性语境来选择反义谚语中处于任意一极的内容作为其行动的理由(或借口)。以《三国演义》中不同角色对“忠臣不事二主”和“良禽择木而栖”这组反义谚语的不同选择为例,那些截然相反的选择之所以能在小说系统内形成高度自洽且毫无违和感,是因为针对谚语所表达的对立两极,还有一个影响选择限度的更高标准,那就是要看“主上”是否贤明通达,德配其位,也就是所谓“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对这一点,《封神演义》中有十分生动的演绎:
飞虎听罢……方欲下骑,傍有黄明在马上大叫曰:“长兄不可下骑!纣王无道,乃失政之君,不以吾等尽忠辅国为念。古语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国君既以不正,乱伦反常,臣又何必听其驱使?……”飞虎听得此言有理,在牛上低首不语。黄滚大骂……纵马抡刀,来取黄明。黄明急用斧袈开,曰:“老将军你听我讲……自古道‘虎毒不食儿’……今老将军媳妇被君欺辱,亲女被君死,不思为一家骨肉报仇,反解儿子往朝歌受戮?语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必参商。’”(《封神演义》第33回)
当然,如果向前追溯,“君不正,臣投外国”一类的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较大影响,谚语的表述是:“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书•周书•泰誓下》。意思是善待我的我就奉之为君主,虐待我的我就仇视他。)可见,这种观念与君臣纲常观念有着至少同样久远的历史,它为相关实践者因应现实境遇调整行动策略,提供了更加合理的原则,也使得反义谚语中相互矛盾的观点和相应选择,呈现出了高度的对立统一。
综上所述,反义谚语的发现,为认识和探索中国谚语内容的复杂性,以及从正反两个维度理解谚语作为权威性文体的强大力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大量反义谚语中有关特定观念的各种对立表达,又进一步提醒我们:即使针对同一个问题或道理,谚语所表达的观念也并不唯一确定,而往往可能存在不同的乃至对立的看法,因此,必须结合具体语境,才能真正理解谚语的意义,以及其背后所体现的观念基础。同时,就作为民族精神集中表达的谚语而言,反义谚语的普遍存在,也为我们从这个简短凝练的特殊文体出发去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民族观念与思维的多样性,提供了新的路径。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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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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