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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葡萄赛神与酒神崇拜
中古时期敦煌还出现了结葡萄赛神的祈赛节庆仪式。结葡萄赛神并不是葡萄成熟之时的庆贺仪式，而是祷祝葡萄茁壮成长、多结果实之节庆。节庆仪式在每年春末夏初举行。对结葡萄赛神节庆时间及赛神所用供品支出，敦煌文书有所记载173。S.1366《年代不明（公元九八〇—一二年）归义军衙内面油破用历》记：“准旧，南沙园结莆桃赛神细供五分，胡饼五十枚，用面三斗四升五合，油四合。”S.2474《庚辰—壬午年间（公元九八〇—九八二年）归义军衙内面油破历》载：“准旧，结蒲（桃）逐日早上各面一升，午时各胡饼两枚……”文书所记结葡萄赛神的南沙园，可能就在现在敦煌城西南的南湖乡，这一带至今仍是葡萄的重要产地。
葡萄本西域物种，地中海、小亚细亚、中亚地区是葡萄最早的栽培之地，张骞凿空西域后，西域葡萄始传中土，大约在汉魏之时传入敦煌。但自汉魏至唐之前，各种史料文献中并无结葡萄赛神的记录。这个节庆习俗亦是同赛青苗神一样在归义军时期始有记载，出现于归义军衙内破用历。结葡萄赛神为何在此时出现于敦煌，是否并非敦煌本土节庆，也是融入敦煌的外来节俗呢？若有外来因素，又是谁将这种节庆文化带入敦煌呢？
据S.0367《唐光启元年（885）书写的《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敦煌地区在中古之时建有葡萄城。“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而蒲桃城主康艳典则为粟特首领，在今之且末、若羌、鄯善均建立了聚落。粟特人精通葡萄酿酒技术，“葡萄是粟特人物质文化的代表性物种之一”。葡萄酒在粟特人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晋书》有记：“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随着胡商和西域移民入住中国，葡萄酿酒技术也随之传入中土。贞观十四年（640）粟特人将制造葡萄酒的技术传入内地，丝路上的通使及商业往来活跃起来。天水出土的粟特墓围屏上有胡人酿酒的图像，太原出土的虞弘墓也有胡人酿酒的形象。高启安指出，酒业是粟特人在敦煌经营的传统行业，粟特人的经营传统加上其特殊的经营手段，对敦煌酒业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商业经济活动中粟特人是敦煌商业贸易主体，仅以酿酒业的从业情况看，粟特人约占半数。
葡萄是酿酒的主要物种，聚居中国的粟特人，葡萄是其主要种植业。高昌等地，粟特人为葡萄种植业的主力之一。唐宋时期，粟特人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山西地区，并在山西产生了葡萄种植区。童丕认为葡萄种植区的产生与其说是农业事务，不如说是文化事务，对其发展不能从土壤和气候去寻找，而应从历史及风俗、信仰和人们的迁徙当中去寻找，葡萄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作物，而是一种文明的元素，应该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它的传播。此外，粟特人不但种植葡萄、酿制葡萄酒，同时是“葡萄纹样的创造者之一，也是图样文化的重要传播者”。中国出土的粟特人墓葬、器皿、织物以及留存下来的与之相关的壁画中基本都有葡萄纹饰呈现，可知葡萄在粟特人日常生活中的意义。
中国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中几乎都有与葡萄相关的图案。虞弘墓中有鸟衔葡萄枝蔓、手举葡萄藤、葡萄藤蔓上成串葡萄及葡萄宴饮等场面。天水石马坪石棺床上有表现制作葡萄酒的槽酿图。安阳北齐石屏上刻有葡萄架下宴饮和歌舞图像。西安的安伽围屏石榻上有宴饮场景，安伽坐在葡萄架下，葡萄架下环绕的是安伽几个侍从、一个乐队和两个起舞的侏儒者，史君墓的石棺上也有男女在葡萄园中宴饮的场景。这种葡萄宴饮场景一方面说明河南、山西等地区开始了葡萄种植，另一方面也展现了粟特人的生活情景。又有学者指出宴饮场景多在野外，而且场景中要表现葡萄，应是与酒神狄俄尼索斯复活有关的仪式，也与祆教朝圣者的习俗相契。实际上在葡萄架下进行宴饮，不仅只是粟特人生活场景和传统风俗的描述，也是祆教徒对其死后通过了钦瓦特桥进入天国之后的美好生活的一种展现。
