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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没有国民性，只有世俗性
大团圆是人类共同的世俗幻象，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民间文学现象。这种追求与其归结于国民性，不如归结于“人类性”，或者民间性、世俗性。
尽管西方人未必使用大团圆这样的专属概念来指称民间故事的欢合结局，但他们的故事也和我们一样偏爱这种结局，这是人类对于幸福生活的普遍性追求。哪怕是最卑微、最无能、最懒惰的人，也有追求现世幸福，实现个人价值，改变生活面貌的美好愿景，这是最世俗也最普通的人类本能的欲望。
弗洛伊德认为，故事与孩子的游戏一样，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在主人公身上，在一个幻想的世界中展开各种白日梦的情节。对于一个年轻男子来说，自私的、野心的欲望和性的欲望往往是并驾齐驱的：“在大多数野心幻想中，我们也会在这个或那个角落里发现一位女子，为了她，幻想的创造者表演了他的全部英雄行为，并把其所有的胜利果实堆放在她的脚下。”表现在故事中，就是穷小子最终与公主举行婚礼，同时满足了野心的欲望和性的欲望。
横观欧洲各国童话，历经磨难的王子最后总是能与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穷苦善良的主人公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过上富足的余生；而那些恶毒的后母、背叛的兄弟、凶残的巨人、阴险的老妖婆也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正如吕蒂所指出的：“在童话的结构中，恐怖的因素并没有被排除，但这种因素和其他一切因素一样，被童话指定了十分明确的位置，因此，一切都井然有序。正是在这个意义，而且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把童话称为满足愿望的文学作品。它描述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并由此满足了人的终极的和永恒的愿望。”
以我们熟知的美国华特迪士尼公司生产的脍炙人口的动画故事为例：“迪士尼式的故事中，不管英雄们历经多少危险，最终必将化险为夷。小孩子对这种故事的套路十分熟悉。我们手上黏糊着Twizzlers，兴奋地坐进黑压压的剧院，坚信电影终将是个大团圆的结局。大团圆结局应该是家长同迪士尼公司之间的协定。就算世界再动荡，电影的结局总还靠得住。”著名编剧R.J.帕拉西奥也说：“我最怀念童年的时光就是所看的电影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多萝西回到了堪萨斯。查理拥有了巧克力工厂。埃蒙德做回了自己。我喜欢这个，我喜欢快乐结局。”其实，只要是熟悉民间文化、尊重市场规则的作家，都不会排斥故事的大团圆结局，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甚至将这种“恋爱—磨难—婚礼”的故事进程称为人类“本能的感觉”，认为这是大自然生命锁链中的重要一环，他在《傲慢与偏见》的读书笔记中写道：
（该书）最后以他们喜结良缘作为结局。这种传统的大团圆结局使那些深谙世故的人嗤之以鼻。······我倒是觉得，普通人喜欢小说以男女主人公喜结良缘作为结局，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认为，他们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他们有一种深切的、本能的感觉，觉得男人和女人通过婚姻完成了生物学上的职责；他们很自然地感觉到，听人叙述一对男女之间如何产生爱情，后来如何经过曲折变化、相互误解，最后又如何海誓山盟、传宗接代，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对大自然来说，每一对夫妇只是长长的生命锁链中的一环，这一环的唯一重要性就在于它能衍生出另一环来。这就是小说家为什么常常要以男女主人公喜结良缘作为小说结局的理由。在简·奥斯汀的这部小说中，新郎最后得到一大笔地产收入，并将把新娘带到一所漂亮的住宅，那里有花园，还有精美华贵的家具。这样的结局，普通读者是非常满意的。
惩恶扬善是世界性的故事母题，也是世界性的宗教信念，只要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公平正义的力量存在，就一定会相信人类善恶行为都有相应的结果。德国格式塔心理学派有一个重要理论，即“闭合律”：一个不完整或开放性的图形总是要趋向完整或闭合。一个有缺陷的圆圈，在被试的记忆描写中，往往被画成一个完整的、闭合的圆圈。在工作中，有缺陷的事物总是令人不舒服，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或任务就是一个不完整的格式塔，它会造成紧张，对人形成压迫，因而会产生自我调节的需求，也即将不完美结构修改为完美结构的需求。直到结构得到改善、问题得到解决、故事形成闭合，这种紧张才能得到消解。格式塔心理学指出的是人类心理的一种共性，可不是针对中国国民性而来。
