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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凑热闹的行动逻辑体现
在以Y村为代表的豫东乡村，重男轻女是存在已久的性别观念。男性、女性并非平等地接受教育，因此，与男性同龄人相比，已婚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同时，如前所述，已婚妇女负责照顾家庭，她们具有更少的外出务工经验。不仅如此，男性可以在不同场域、人生不同时段结交朋友，已婚妇女则少有类似机会，婚后甚至会改变亲属格局，因此，她们通常拥有较少的人脉资源。在固有的性别印象当中，女性是柔弱的、需要被照顾的、其单独外出面临着更多危险。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她们难以像男性一样自由外出务工，也鲜少具备自由外出的能力。
在受教育水平较低、外出务工经验不足、掌握的各类出行资源较少、女性柔弱形象等因素的限制下，已婚妇女选择与他人一起行动，以“凑热闹”的形式参与集体外出务工。凑热闹过程中，妇女们将自我纳入所“凑”的群体，以群体为行动单位，其间蕴含了她们对自身处境的认知与思考、可选方案的比较与选择、各类风险的评估与应对。从这个角度来说，凑热闹体现了已婚妇女们集体外出务工的行动逻辑。具体而言，凑热闹促成了群体的生成，确保了顺利出行；提升了妇女群体与其他群体或个体谈判的资本；同时缓解了留守村落与困于家庭所带来的压抑与烦闷。
（一）确保顺利出行
妇女们不是随意找人一起外出务工，凑热闹也并非随机发生在相识的人之间。集体外出务工时，一些工作环节需要协作完成，比如采棉花过程中的拉花、过秤、倒花等环节。即使是不需要协作的采茶叶，因为外出务工期间需要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果不相熟悉，发生矛盾的几率比较大。因此，妇女们多选择合得来的亲戚、朋友、邻居，或曾经共同干过活的人一起外出务工。如果这些条件都无法满足，她们也倾向于至少寻找一个伴，有伴一起外出可以互相帮助、照应、陪伴，最大程度地确保出行与务工顺利。因此，实在找不到同伴的时候，她们宁愿换一个有同伴的工作。
Y村参加集体外出务工的已婚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尤其是出生于1975年之前的妇女，她们一般没上完小学，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不识字，难以独立完成买票、寻找候车厅、上车、转车、防止被偷或被骗等一系列行为，只能是与识字的或外出经验较为丰富的同伴一起。2005年之前，妇女集体外出务工只有去新疆采棉花一种，当时的她们多没有外出务工经历，采棉工的组织也没有如今这么完善，大家只能是一起摸索着去。万俊华一行十人第一次去新疆采棉即是如此：
这都十七八年了，那一年我梅姑介绍我们去拾花。都没出去过，我们10个人就瞎摸着去了。好几个不识字的，我上到初一，又大胆，几个人叫我去买火车票。我也害怕啊，那时候小偷还多着呢，我说你们在我后面，都围着我。那时候没手机，就给个电话号码，我们一路走一路问，转了几回车才走到。一到那儿，路口都是车，连长、个体户都下来找人、接人。我们半夜12点下的车，有人接着，我说去刘大生家，他说他就是那一连的人，不敢相信他啊，我们10个背着袋子就走，他后面追。我说你要拉就让我们10个人坐一块，别分开，要是丢了我们也能丢一块儿，还是不敢坐。他说那我打电话叫主家来接你们吧，等了几个小时，刘大生开着四轮去了。我不认识他啊，我说别是骗我们的啊。我说你说说去年给你干活的那个老婆儿叫啥，他说对了，又给我梅姑打了电话。对上了，我们才敢坐他的车。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首次参与集体外出务工活动或拥有较少外出务工经验的妇女来说，“凑热闹”所具有的确保出行顺利这一作用非常重要。一起出行，众人之间相互照顾，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共同面对。对于不识字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她们无法独自外出，只能借由“凑热闹”成功参与到集体外出务工中去。经常外出的人积累了丰富的外出务工经验，从未去过的人选择“凑”热闹，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共享他人外出的信息、经验，获得他人的帮助，最大程度降低了一个人外出的风险。
风险不仅存在于路途中，能不能挣到钱、务工期间生活条件如何、地老板如何管理工人、地老板会不会按时足额结算工资等都存在着风险。为了规避风险，出发之前，妇女们会私下认真对比不同去向的收入水平、风险、食宿、工人数量、地老板脾性等各方面条件，再依据领头人或组织者平日的行为表现，综合考虑之后选择一个风险较低、收入相对稳定、生活条件可以接受的去向。选择跟随的那个人要靠谱、诚实、负责，凑热闹“凑”对了人就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顺利挣到钱、降低白跑一趟的风险。
（二）争取最大利益
