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中叶以降，丝织业技术由苏州府城沿京杭大运河渐次传播到吴江县的普通市镇，盛泽、震泽、新杭、黄溪等著名丝织业市镇因之兴盛。身置黄溪市的史氏家族也顺利搭上丝织业日益繁荣的直通车，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定突破，然而，割不断的乡土情结，使全族横跨运河两岸吴江、嘉兴两县的二千多亩土地，深陷于繁重的“役困”当中不能自拔。而“役困”的背后，实折射出缠绕黄溪史氏数代的科场之困，并直接影响了该族优免特权的获取。为了摆脱繁重的赋役压力，身居建文朝历史记忆书写和传播重镇的黄溪史氏，不得不对祖先力量进行重新优化组合，以跻身享受优免的特权阶层行列。熟悉各种建文故事叙述体系的他们紧抓旌表建文忠臣这一重要文化资源，适时更改了祖先记忆。通过《致身录》的“精心”包装，将先祖“史彬”更名为“史仲彬”，其身份亦从一介粮长跃升为建文帝的亲重臣僚。

　　然而，既有的祖先记忆的彻底颠覆，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主要是因为前人对作者履历早有不同程度的认知，这些预备知识成为后人用以辨伪的坚硬利器。江南有着深厚的文人传统，造伪要面对太多的前人刊刻“成果”，由于吴宽和史鉴文集中早有另一版本的史彬传记作参照，《致身录》所记从亡故事很快被揭穿，黄溪史氏也始终无法绕开史彬长年担任粮长的超稳定履历。

　　明清之交，出于王朝激励忠义的实际需要，在史册、史兆斗等数代族人的不懈努力下，专门投注于史仲彬忠贞节义形象的建构，史仲彬终于成为解决“庶族”地主家族发展困境以及扩展文化声势的筹码，以介乎朝臣和粮长之间的模糊身份，相继供奉于嘉兴府和苏州府的乡贤祠，为“忠臣后裔”们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反而是写下有碍史彬光辉形象传记的吴中文坛翘楚史鉴，被挡在乡贤祠门外。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身录》绝不只是一部静态的文本，以它为依托所制造出来的各种副文本所焕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已远远突破“是非真伪”的限定。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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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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