石窟艺术中也多见葡萄纹饰。敦煌莫高窟第329窟有葡萄莲叶边饰，第209窟有葡萄藻井，葡萄缠枝叶纹路。而在云冈石窟中，则有摩醯首罗手持葡萄之图案，有学者指出这一葡萄图案说明了这一形象的粟特来源。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的摩醯首罗却并未手持葡萄，但其子鸠摩罗天手中持有葡萄。佛家和祆教经典中并未有摩醯首罗和鸠摩罗天手持物品的记载，张元林认为鸠摩罗天手持葡萄形象应该是在途经中亚时受到了粟特文化艺术影响所致。由此可知，葡萄纹饰是粟特艺术的典型标志之一，葡萄在粟特物质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既知葡萄在粟特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那在中古时期，粟特人在敦煌建立聚落，从事葡萄种植、进行葡萄酒酿制、将葡萄纹饰用于各种装饰，为促进收获进行结葡萄赛神的祈赛活动则为必行之事。葡萄从汉代以后开始种植于敦煌，直至887年才有结葡萄赛神记载之原因，由上可推知为此节俗因粟特人聚居敦煌而留存，又因敦煌本是葡萄种植的重要区域，祈赛葡萄神这种有助于葡萄生长的习俗仪式必不会被排斥，而被借用、融入当地文化，并结合当地的祈赛设供仪式，形成了当时流行的结葡萄赛神。祆教在中土因其灵验性而作为民间信仰被民众接受信而奉，结葡萄赛神无论是否与祆教有直接关联，亦或仅是粟特人的一种传统习俗，出于民众想要促进植物生长、收获的需求，可能会对此种外来习俗有所接受。
结葡萄赛神节庆在敦煌的出现，除受粟特文化影响外，希腊文化亦应起到了一定作用。作为多元文化交流中心的敦煌，希腊文化在敦煌及其周边也有所传播和展示，“古希腊文化在敦煌的传播主要体现在佛像的出现及其造型所表达的内容”。随着佛教的东传，希腊文化的犍陀罗艺术由西亚、中亚传入敦煌及中国内地。前文提及的莫高窟第285窟鸠摩罗天手持葡萄的造型，极可能在希腊文化影响下所形成。中亚粟特人的葡萄文化实际来源于希腊。亚历山大东征时把希腊文明带入中亚，从此种植葡萄、酿制葡萄酒和酒神崇拜仪式开始在粟特人中流行。现在片治肯特、花拉子模、塔什干等中亚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古代葡萄酒坊。张骞出使西域时在撒马尔罕以东的大宛国见到“大宛左右以葡萄为酒”。除希腊种葡萄、酿酒技术在粟特兴盛外，希腊的酒神崇拜也在粟特人中流行。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因教人们种植葡萄、掌管植物生长，而被崇拜为葡萄神、酒神和农作物的保护神，受到广泛崇拜。对狄俄尼索斯的祭祀仪式上喝的葡萄酒被认为是他的血，他的血可以促使葡萄来年丰收。在中亚和印度北部地区，希腊文化影响一直存在，酒神狄俄尼索斯因为象征着欢乐和重生，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与崇敬，似乎只要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希腊化”地方都有他的影子。
1988年，一件刻有胡文的银盘便在甘肃靖远被发现，银盘从边缘向里共分为三层，外层纹饰主体为葡萄卷草纹，中层外缘为联珠纹和花叶，内缘为细密的连珠纹，内径的凸起部位刻有一位青年男性，卷发无须，身躯健美，上部裸露，腹下裹巾，右手持双杖扛于肩，杖端以松果状物为饰，姿态优雅，学者考证此男子为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靖远隶属于甘肃省白银市，为古丝绸之路之重镇。《靖远县志》记载靖远是“古敷文地也，秦关之枢机，金城之锁钥，交有赖焉。”靖远是丝绸之路北线的必经之地，若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中亚各国，从靖远渡黄河最为便捷。此银盘及宁夏固原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时期的鎏金银壶，都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经济与文化交流。
