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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验文化学意味着什么
所谓经验文化学(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字面意思是“经验性的文化科学”。按鲍辛格的解释，“‘文化学’的确充分表明了我们的兴趣和实践所在，‘经验的’这个形容词也足以把我们与其他文化科学区分开来。这个名字只在图宾根才有”(第203页)。既然如此，“empi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的含义就需要我们推敲一番。
首先，德语Wissenschaft除了与英语science一样指“科学”之外，还有特定含义。比如，德语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科学或文艺学)和Kunstwissenschaft(艺术科学或艺术学)中的Wissenschaft(科学)，不同于Volkskunde(民俗学)的词尾kunde(消息，知识，学科)，因为Wissenschaft不仅指系统性的知识，而且指具有普遍性的知识。鲍辛格当然对此了然于心，所以他认为，只有在某种兴趣得到系统化并且只有在这种兴趣创造出具有自身传统的体制时，科学才能得到富有意义的言说。也就是说，只有形成追求系统化知识的体制才谈得上是科学，而所谓系统化并不仅仅指知识的条理性，更是指知识的普遍性。没有普遍性的知识只是个人的经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所以，鲍辛格一方面指出，“我对{传统}民俗学处理这些内容的方式和方法非常不满意”(第33页)，另一方面，他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满足于单纯的个案呈现并且说，“我一直力图从具有限制性的个案——通常是地域上的限制性——出发，引导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第155页)，“我总是在找一些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领域”(第79页)。鲍辛格很清楚，他从个案中得出的普遍性只是相对的普遍性，许多民俗学者可能都和鲍辛格一样认为民俗学能够达到这种相对的普遍性就足矣，但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对民俗学的经验方法论做出反思和批判，因为“这是科学工作的一部分，它总是必须考虑其先决条件、路径和界限。没有充分的自我批评，就没有好的科学”。我们还需继续追问：民俗学是否只能达到相对的普遍性并且仅仅满足于此呢？
其次，“文化学”中的“文化”与人类学的相对主义文化观有所不同。鲍辛格指出，“在我看来，文化一直是一个决定性的主导概念。有了文化这个概念，我们的专业可以更清楚地区别于社会学……与社会学不同，对我们民俗学专业来说，客观世界由人创造出来又反作用于人，客观世界有独立的存在方式，这样的客观世界才是我们的核心对象。我还得说，我们的重音是在日常生活上，或者说，在这个客观世界中不那么显眼的内容和结构上，也在那些日常的东西呈现为单调的地方。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到程式化和仪式化，日常生活的结构被看作同义反复的——也就是说，不仅仅是重复的，经常是不表达任何内容的重复”(第106页)。然而，即便是程式化、仪式化的文化，也并非只有差异性和相对性，而是也有统一性和可通约性。德国古典学者维尔纳·耶格尔早就指出，真正的“文化”不是人类学和形态学意义上的事实描述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概念。文化不是无意识的风格统一体，而是自觉的精神创造体系，即按照人自身的理性目的把人教化和培养成真正的人。在这方面，鲍辛格与人类学保持距离，他说：“我们之所以对文化人类学持谨慎怀疑态度，与文化人类学倾向于靠近这种生物性法则有关。”(第158页)换言之，经验文化学要研究的文化不是“生物性法则”意义上的“文化”，而是具有概念上的统一性和人性理想上的共同目的的“文化”。这种概念上的统一性和人性理想上的共同目的恰恰是评价各种文化实践的普遍标准。如果说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同时代人可以将不同民族的生活世界体验为唯一的“人类文化”(Menschheitskultur)的种种变体，由此对自身文化处境的评估也发生了明显改变，那么，这种“人类文化”就不仅仅是现有文化的整体之和，而且也应该包含人类文化合乎理性目的和人性目的的理想形式和生活世界。民俗学研究的各种文化应该在这种宏观的理想形式和理性目的中来加以定位和评价。作为经验文化学的民俗学要以“人性的整体”以及人的灵魂能力为依据，文化的终极目的是自由，所以每个文化学者都应该像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对哲学思考提出的要求那样，“必须完全重新开始”。从通达自由和实现自由这个终极目的来看待、理解和评价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行为，这既是全球化时代赋予我们的优势，也是这个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这有点类似于德国民俗学者黑尔格·格恩特所说：植根于文化过程微观领域的民俗学，不能不从一般文化发展的宏观角度反思其行动。
再次，所谓“经验性的”究竟指什么样的方法。2006年，当我问及empirisch(经验性的)这个词的含义时，鲍辛格解释说：
这次更名为“经验文化”的背景是：在德国存在着很多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en)，有日耳曼学、汉学、日本学等，它们都是文化科学。但它们大都关注于上层文化、上层文学、上层音乐等等，但我们有所不同，我们不太关心这些正在发生的东西，我们关注的是下层文化和日常文化。我们想用“empirisch”来表明，它是我们的研究方式。如果你要做研究，你就要到村落里去……
它的意思是，我们在田野里得出抽象的结论，我们和人们交谈，我们不仅仅在桌子上做研究。这是“经验性”的研究。
因为你知道，我们不想成为实证主义者。但经验研究不一定要成为实证研究，它可以是理论性的研究，也可以是实践性的研究。
