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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头诗学：文化生境、文类谱系及伴生文本
口头文学的文类划分方法主要依据两套范畴。“若要理清民间叙事的类型，重要的是区别‘分析的’和‘原生的’范畴。分析的范畴是由学者们描绘或附加的东西，原生的或民族学的范畴则涉及某一特定文化的‘原生’成员造成的差异。有时候这两个范畴会一致起来。有时则不。”[48]在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研究中，分析性范畴十分常见，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歌谣、谚语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还有一些是属于本土知识范畴的，通常叫做“原生的文类”或“地方性文类”，如哈萨克族阿肯弹唱、彝族克智论辩、蒙古族好来宝等。
诚然，对这些地方性文类进行研究，也需要将其置于分析性框架中。进一步讲，口头诸文类是以谱系关系共存于一个文化系统之中的，有若干轴线从不同维度标识着口头文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神圣性—世俗性，信实性—虚构性，抒情性—叙事性，庄严性—娱乐性，新生性—稳定性等。就具体文类而言，神话偏于神圣性、信实性，民间故事偏于虚构性、娱乐性，史诗等长篇巨制偏于制造更多新生性成分，而谚语等短小形式居于稳定性强的一端。这些文类不是彼此泾渭分明地各自占据一块领地，而是有许多交错和过渡的地带，形成丰富的谱系色彩，例如东蒙古地区的“镇压蟒古思的故事”[49]，就同时带有蒙古英雄史诗和说书艺术的两重属性，这类居于过渡地带的文艺形式，总是给分类和确定属性带来困扰。
口头诗学强调口头性（orality），口头文本的音声属性（口头性）和演述属性（互动性）就决定了口头文学的文本必然带有过程性，而不仅仅是演述过程的一个记录结果。一部印刷品的副文本（paratext）通常是附属性的，作用有限。而一个在演述过程中形成的音声文本，天然带有我名之为“伴生文本”的内容——身势语、演述过程中的音乐旋律和语言格律、乐器辅助功能和介入效果、演述人与受众的互动等，都可以理解为伴生文本。伴生文本广泛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制造和传递，故不能与音声文本分离，因为剥离了伴生文本就会导致语词文本接受的不完整。过去，口头文学整理和出版方式，因受到书面文学规训的钳制，加上技术手段的种种局限，往往只保留和转化语音符号，过滤掉一切伴生文本。弗里曾痛心疾首地说，我们习惯认可将演述转化为文本，这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遵循传统编辑程序，将原本活态的“物种”转化为博物馆展品，将语言艺术世界的“动植物”还原为化石[50]。
因为具有演述性，口头文学的文本生产就不是完全由演述人来自主决定，而必须配合社会文化设定（如在仪式、节庆、禳灾等民俗活动中的演述等），或与受众协商（在红白喜丧等场合进行），往往也各有“叙事界域”[51]。书面文学的作者在写作时基本上是自由的（“七步诗”或“奉旨填词”之类只是极端情况），作品是否被阅读是读者说了算。而在口头文学这里，演述人在现场演述时经常没有充分的自主性，有时乃至完全丧失了自主性——演述活动是应特定社会需要进行的（如禳灾或庆典等），从内容到形式，从语境到演述人，常常被事先约定好。也正是因为口头文学的生产过程伴随演述性，演述人的个人才艺就会成为受众评价的重点。于是，由哪位歌手来演述，就往往比演述哪些故事更为关键。在民众的生活世界中，故事是聚簇的，同题同类故事流传甚多，关注演述人超过故事“本事”是常见现象。所以，学者（通常是局外人）和民众（局内人）对叙事文本的定位就常是错位的：学者习惯于关注故事讲述的结果（文本及其完整度），受众关注故事讲述的过程和人（演述人及其才艺）。
口头文学的文本是在演述场中生成的。所以，文本离不开语境。语境是弹性概念，包含多个文化圈层，且对文本形成多方面的规制，如前所述。口头文本（含伴生文本）不是独立自在之物，而是出现在给定的、具体的、受众直接参与的时空场合，对其解释和说明也必须联系环境要素。因为口头文学与其语境的联系是更为直接的[52]，假如不深入了解这个语境，就无法深入理解其文本。
书面文学文本的完成结果是“符号文本”（稿本），口头文学的完成结果是一个“演述事件”。书面文学作品用书名号标记，口头文学常常使用“格萨尔史诗传统”这种叫法——指涉整个史诗传统，这时用书名号反倒不妥。口头文学的命名规则与书写文化不同：例如有时江格尔史诗歌手演述完一个史诗诗章，在结尾时加一句“这是洪古尔娶亲之部”这样的说明。进入文本之中，书写规则通过标点符号、节或阕，章或部等单元做出区隔。口头文学不然，演述活动耗费体力，受众也需要休息，所以有间隔，还常用标记指示，如“且听下回分解”等。
总之，口头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是广泛和深入的，必须联系生活世界的诸多方面才能做出合理阐释。弗雷泽（James Frazer）曾说过：“我们就可以说神话源于理性，传说来自记忆，而民间故事来自想象；与人类这些幼稚的产物相关而又比它们更成熟的是科学、历史和长篇小说。”（*）贝蒂的说法更直接干脆：神话是原始哲学，传说是原始历史，民间故事兴起于愉悦需要。（*）这些论断因有缺陷，现已被束之高阁，但就强调口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深刻而广泛的联系而言，亦不无道理，尤其是其中指向的理论图景，或隐或现，都为我们进一步探究人类表达文化之根提供了有益的自反性思考空间。
（本文原载《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文中注释从略，注释位置以“（*）”或“[数字序号]”标注，注释内容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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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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