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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掌握技艺的人
“技”是操作层面的，“道”是观念层面的，正如《周易·系辞上》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技”本身与“道”是有分别的。与重视技艺相比，庄子其实更看重掌握技艺的人。因为他所描绘的那些掌握高超技艺的人都是悟道之人，只有这些人才会以“道”观“技”、以“道”论“技”、因“技”见“道”，使得形而下的“技”具有形而上的意味。正如《大宗师》篇所言，“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在《庄子》中，身怀绝技的人对“道”是有自觉性的。庖丁在国君面前就直言，他所追求的是“道”。其实，无论是“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还是“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都是技艺的经验总结，为何庖丁却说自己“所好者道也”？关键在于，他认为自己的技艺已经超越了感官层面，完全是在精神层面运行，即“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也就是说，庖丁把握了道家的第一原理，即心灵是第一位的，“神”是“君形者”。善于粘取知了的佝偻者、木工技艺达到鬼斧神工境界的梓庆，他们所总结的经验，其实就是庄子所谓的“心斋”“坐忘”。《人间世》篇匠石睡梦中所领悟的道理，无非是《逍遥游》中所阐述的“无用之用”。佝偻者说“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这不就是庄子在《大宗师》篇中倡导的“天与人不相胜”的“真人”境界吗？在《达生》篇中，善养斗鸡的纪渻子认为，最厉害的斗鸡是“望之似木鸡”，为什么呢？因为“其德全矣”。在《秋水》篇中，庄子说，“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由此可见，纪渻子不过是把“至德”理论自觉地运用于训练斗鸡实践中而已。总而言之，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基本上都是“得道”之人，这些人往往并非由“技”而悟道，而是得道之后以“道”论“技”，以“技”喻“道”。
庄子认为，以“道”作为视角，意味着重估一切价值。《庄子》往往将“道”与世俗相对而论。在《大宗师》篇中，庄子专门讨论了如何看待不同于世俗的得道之人，他称之为“畸人”。他明确提出：“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也就是说，以世俗社会的眼光看，这些人是卑微的、不合时宜的，但是，从天道视角来看，世人尊重的大人君子不过是小人，而只有得道之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君子。因而，对“道”有自觉意识的人，就会发生价值观逆转，往往能够达到精神独立自主的境界。如庖丁，他在国君面前解牛之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与国君对话，侃侃而谈，不卑不亢；在《田子方》篇中，真画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解衣般礴臝”；在《天道》篇中，木工轮扁主动向国君问话，而且批评国君所读的圣人之言不过是“古人之糟粕已夫”。很显然，这些得道的手艺人心目中早已没有了世俗的尊卑观念，他们专注于自己的技艺，超然于世外。正如李壮鹰所言，他们是真正的艺术家。
在《庄子》一书中，有形形色色的得道之人：有的是生活在遥远的孤射之山的神人；有的是天生异相或残疾之人，如《养生主》篇中的右师，《德充符》篇中的王骀、哀骀它；还有诸多生活在市井的人，如《齐物》篇中的南郭子綦、《山木》篇中的市南宜僚、《田子方》篇中东郭顺子。与这些人相比，有一技之长的得道之人更为引人注目。一方面，出场人物众多，有善于画画的、有善于制作乐器的、有善于造车的、有善于捶钩的、有善于杀牛的、有善于粘知了的、有善于游泳的，等等；另一方面，这些人往往被庄子刻画得很细致，富有生活气息。庄子让有一技之长的普通人论道是大有深意的。其一，正如《知北游》篇所言，“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于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因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是可以得道的，可以因悟道而获得精神超越、价值逆转。其二，“技”并非“小道”，“技”可以通达“大道”，可以安身，也可立命，可以获得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提到一个古希腊神话。弥达斯国王问西勒诺斯：“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的东西？”西勒诺斯说：“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面对虚无，只有审美活动才能赋予人生意义与价值。因而，尼采提出，“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专注于技艺本身，其实就是尼采所谓的“日神艺术”精神；而“忘己”“无己”状态则契合着尼采所谓的“酒神艺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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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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