此外，西安隋墓中出土了三件“醉拂菻”驼囊。驼囊艺术造型中，有深目高鼻、胡须满面、全身赤裸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位于画面中央，地面有酒器，顶部有常春藤茎叶。此为典型的酒神形象。葛承雍认为上述形象不仅再次证明常用神话艺术表达的“希腊化”文化传入中土被接受的独特风采与审美轨迹，而且证明隋唐长安是中西交流“异域情调”的丝路传播地。而敦煌地区丰富的节俗仪式和壁画资料亦充分说明体现了其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有学者认为古希腊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就是中国的傩神，古希腊的酒神祭祀就是中国的傩仪，敦煌傩仪反应的“有口皆食葡萄，欢乐则无人不醉”的情景与酒神节的狂欢具有同一性。魏晋时期由于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不断融入的外来文化，导致官方驱傩礼仪衰落，方相氏驱傩的核心地位动摇，如佛教的金刚力士加入了驱傩队伍，波斯粟特的胡人装饰亦被用到驱傩仪礼之中。《荆楚岁时记》有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而此处的“胡头”则是胡人的头饰，一种假面具，说明驱傩时的形象装扮有一定的西域胡人影响。中古时期的仪式有诸多外来因素，而且驱逐色彩逐渐减弱，驱傩仪礼自周汉兴盛，隋唐逐渐衰没，至宋代时不入正史，多见于民间文献的这一变化，说明其逐渐世俗化、娱乐化的演变过程，同时也体现了中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互动。
狄俄尼索斯崇拜也在粟特地区流行，粟特人会将这种祈拜葡萄、作物生长的仪式习俗带至其所到之处，特别是其进行葡萄种植的聚居地，以便祈祷葡萄丰收，酿酒生意兴旺。随着粟特宗教习俗文化、希腊文化在敦煌的传播，可能祈赛葡萄丰收的酒神被带入了敦煌，进而成为丰富多彩的中古时期敦煌祈赛风俗的一部分。
除赛青苗神和结葡萄神外，还有其他西域节俗仪式在当时兼容并包的环境下，与中国文化交融、碰撞、融合之后留存于敦煌，如速丁公主赛神。P.2641《丁未年六月归义军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请凭牒》记载：“速丁公主赛神细供五分，壹胡饼”。归义军时期的女性多以“小娘子”相称，没有以“公主”相称的例子。曹氏归义军时期，历任节度使中有几位自称地方王，其子被称为“太子”，对此学者已有论证，子为“太子”，其女想必被称为“公主”。于阗国皇帝李圣元娶曹议金女为皇后之后，便有多位于阗太子、公主居于敦煌，并在莫高窟和榆林窟造型及佛事供养。莫高窟第61窟主室东壁北门补绘有曹延禄夫人于阗公主李氏的供养像，榜题作：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太傅曹延禄姬供养。前文提到的“速丁公主”，李正宇认为也是“于阗公主”。此时敦煌速丁公主的祈赛之俗应是于阗某种仪式习俗在敦煌留存的体现。
三、结语
中古时期的诸多节日特别是节日风俗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包容地吸收了其他文化因素后在当时形成了节日百花齐放的场面，传统的生命力在节俗的历史中有着最为明了的彰显。敦煌作为东西文明交汇的枢纽，中西亚文化、希腊文化汇聚敦煌及其周边地带，使中西文化在此发生了互动融合。中古时期敦煌地区产生了许多新的节庆和有别于中原地区独具特色的祈赛节庆习俗。除佛教在中古时期带来了众多新节日外，其他外来文化和宗教亦导致了敦煌地区新节俗的产生。
以往节日多被看作是最具民族性、独立性的传统文化，但实际上节日习俗文化极具包容性，并在持续与其他各种文化的沟通交融中延续和发展。敦煌在中古时期多种祈赛风俗仪式的出现、流行，一方面是对多元文化进行了接收、吸纳，另一方面又将西域风俗文化进行华化、改变，融合成具有本土特色、体现本地需求的节庆仪式，从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敦煌节庆习俗文化。
（文章来源：《敦煌研究》2021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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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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