德国艺术史家约勒斯认为，民间故事的一项重要功能，是为听众提供“满足”，这种满足与其说是基于对神奇事物的偏好，或者对自然和真实的偏好，不如说是基于这样一种愿望——认为世界上的事情理应按照我们的感受来发生。他举例说：“一个贫穷的姑娘与一个邪恶的继母和两个邪恶的异母姐妹形成对比，但这里强调的与其说是亲戚的真正邪恶，不如说是不公平性的邪恶；我们最终感到满足，也不是来自一个勤劳、温顺、宽容的姑娘得到酬报，而是来自整个事件符合我们对世界的某个正义过程的期待和要求。这种期待本来理应在世上实现，如今，在我们看来，它对童话这种形式具有决定意义：它就是童话的精神活动。”
约勒斯进一步指出，大团圆结局遵循的是一种故事伦理——“事件或素朴道德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判断是一种世俗的情感判断，这种判断规定了故事的形式和它的必然结局。也就是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必须完全符合“事件或素朴道德的伦理学”的要求，按照民众绝对的情感判断来满足他们对于人间正义的期待和要求，而且只有满足了这种要求的故事才是“好的故事”或“公正的结局”。他举例说：“一个小男孩比哥哥们得到的遗产少，比周围人矮小和笨拙；儿女受到父母的遗弃或者受到继父母的虐待；新郎与真正的新娘分离；人类沦入恶魔的控制，他们必须完成人类难以完成的任务，必须逃跑，又必定受到追踪——但在事件的进程中，这一切总是被扬弃，最终会出现满足我们对公平事件感受的一种结局。······所有贫穷的姑娘最终都会得到合适的王子，所有笨拙而贫穷的男孩都会得到他们的公主。”
所有故事的主人公，都不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而是一种象征性人物。恶魔、巨人、女巫代表着制造悲剧的负能量，乐于助人的动物和仙女则代表着逆转悲剧的正能量。负能量总是出现在正能量之前，因为他们要给主人公制造麻烦；而正能量总是出现在负能量之后，他们不仅要帮助主人公摆脱困难，还要帮助主人公实现欲望目的。无论是负能量方还是正能量方，“二者都不是真正行动着的人物，而是伦理事件的执行者”。
中国传统戏剧的大团圆手法之所以令人腻味，主要是通向团圆的方式和途径过于单调。像贾母这样的老戏迷，戏看得多了，就把团圆戏的套路给看穿了：“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而穷书生奔向美好生活的革命通道也极其单调，来来去去不过是中了状元，吃上皇粮，或是娶了宰相家的宝贝女儿，攀上高枝。
但这也不能单怪剧作家们，传统乡土社会就是一个超稳定结构的社会，穷人除了科举、入赘和造反，几乎没有更多快速晋升的通道，造反不能写，能写的不就只有科举和入赘了吗？在口传神奇故事当中，主人公的快升通道会更丰富多样一些，比如圯桥遇仙、龙宫得宝、行善掘藏、斩妖除怪等，但入赘皇家的大团圆结局依然是最受民众青睐的进阶方式。
五、作为游戏终点的元结局
故事作为一种虚拟的语言游戏，其中有角色扮演，有神秘冒险，有寻亲探宝，但这些都只是游戏过程，所有游戏还必须有一个标志游戏结束的“终点”。在一局象棋比赛中，将对方的将帅置于死地意味着棋局结束；在一场格斗比赛中，将对方打倒在地超过10秒意味着比赛结束。同样，在一则幻想故事中，王子和公主举行婚礼总是意味着故事结束。所以吕蒂说：“童话的情节受到任务、禁令和条件的严格限制。如有可能，事情恰好在最后的时刻顺利办成。作为结束点的是明确的奖罚。”
所有的故事，都是在初始条件和欲望目的之间的虚拟语言游戏。在游戏进程中，不同的边界条件决定了情节的不同展开形式，但无论其边界条件以及情节的展开形式如何多样，游戏最终必将指向同一个欲望目的，那就是标志世俗幸福的婚姻、家庭、财富和地位，我们将这种标志世俗幸福的大团圆游戏终点统称为“元结局”。
作为故事终点的大团圆，一定是明确的、突如其来的，而不是含糊的、循序渐进的。故事结束的时候，所有矛盾总是在刹那之间得到全部解决，人生奖赏如期而至。哪怕是漫长的几十年时间，在故事中也必须用最简短的几句话来交待，比如：“孙太生记住了山神的话，打这往后，净做好事，家里的日子不但越过越好，他和媳妇还都活到九十九岁呢。”
故事中的大团圆可以有各种变体，包括但不限于王子迎娶公主、穷小子得到财富和妻子、亲人得以团圆、冒险者历尽艰辛终于回家、母亲或女儿的愿望得到实现、英雄获得名誉和地位，比如：“在蒙塔莱的故事中，英雄并不总是天生的，而只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年轻人，他注定要历尽险阻，但却知道如何取得利益和弥补损失，然而事实却是，这位英雄并未娶公主为妻，而是免除公主对他的一切义务，从而换取经济上的利益。对于一位童话中的英雄而言，这种行为相当罕见。······这恰恰是商人所应具备的品质。”所有这些结局，只要符合世俗意义上的“好的结局”，我们都视为大团圆的变体。
