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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趋势的演化进程
我们为关键词共现网络增加一个时间的维度——即关键词时区图谱所揭示的内容——就能够以动态的形式呈现14年来研究文献着重讨论的关键词。从中可以发现某一关键词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连线则表示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说明它们共同出现在一篇论文当中。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以年轮的形式反映出来，出现的频次越高，关键词周围的年轮就越大。通过展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在不同时段上的变化，时区图谱能够以直观的形式反映辽宁省非遗学术积累纵向进程的演变，从总体上呈现研究的主要思路，以及相关主题之间的连续性。
从整体上看，自2007年以来辽宁省非遗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在不断丰富，理论和视角也在不断增加和完善，相关主题的研究愈来愈趋于成熟。我们将拥有时间跨度的关键词梳理成研究主题，通过研究主题呈现辽宁省非遗的主要研究趋势：
（一）研究细化的两个转向
在2007-2009年时段中，围绕关键词“辽宁省”形成一个小型的年轮，说明有关辽宁省非遗的整体讨论是一个持续性话题。自2007年以来，辽宁省非遗研究同时呈现出另一个脉络性取向，细化研究的文献在不断增长。细化研究沿着两条线索进行：第一是具体区域转向；第二是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的具体非遗类别转向。在一些研究当中，两种转向相互交织在一起。
具体区域转向是指研究对象从相对中观层次的整体区域调整至微观、具体的城市和县城。我们从相关区域关键词的持续累加上，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在2010-2012年时段中关键词增加了“大连”和“沈阳”，“辽西地区”和“辽南地区”则出现在随后的2013-2015年时段中。在2016-2018年这一时段中区域研究转向得到进一步延伸，关键词增加了“抚顺”和“岫岩”两个区域。与这一趋势相伴随，相关研究讨论的主题出现了从辽宁省整体非遗到区域具体非遗类别的转换，即沿着细化研究的另一条线索所进行的具体非遗类别转向。2013-2015年时段中的关键词“辽宁鼓乐”、“鞍山评书”，2016-2018年时段中出现的关键词“本溪鼓乐”，以及2019-2020年时段中新增的“喀左东蒙民间故事”、“锦州满族民间刺绣”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术视野之中。
这一方面是由于非遗项目的四级申报制度，越来越多的县级、市级项目涌现出来，不断加入到辽宁省非遗研究的学术视野之中。非遗实践的增加及其出现的问题触发了更多的理论探讨和对策研究，从而使其汇入到新的学术增长点之中。另一方面，对于非遗生存空间的强调也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研究趋势，区域研究转向也可以视为辽宁省非遗研究对于该研究趋势的一个回应。与依托的地方区域相结合，探索具体类别的非遗保护和发展将具有较大的学术增长空间。辽宁省非遗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它可以沿着不同的分界线——例如非遗项目类别、行政区划、民族等——划分成不同的细分概念，如何系统地运用、解释这些概念，阐释细分概念之间的关系，将会是未来研究的一个主题。此外，辽宁省非遗研究可以在更为多样化的地区开展，区域研究将会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
（二）一以贯之的资源化倾向
将非遗视为一种具有稀缺性的，假以利用的资源，这种理解和阐释出现于辽宁省非遗的起始研究，并一直贯穿于整个非遗研究进程中。2009年以前见证了关键词“遗产旅游”“资源利用”与“产业化”的出现，它们都是经济视角观照的对象和内容。2010-2012年的关键词“旅游纪念品”“保护与开发”呈现了学术界对非遗资源产业化开发的规划及其最终产品的思考，同样遵循了这一消费主义的视角。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陆续被纳入到资源的范畴之中，使其资源结构越来越趋于丰富。2013-2015年时段中出现了“民间手工艺文化资源”的提议，以及将品牌建设与民族非遗相融合的关键词“民族品牌”等。2016-2018年时段中，“民间美术”又增加至原有的资源结构之中。2020年将非遗与旅游相结合的“一体化融合”概念出现于研究当中，同样可以视为消费主义视角下的一种拓展和延伸。总体而言，资源的概念一直广泛运用于文献研究之中，资源的呈现、分布以及产业化开发为学者所关注。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站在消费主义的立场之上去看待和理解辽宁省非遗，着重于非遗资源转化的途径与对策，并将其作为实现辽宁省非遗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相比之下，关于非遗本身的研究、非遗在当地民众生活中的意义、以及非遗的历史生成等方面的研究却相对阙如。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超出这些局限，同时，它也是未来研究中特别有潜力的一个领域。
（三）新近的非遗创新研究取向