但无论事前如何筹谋，在掌握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到达目的地之后依然会面临一系列问题，这就牵涉到妇女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并争取最大利益。如果说，确保顺利出行涉及的是已婚妇女群体内部的关系，争取最大利益则牵涉到已婚妇女作为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或个体的沟通、协商，甚至是博弈。集体外出务工期间，带班即组织者与地老板夫妻的性格、管理工人的方法、食宿条件等关乎着妇女们能否顺利获得不错的收入。以采棉花为例，遇到大方、易于沟通、管理宽松的地老板，妇女们干活更为自在，也能享有相对好一些的食宿条件。在棉花机采率逐年提升的当下，地老板在两侧的地头各留出多少米的棉花进行人工摘采是妇女们最为关心的事情，多采地头意味着可以挣到更多的收入，但留出多长地头往往是在带班介入的基础上采棉工与地老板协商、博弈的结果。
棉花机械化收获之后，留给人工采摘的只有地头和个别小地块，曾经的采棉女工不再那么想去新疆采棉花，但对于地块较小的地老板来说，他们必须找到足够的工人采地头才可以确保棉花收获。因此，为了确保每一年都能按时找到足够的采棉工，地老板在让带班找采棉工的时候都会保证让工人挣到钱，并说明必要时他们愿意让利给工人。为了年年带人，带班也会跟妇女们再三保证工作量与最低收入水平，遇到不肯让步的地老板，他会以明年不给其带人要挟对方做出让步。而一旦找到合适的地老板，妇女们也希望在这家多干几年，这约束着她们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在确保收入的基础上，她们也要尽力为带班与地老板着想，干活认真一些、采摘干净一些。
地老板：既然叫人家来了，都得让工人挣到钱，不然明年没人再上你家来了。她们光说地头不够摘，别急啊，摘不完的花，摘到后面地头摘完了，叫采棉机少往前走几十米就是了，留出几十亩地就够她们采了。
带班：从来到回去60天，保证每个人挣1万块钱以上。不管是在哪个老板家里都是吃的好、有花拾、走的时候一分钱不少。做不到这几点你来找我。
采棉女工：不管在谁家干都得有规矩，地老板辛辛苦苦种一年地也不容易，得给人家采干净。吃啥都中，不叫饿着、热汤热水就行了，事儿多，老板第二年不用你。
凑热闹过程中，妇女们以群体为行动单位，群体有着个体不具备的力量。工作条件达不到她们的要求，或她们认为遭受了不合理的对待时，妇女们会以集体离开即罢工来逼迫地老板或组织者答应他们的条件。罢工具有极强的震慑力，即使不直接罢工，消极怠工也很让地老板头疼。棉花开在枝头，水分一天天减少、棉花价格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为了让工人们重新开始干活，地老板大多会做出一定让步，这是个体行动不可能做到的。因此，集体外出务工时，即使相互之间不太熟悉，她们依然会先内部沟通，确保立场一致，再以群体的名义和地老板、带班进行沟通。
（三）调适留守生活
凑热闹不仅重组了务工妇女群体内部的关系，也重组了该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重组均是针对群体而言的，帮助群体降低务工期间的各类风险，争取最大利益。对于个体而言，凑热闹还重组了妇女个体的社会关系。通过凑热闹，离家在外的妇女们在新的场域中开展有别于家乡村落的社会交往，这反过来改变了个体在家乡村落的社会关系。这一改变有两个层次的涵义，一是强化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二是缔结新的社会关系。两者共同使妇女个体更好地回归留守生活，调适长期留守村落与困于家务劳动所导致的压抑、郁闷等心情。
妇女们倾向于与相熟的亲戚、邻居或朋友一起集体外出务工，而集体外出务工也正是强化这些特定社会关系的时机。2021年，在小妹的带领下，已经68岁的孙素梅与二妹一起去了浙江采茶叶，她们姐妹三人住在同一个房间。孙素梅年纪较大，某天冒雨采茶叶生了病，她的儿子打电话责怪她年纪大了不在家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却要外出采茶叶。她辩解说可以跟两个妹妹见面说说话，儿子反驳说在家也可以，她说在家每个人都有事情要做，即使离得不远也是很长时间不见面，而采茶叶却可以天天见面。
集体外出务工时，妇女们走出家庭与村落，她们有了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人。“不出来干活永远也不会认识这么多人”是Y村已婚妇女时常说起的话语，出外采棉花、采茶叶、采枸杞，妇女们脱离了个体原有的社会关系，在凑热闹的情境下，缔结新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容易。在这一状态下，妇女们之间也更容易形成有别于村落内部原有亲属和拟亲属关系的友伴关系。因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大家密集地见面、接触，该语境下妇女们交流的频次远远高于村落语境下的社会交往，这使得妇女们更快熟悉对方。同时，集体外出务工还天然塑造了参与者的群体意识，“我们”感极大地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对于性格相对内向、不爱串门的张凤来说，她就是因为采棉花认识了更多的人，结识了闺蜜冯艳梅。
咱这庄子大，你别看我嫁过来一二十年了，我家附近这一片的我都认不好。带人出去摘花认识的人还多一些呢，人家都认识我，不然我都认识不了多少人。之前我跟艳梅根本都不认识，这都有10年了，那一年去摘枸杞，我俩说话可说得来，从那以后干啥我俩都好给一块儿。
个体社会关系的重组从多个角度实现了对妇女的赋权。妇女们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增多了，可以选择“凑”的人变多了，这增加了她们的务工选择。她们获得了包括本地兼业在内的更多生计机会，外出挣到钱的几率也变得更大。同时，她们的社会交往范围扩大了，不同于从未有过集体外出务工经验的妇女，面对留守生活的无聊与苦闷，她们有了更多的途径去处理。不仅如此，季节性外出与留守在家形成一张一弛的生活节奏，有效平衡了她们留守村落与困于家务劳动而导致的心情压抑与苦闷。通过凑热闹，妇女们得以更好地融入与回归留守生活。
