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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鲍辛格留下的理论问题
当然，鲍辛格没有对“经验文化学”做充分的理论阐释，或许与他对理论研究的态度有关。早在1970年，鲍辛格就发表《论民俗学中对理论的敌对态度》一文，专门批评民俗学界对理论的普遍敌视态度及其原因，但他本人对理论并没有太多的好感和热情，至少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正如德国民俗学者瓦内肯所说，“鲍辛格尽管坚定地批评民俗学与理论为敌的态度，但是他自己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他是一个明确的折衷主义者。如同他自己在访谈中提到的那样，他在箭袋中备下了不同的箭，以便能更好地射中每个日常行为和日常现象中的多重意义维度”(第28页)。正因为鲍辛格在理论上是“一个明确的折衷主义者”，所以他的研究也就呈现出作为“折衷主义者”的理论张力。
一方面，鲍辛格懂得科学研究的根本诉求在于寻求普遍性，而理论则是科学中的科学，因为理论要寻求普遍中的普遍，也就是要探求真正的普遍性而不能满足于通过经验归纳法得出的相对普遍性。鲍辛格不仅被称为Universalgelehrter(博学多能的学者)，也被称为Universal-Gelehrter，这个组合词既指“博学多能的学者”，也指“普遍的学者”，而我更想把鲍辛格看作一个“普遍的学者”，因为他的研究视野既是地方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微观的，又是宏观的；看似由点到面，实则以点带面或由面到点，能够做到点面结合。这是民俗学应然的学术追求的一种体现，正如柯尼希所指出的那样：“从地域性的事物出发，通过研究地方的、具体的文化过程而进入大的——也包括理论意义上的——关联之中，这是民俗学、文化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大’问题真的被发掘出来了，才能说是达到目的了。”(第155页)鲍辛格不满足于单纯的现象描述，而是试图从中呈现结构关系和“变化中的永久”(Dauer im Wechsel，第110页)，这些才是科学研究的目标。但恰恰在这方面，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如果“经验性的”仅仅指的是经验归纳意义上的经验，那么，如何判断这种“跨区域的有效判断”在多大的经验范围内有效并且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呢？按鲍辛格的说法，如果“民俗学的任务不是文化批判性的，而是社会批判性的”，那么，“作为批判的-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的民俗学”做出这种社会批判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呢？难道仅仅依据学者个人主观的、相对的经验吗？果真如此的话，经验文化学又如何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呢？尤其在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问题时，经验文化学如何进行批判并且是否仅仅依据经验归纳意义上的经验进行批判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经验文化学是社会批判性的，那么，这种批判所带来的启蒙就主要不是知识启蒙，而是实践启蒙或观念启蒙，而实践启蒙或观念启蒙所依据的经验虽然可能包含着经验认识意义上的经验，但从根本上说应该是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本质经验以及康德意义上先于实践经验又被放入实践经验并且对实践经验起着引导和规范作用的先验和超验。
另一方面，由于鲍辛格本来就不以理论研究为目的，所以，他很清楚地意识到，《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一书固然引述了布洛赫、西美尔、本雅明、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等思想家的相关论述，但“也许我对这些思想源泉的处理可能是不系统的、支离破碎的。我后来的著作可能也有这个特点”(第86页)。尽管理论上的不够系统和深入并不影响鲍辛格在研究具体问题时的精彩发现和独到贡献，但是，理论研究却不能仅仅是“不系统的、支离破碎的”。鲍辛格说，“在不同的场合，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被问到，为什么我写了那么多论文，而我的研究很少进行到能写成专著的程度。这肯定有不止一个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内心的不安分经常把我从一个问题带到下一个有趣味的问题”(第94页)。既然鲍辛格不以理论研究为目的而且被不断地“从一个问题带到下一个有趣味的问题”，所以，从论述方式上来看，他主要采用的是我们所习惯和常用的例证法，而不是多数学者不习惯、不喜欢却是理论研究应该采用的论证法。
也许正因为有这两方面的理论张力，鲍辛格才能够同时做到既让民俗学变得更现代，也让民俗学变得更加后现代。所谓现代，用鲍辛格自己的话来说，“最本质的是，这个学科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不由自主地出现了某种现代化”(第143页)。尽管民俗学及其对象在欧洲文化史上是完全现代的现象，但从学科观念启蒙的角度来看，鲍辛格使民俗学更现代的意义在于推动民俗学成为一门有理性和讲理性的现代学科。他以力挽狂澜之势，不仅率先对民俗学的浪漫主义原罪做出批判和矫正，突显出民俗学在起源时隐而未彰的自由主义理性精神，而且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启示我们：要想让民俗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学者自身首先需要成为具有理性精神的现代人，学科观念需要转变为现代观念并且主动接受现代价值观的洗礼和检验，从知识启蒙转向实践启蒙，才能真正完成日常生活启蒙的任务；民俗学固然要面对并且研究大量非理性的现象，但民俗学并不能因此就要成为一门非理性的学科，反而需要民俗学自身成为一门理性学科。正如德国民俗学者乌茨·耶格勒(Utz Jeggle)所指出的，对理性，尤其对人性的希望更多地只能通过对种种非理性潜能的果断分析来获得。所谓后现代，除了指鲍辛格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的多元化、碎片化倾向之外，更集中地体现在鲍辛格对理论的看法上：“当然谁都必须有些理论上的预设，但这不是方法上严谨的理论……理论就如同箭袋里的箭一样，人们必须得拿到正确的箭才能射中目标。那些以复杂的理论表述开始，然后或多或少费力地过渡到研究对象上的论著，我总以为是折磨人的作品。我一直认为，应该从研究对象出发。不过这个表述也有问题。其实，我们必须在建构性地把握对象的同时发展出理论上的路径。”(第56-57页)在此，鲍辛格虽然针对的是某种类型的理论研究，但也可以表明，一方面，他认为“理论只是解释现象的工具而已”；另一方面，他也知道，那些“谁都必须有”的“理论上的预设”并“不是方法上严谨的理论”，而“方法上严谨的理论”又往往是比较“折磨人的作品”。由此来看，鲍辛格并没有真正摆脱他自己批判过的那种对理论的普遍敌视态度。
我们无意也无需对鲍辛格的看法吹毛求疵，而是需要在鲍辛格的启迪之下继续追问：理论是否“只是解释现象的工具而已”？民俗学是否需要“方法上严谨的理论”？有多少学者因为理论著作是“折磨人的作品”就厌恶甚至敌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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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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