这表明鲍辛格不仅“不想成为实证主义者”，而且认为经验文化学既“可以是理论性的研究，也可以是实践性的研究”。这也体现出鲍辛格在理论上曾经被人指出的折衷主义特点，因为严格说来，“理论性的研究”与“实践性的研究”并非随时随地都能够兼顾，甚至有时候会发生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矛盾冲突。如何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思考。
正因为要做经验性的研究，所以鲍辛格强调“采风”的重要性(参见第41页)。所谓“采风”(Exkursionen)，既是图宾根大学经验文化学研究所的一种传统，也是各国民俗学获取直接经验和一手资料的通用途径，与中国古代的采风和现代的田野调查有相似之处。但鲍辛格特别指出，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更看重与研究对象的‘近’”(第97页)，另一方面，“我当然也知道需要对距离太近保持警惕”(第98页)，要防止假装出来的“近”以及“由于空间上的‘近’就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和对象生活在同样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学会也必须接受，近邻那位虔诚信神的农妇或者那位寡言少语的帮工，可能比身在乌兹别克斯坦或新西兰的学者离我们更远”(第154页)。采风或田野调查让民俗学者在物理时空上对民众的接近，只是有可能带来情感和理解上的近，但并不一定如此，也可能仅仅貌似如此。因为民俗学者与眼前的民众仍然可能身相近、心相远，甚至可能在观念上完全不“在同样的世界里”或者完全不在同一个时代。这倒不一定是民众落后于民俗学者，也可能是民俗学者跟不上民众的所思所想。因此，正如德国民俗学者彻费恩所说，“经验文化学上的知识并不是在奥托·霍夫勒的意义上去感觉民间生活，而是为了获得一种启蒙式的、有距离的位置”(第68页)。从对研究者的主观要求来看，“为了能够将日常性的事物、习惯和态度变为研究领域并对此提出问题，做一个具有反思意识的观察者是其先决条件。在这里，研究者首先得自己先从处理这些理所当然之事的习惯中走出来”(德国民俗学者柯尼希语，第88页)。换言之，这就要求民俗学者首先成为理性的反思者，而不仅仅是感性的观察者。所以，“经验性的”一词所指的研究方法的确暗含了不同理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从经验认识角度来看，我赞成王杰文的判断：“鲍辛格坚持把他的论述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经验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之上。这也正是所谓‘经验性文化研究’(民俗学)的独特之处”，“显然，鲍辛格是一位从经验入手的民俗学家，不是一位从先验入手的哲学家”。不过，鲍辛格对理论有一个大体定位：“在民俗学专业，理论是从具体的观察中发展出来的，我们需要的是‘中程理论’”(第56页)。所谓“从具体的观察中”(aus konkreten Anschauung)，在现象学立场上理解就是“从具体的直观中”，因为鲍辛格使用的Anschauung一词就是现象学中的“直观”，而且鲍辛格强调的“具体的直观”与现象学通过直观把握事物的方式是一致的或相似的。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鲍辛格所谓“经验性的”和“中程理论”可能受到现象学的影响，“鲍辛格的研究渗透着现象学阐释学的气质”，至少带有现象学的意味和阐释空间。
我之所以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理解鲍辛格所谓“经验性的”，除了因为他本人承认受到胡塞尔和许茨的影响并且认为“‘地点的统一性’还是可以得到证明并且从现象学上加以说明”之外，还因为鲍辛格既不以泛泛而谈的方式、也不以抽象的方式谈论文化现象，而是着眼于现实经验和真实体验。例如，在空间问题上，鲍辛格认为，“研究者必须首先了解非常特殊的地域性的结构，必须从原则上理解空间是如何出现的——被人所经验过的空间，而不是在形式上被分割开的空间，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提出跨区域的有效判断”(第157页)。这就意味着经验文化学需要把日常文化现象和日常生活行为还原到经验中来加以考察、批判和研究，哪怕是那些日用而不知的理所当然之事，也要让它们变得引人注目，也就是要在经验中还原出它们被体验和被建构的方式。同样，鲍辛格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中论及的“空间的扩展”“时间的扩展”和“社会的扩展”，固然首先需要通过直接经验来看，但又不同于实证意义上的经验，而是需要对直接经验进行再度经验并加以现象学还原才能看到的动态结构。
另一方面，从实践知识和实践启蒙来看，如果仅仅把“经验性的”理解为寻求因果关系的认识方法，就会使经验文化学限于知识启蒙，而难以完成实践启蒙或观念启蒙的任务。知识启蒙提供的是因果关系的事实知识和技术知识，而实践启蒙提供的是好习俗、好社会、好生活的实践知识。实践知识为了更好地实践并且认识人文世界的正当性和普遍法则，经验知识为了单纯地认识因果关系意义上的自然规律。因此，从根本上说，实践启蒙不是寻求实然的因果关系，而是为了普及并实现可然的和应然的实践理性原则，也就是为了实现并且落实现代价值观的观念启蒙。如果说文化研究是一门努力获得可信的合规则性(Regelhaftigkeiten)的释义术(Deutungskunst)，自然科学毕竟是将客观见解表述为规律的原因学(Kausalwissenschaft)，那么经验文化学的“经验”主要提供给我们的就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是涉及本质认识与合规则性的意义关系，但这种意义关系往往需要我们对经验进行一些现象学还原才能够看得出来。正如德国民俗学者格特弗里德·科尔夫(Gottfried Korff)所指出，在鲍辛格这里，虽然民俗学首次被界定为社会科学，但其重要的部分毕竟还是退回到德国社会科学理解意义的阐释学传统(die sinnverstehend-hermeneutischen Tradition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上去。正因如此，实践民俗学才更需要从现象学角度继续思考并开掘经验文化学在实践启蒙方面的理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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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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