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分离：民俗文物价值“隐”而不见
民俗文物的价值有内外之别，外在价值是“物质”的实物遗存，内在价值是“非物质”的原生环境所承载的物品使用情境、人与物的互动关系、历史传承细节等文化记忆。从进入博物馆成为藏品那一刻开始，民俗文物与原有的空间和使用场景完全分离。“在对博物馆‘过去’的记忆上，有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诠释—博物馆所展出的器物具有‘死亡’的意思；博物馆收集器物的过程可被看作是一个使器物与生命相互脱离的过程。”
这种分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民俗文物与原生文化空间的分离；民俗文物与研究者、观众情感知识的分离。这种分离使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理解民俗文物的物质性外在价值，却很难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其与原生文化空间分离后的内在价值。
（一）民俗文物与原生文化空间的分离
年画是山东博物馆收藏的民俗文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大类别。如果只看到其纸质文物的自然属性和视觉呈现的“画面”，往往会停留于对画面的描述和解释。若我们能进一步关注年画“后面”的人和原生态文化空间，以“见人见物见生活”为目标去研究和展示，我们就会发现民俗文物与原生文化空间的这种分离让民俗文物的内在价值“隐”而不见。
例如，灶王年画是山东人春节前“过小年”祭灶习俗中的代表性年俗物件。不论贫富，只要老百姓顶门成家过日子，一般就会把灶王奉为“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一家之主”。小年这一天，各家将陪伴自家一年的旧灶王年画从灶台上“请”下来，祭灶后焚烧“送走”。除夕时，再接回返回人间的灶神，把新“请”的灶神神祃供奉在家中灶神神位上保佑一家来年平安如意。
“全神”之类的年画从不张贴，只在大年夜晚上供在天地棚中。祭拜后焚化，意为完成天地之间各方神灵的祭祀，祈求诸神保佑来年平安。
“家堂”，也叫“家堂轴子”，画面整体看起来仿佛一座大型的院落，分为三层：祖宗牌位在最上层，中间是家族每一代繁衍的记录（可视为一种图表式的家谱），下层表现宅户大门内外赶来拜祭祖先的子孙。山东农村春节有在堂屋供奉“家堂”以敬祖先的习俗，多由家族男性成员除夕黄昏“请祖先”拉开序幕，持续至初一晚上“送祖先”为止，整个过程要求香火不断。有些地方还有不让已婚女儿看到“家堂”的规矩。
春节前后，通过张贴或焚烧祭祀后的神像、神祃年画，“人们在思想上能实现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祖先、人与人的和谐，构建出寄寓个人愿望的文化空间”。
观众仅仅通过观看这些年画的画面是无法感知它们在原初的文化语境中的使用方法和文化意义的，因此需要通过文物说明和讲解实现这些活态场景与年画展品的联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二）民俗文物与情感知识的分离
因为民俗文物与原生文化空间的分离，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观众，都很少有机会通过亲身参与或亲眼观察来理解民俗文物在原生文化语境里的制造、使用和传承的具体情境，人与物的互动关系更难得知，情感知识的分离形成理解民俗文物内在价值的“鸿沟”。
1907年，著名的俄国汉学家瓦·米·阿列克谢耶夫来到杨柳青，看到满街无比灿烂的年画后，在笔记中写道：“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民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这里描绘了他们多彩的生活、神奇的世界，有讲述传说、寓言、神话的，有进行道德教育、针砭时事的，有漫画、桃符、画谜，还有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祭拜神明为主要内容的过年的画。”从阿列克谢耶夫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见清末杨柳青年画在大众生活中的畅销，可以感受到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年画的喜爱，也可以理解他的学生李福清为什么会在他的影响下成为对中国年画颇有研究的专家。
如今，虽然很多地方的年画陆续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但年画的衰退之势不可否认。被列入名录本身往往暗示着年画在当地的自然传承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需要进行人为干预和保护方可实现传承。作为民俗文物的年画渐渐退出现实生活，对研究者和观众来说，情感和知识已明显分离。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