创新研究作为主题最早出现于2012年，此时的“创新”用于讨论如何在旅游纪念品中运用和转化沈阳非遗资源，针对消费者创新纪念品设计，该项研究有效传达了创新研究在辽宁省非遗保护中的现实意义，接续研究都是在此意义上的延伸。2013-2015年关键词“数字化保护”“文化创意”加入到创新主题中，成为学者研究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运用于非遗传承保护机制创新、辽宁鼓乐数字化保护的具体经验与普遍意义等问题的讨论之中。2016-2018年对数字化技术的讨论依然在继续，但其关注的角度却转向于如何应用数字媒体技术助力辽宁省非遗的传播，将创新主题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数字技术不仅是创新主题的审视对象，同时也是非遗所位于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这样的时代当中，非遗传承面临的挑战、创新传承路径的可能性、“创新性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空间的拓展等，已经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如何增进非遗的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在当下已成为重要的话题。
创新研究主要集中于非遗传承、传播路径与实施方式的探讨，或者是借助于数字技术、高校学科建设来实现，或者将创新作为信息技术时代非遗传播的一种应对途径。未来研究会以更具深度的方式解释和运用创新概念，讨论创新的维度，并结合辽宁省非遗实践，分门别类地讨论具体类别非遗的创新路径。
（四）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新语境
辽宁省非遗研究不只局限于学术领域，而是与社会现实的需要，与宏观政策的调整紧密相连。非遗与“民族教育”、非遗与“生态资源”的关系，是2010-2012年探讨辽宁省非遗传承需要考虑的两个重要维度。在2013-2018年中，学者又将非遗与“传统村落文化”“区域文化事业”以及“城市化进程”关联到一起。在这几组关系中，非遗项目被放置到更多的场景和语境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非遗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新语境。2019年在学者的视野中，非遗已经成为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抓手，提升“区域以及国际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以及带动“城市文化建设”的火车头。这些研究体现出辽宁省非遗在不同社会背景中发生的改变，非遗与区域社会、政治、文化与技术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表明了相关研究的转变和日益成熟，以及学者对于非遗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趋势。非遗主题将对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给与回应，与社会现实的需要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供更具应用性和现实意义的途径和方案。
六、结论
本文运用计量软件CiteSpace，绘制了14年来辽宁省非遗的知识图谱。我们发现，非遗保护的途径与对策是研究中反复再现的主题，是辽宁省非遗研究的核心内容。相关研究呈现出研究区域、民族分布上的不均衡，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将更多的地区和民族非遗纳入到研究范畴之中。此外，区域之间的协同和整合问题值得关注，未来的辽宁省非遗研究需要更为系统的视角。多学科的交流为相关主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学科加入到辽宁省非遗保护的对策和路径当中。辽宁省非遗研究呈现出四个研究趋势，即研究细化的转向、一以贯之的资源化倾向、新近的非遗创新研究取向与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新语境，这些是未来研究需要持续关注的领域。
论文为呈现和揭示辽宁省非遗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研究视角，并力图通过对该问题的分析，探讨将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引入民俗学学科的可能性。与传统文献阅读方式相比，CiteSpace具有很大优势，可以跨越文献丛林寻找隐藏在文献背后的规律和结构，预测未来的研究趋势。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发现，CiteSpace作为一种文献计量软件，仍然需要以传统文献阅读的方式作为知识基础，才能够合理说明和解释可视化图谱呈现的内容与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在可视化图谱和传统文献阅读之间来回穿梭，才能够将CiteSpace文献计量的优势最大化。需要说明的是，资料来源对CiteSpace揭示的图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论文的资料来源主要以CNKI发表的期刊为主，因格式不同，没有收录进著作，相对而言，对于辽宁省非遗综述的揭示可能会有一些局限性。如何深耕这些文献形式，让文献综述更为客观、全面，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由于CNKI收录的文献缺乏引文数据，论文无法开展基于文献共被引的计量分析，后续研究可以利用其它包含引文数据的数据库进一步开展多角度分析。此外，参数设置、阈值、时间切片等设置不同，对研究结果也会有一些影响。
辽宁省非遗的知识图谱分析，为东北非遗、国家非遗、国际非遗研究的计量化提供了一项有益的尝试，同时它为区域乃至全国民俗事象，民间文学的计量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研究思路。知识图谱分析是揭示和把握研究主题与研究方向的一种实用计量工具，该方法在民俗学学科中拥有一个广阔的应用前景。
（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1年0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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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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