总之，凑热闹体现了已婚妇女们参与集体外出务工的行动逻辑。她们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最大程度地利用已有社会关系与外出经验，寻找合适的可以“凑”热闹的人选，以对人的正确选择来确保顺利出行。以群体为行动单位，提升与其他群体或个体的协商能力，降低务工过程中的一系列风险，增加挣钱的几率。同时，借由凑热闹，妇女个体强化了原有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与在家乡村落难以经常见面的亲戚或朋友共同劳作；结识了新的朋友，扩大了社会关系网络，以此来进一步增加后续务工的机会与选择，并最终反哺于妇女们的留守生活。
四、结语
概而言之，乡村已婚妇女集体外出务工的行动逻辑集中体现在她们对凑热闹这一行动的意义赋予与建构的过程。集体外出务工时，凑热闹隐含了妇女们逃离家务劳动、出去看世界、挣脱村落传统习俗规范的束缚等独特心理诉求。凑热闹的实质是妇女们在这一话语下组成一个群体并以群体为单位进行行动。她们一起出行，以群体的形式与带班、地老板等其他群体或个体进行沟通与协商。她们在外出务工过程中重组了个体的社会关系，这不仅为她们未来提供了更多的生计可能，也影响到其在家乡村落的生活，其间体现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妇女个体对苦闷心理的排解、对精神压抑的放松、对远方的向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追求。
当然，凑热闹并非影响乡村已婚妇女集体外出务工行动的唯一逻辑。凑热闹之外，“想挣钱”是更为显在的逻辑。对于乡村已婚妇女来说，想挣钱这一逻辑在促发务工行动时更为正当，她们讲述起来理直气壮。相比之下，“凑热闹”更像是托词与玩笑话。当笔者执意追问Y村已婚妇女“怎么凑热闹”“热闹什么”等问题时，她们大多十分严肃地对“凑热闹”这一逻辑予以否定，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没有什么热闹的，拾花累死人”“那可不是闹着玩呢，几千里地去了”“出去都是为了挣钱，谁还有心情热闹啊”等等。从中可以得知，对于绝大多数参与集体外出务工的妇女来说，“想挣钱”是位居第一位的动机。
但这并不是说凑热闹是无关紧要的。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们往往根据社会交往情境与交流对象的不同来变换讲述策略，想挣钱、凑热闹都是她们可资利用的话语，她们偶尔提及的“寻快活”“打热闹”也可以纳入凑热闹这一话语中进行理解。面对他人对她们外出务工行为的质疑，她们适时选择凑热闹或想挣钱来回应。在家人看来，挣钱并非家庭照顾责任较重妇女的主要职责，照顾好家庭是第一位的。当有人质疑这些妇女照顾不好家庭时，她们会以“家里需要挣钱”来回应。而当有人质疑60岁左右的中老年妇女不好好爱惜自己身体时，她们则以“凑热闹”来回应。
不同于以往对拜神或游玩孰为女性进香行为主要动机的辨析，鞠熙提出“游观入道”的行动逻辑，尝试将“游玩”与“进香”放置于同一逻辑下进行理解，“走过（游），并看见（观），以此进入某种‘境界’，从而进行自我修炼，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超越自我并建立新主体性的行为，绝不能被简单归为休闲娱乐或消费行为”。借鉴这一分析思路，我们是否可以将想挣钱与凑热闹置于同一逻辑之下进行理解？概言之，想挣钱与凑热闹本属于同一意义系统的两面，她们在不同语境下进行着不同的表达与阐释。虽然有些阐释可能缺乏一定的逻辑，有时候不同阐释之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当我们将这些话语还归她们的日常生活进行理解时，不同的阐释却是与她们的生活自洽的。
乡村已婚妇女的精神生活与精神世界一直是学界重点关注的话题。Y村已婚妇女将所有经济利益之外难以言明或无法清晰阐述的需求都笼统称之为凑热闹，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们的精神世界，热闹与凑热闹的多元含义恰好为我们理解她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研究与呈现乡村已婚妇女多元且充满张力的话语，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她们的精神世界，管窥她们的精神生活。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以更大的耐心深入她们的生活，重视她们对自我生活的定义与阐释，寻找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惯用的词汇并进行提炼、界定、解读，尝试以其开启更多的思考。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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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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