我们以卡尔维诺搜集整理的200则意大利童话为例，列出详表（表1），看看意大利幻想故事的主人公最后都有哪些结局。
从表1可以看出，涉及王子（国王）或公主（女王）婚礼的故事，占比达到53%；非王室主人公获得财富、婚姻或全家团圆的故事，占比18%。美满婚姻和家庭的故事总占比达到71%。如果我们剔除4%的宗教故事，未涉及大团圆结局的其他故事只占21%。如果我们把获得财富和地位也视为大团圆一种变体，那么，在全部的200则童话中，大团圆故事的总占比高达75%，这还不包括动物故事中的团圆故事。
从表1也可看出，无论故事的历程如何曲折，结局的大团圆都是相似的，大团圆的变体数量也非常有限，除了盛大的婚礼之外，就是平安回家、获得财富、获得地位。托尔斯泰曾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放在我们的故事学中，完全可以改写为：“幸福的结局是相似的，不幸的历程各有各的不幸。”
一般来说，故事主人公都是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受压迫者，或者勇于作为的正能量担当者，按照约勒斯的“事件或素朴道德的伦理学”原则：“在童话中，语言表情负载着朴素道德意义上的悲剧因素和公正。在这个意义上，不公正就是：笨拙，穿着破衣烂衫；悲剧就是：在一晚上把极为杂乱的一堆谷物分拣出来，踏上一条无尽的旅途，与一个巨人搏斗；公正就是：得到某种财富，嫁给某个王子。”大团圆的故事结局，既是故事设定的伦理目标，也是标志故事结束的游戏终点。
吕蒂在论及童话本质时说：“对他（主人公）而言，摆在他面前的各种任务、困难和危险，无非各种机遇。在遭遇机遇的过程中，他的命运变成一种本质的命运。······而且，由于主人公谋求他自己的路，所以，他解救他人，常常也并非有意而为。或者说，他帮助别人，并没有考虑自己——而且恰恰因为这样，他才打开了通往他的目标的道路。”其实，无论主人公是为自己、为家庭，还是为别人，只要他是正能量的负载者，他就不能被故事赋予悲剧的命运，他的“本质的命运”（元结局）是由故事讲述人和听众共同赋予的，必须是大团圆。
故事中的人物绝不是现实中的历史人物，哪怕是历史传说。其主角的品性、特征也已经远离了真实人物的本来面貌。所谓“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也不适用于故事学，故事中的人物都是象征性的，好人和坏人泾渭分明，因此故事的结局也必然是象征性的，它用以表达故事讲述人和听众共同的伦理判断和愿望，好人必须得到好报，坏人必须受到惩罚。所以说，只有大团圆的结局，才是语言游戏的终点、故事的元结局。没有到达终点的故事是不完整的，它必须在下一次讲述中被下一位讲述人补足，否则就打破了讲述人与听众之间的默契，难以流传。
结语 主人公成婚并加冕为王
现在我们回到谭振山的《王恩石义》故事上来，其实故事的结局早就由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给揭示了。普罗普认为“所有神奇故事按其构成都是同一种类型”，他把《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中的所有103个神奇故事抽出来，从中归纳出了31个功能项。石义回家，正好对应于普罗普的第20个功能项“主人公归来”。
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可以参考普罗普的故事功能项，从第23个功能项讲起。
23.“主人公以让人认不出的面貌到达另一个地方”（石义来到皇宫求见皇上）。
24.“假冒主人公提出非分要求”（王恩指认石义是骗子）。
25.“给主人公出难题”（皇上一次又一次给石义出难题）。
26.“难题被解答”（石义在蚂蚁和蜜蜂的帮助下，每次都将难题解决了）。
27.“主人公被认出”（皇上承认了石义）。
28.“假冒主人公被揭露”（皇上判定王恩是假冒英雄）。
29.“主人公改头换面”（石义成为英雄）。
30.“假冒主人公受到惩罚”（皇上把王恩杀了）。
31.“主人公成婚并加冕为王”（石义和公主结婚了）。
结局肯定是大团圆的，这一点，中外故事是完全一样的。只要石义还没跟公主结上婚，这故事就没完。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个大团圆并不是中国特色“国民性”的，更不是什么“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它是全世界民间故事的共通规律，要说，也是“人类性”的元结局。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1年第3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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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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