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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么是口头程式理论?
大家都知道故事形态学是共时研究，但许多人不知道口头诗学也是共时研究。口头诗学是以“帕里-洛德理论”为基础的口传史诗诗学，创始人是哈佛古典学教授米尔曼·帕（Milman Parry）和他的学生艾伯特·洛德（Albert B.Lord）。
历史上围绕荷马史诗到底是书面创作还是口头传统的问题，古典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帕里）从语文学的角度入手，极为精细和深入地分析了荷马的诗歌句法，从中发现了问题：荷马诗歌中大量出现重复性的片语，其中‘特性形容词’的程式片语具有典型性。经过复杂的、被不同意帕里方法的人垢病为‘过于机械’的分析手段，帕里得出的结论是：荷马史诗是‘传统性’的，它必定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形成和发展时期。经过进一步的分析，他又在随后宣布，他发现荷马史诗必定曾经是‘口头’的。”
帕里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带着学生洛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远赴南斯拉夫进行活态史诗讲唱的田野作业。他们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找到一位名叫胡索的著名歌手，对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追踪研究。帕里将当代胡索和古代荷马放在同一个平台上，通过胡索的表演来逆推荷马史诗的创编和演唱，认为胡索就是一位当代荷马。
朝戈金说：“口头程式理论发明了一些结构性的单元，比如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并用这些单元来理解口头诗歌的构造法则，解释为什么一个不能借助文字帮助记忆的文盲歌手，能够在现场流畅地唱诵成千上万的诗行，而且能产生如此伟大的作品。”正是这些在歌手的演唱传统中形成、积累的程式单元，使得他们能够在现场表演中迅速地组织起故事的情节和语言，进行流畅的表演。“民间口头诗人有许多‘武器’来帮助他们记忆故事和诗行，他们大量地运用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作为现场创编故事的‘记忆单元’。”也就是说，每一次史诗演唱，都像是一次搭积木的过程，这些木块是早就存在于演唱者头脑中的零散部件，并不需要临时制作，流畅的演唱则是一次熟练的组装。越是优秀的史诗艺人，越有能力快速搭建出精美的积木作品。
这些记忆单元是历史形成的，但在不同的异文中又是平行的，相互之间并没有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同样，同一部史诗中的各个单元，也是根据结构需要而临时组编的，它们并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镜像，比如朝戈金通过对《江格尔》程式句法和韵法的分析，就指出一个问题：“这里的句式的构造，还体现出了蒙古史诗诗法中的另一个特点，即根据韵律的需要安排一些河流山川的名称。谁要是希望考证出这里的‘额木尼格河’和‘杭嘎拉河’在什么地方，他多半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史诗中的河流是形式的、虚拟的，而不是现实的、具体的。
虽然故事形态学和口头诗学都是共时研究，但两者在研究进路上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故事形态学从故事角色的行为逻辑入手，发现了故事的结构要素；口头诗学从史诗艺人的演述活动入手，发现了史诗的创编要素。其二，故事形态学是从大量的故事文本中抽象出“功能项”；而口头诗学则是从史诗的口头演唱文本中发现了“程式”。其三，故事形态学是对大量同类故事的研究，是脱离了语境的研究；而口头诗学是对特定地区特定歌手或特定史诗的研究，是置身于语境中的研究。
仔细辨析，其实口头诗学比故事形态学更近似生物学的形态研究。形态学最重要的识别特征就是自然形态，比如植物的叶子、动物的器官，都是最直观的客观实体。史诗程式也是这样，例如冉皮勒只要提及萨布尔，一定会加上一串定语，说成“人们中的鹰隼/铁臂的萨布尔”，这个句式就像植物的叶子一样直观、易于辨认。可是，故事形态学中的功能项却不是可以直观辨识的句子或词组，它是普罗普主观抽象出来的“要素”，并没有明确、直观的“自然形态”特征，普罗普只是借用了“形态学”的概念，其实更近于现代数学中的“系统论”研究。
虽然口头诗学与故事形态学的具体研究进路不同，但其目标指向是一致的。结构、要素与功能（关系），始终是共时研究最重要的三个维度，其中又以要素问题为基础：“从汤普森的母题索引，到奥利克的史诗法则，到普罗普的31个功能（项），再到帕里-洛德的‘程式-主题-故事范型’概念，最后来到弗里的‘大词’，从故事海中提炼故事叙事中‘要素’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正是受到口头诗学理论的启发，我曾经试图从一个比“故事范型”和“大词”更宏大的、可独立成篇的“叠加单元”的角度入手，假定一部史诗就是一个系统，每一个叠加单元都是自足、封闭的，可拆分的子系统，同一层级的叠加单元表现为并联关系，以此来理解史诗的可持续扩张现象，写成一篇《史诗叠加单元的结构及其功能》。但是，这种共时研究的成果非常枯燥无趣，虽然我自认为这是我的学术成年代表作，却极少读者，印象中好像从未有谁引证过这篇论文，今天顺便自引一下。
五、共时研究为什么排斥综合研究?
所有的民俗研究都可以视为一种关系研究。历时研究主要是“变”的关系研究，关注特定要素A在不同时期经历A1、A2、A3、A4的状态变化，讨论导致这些变化的内在、外在因果关系。一般来说，只要能找到些蛛丝马迹，就可以对它进行解释，只要这些解释基本合乎常理，就可以自成一家之言。所以，历时研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资料是否充足、齐全，只要在资料上没有重大遗漏，就算成功了60%。
共时研究主要讨论系统内部A、B、C、D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价值关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A、B、C、D并不是由系统自然呈现的，就像故事形态学中的31个功能项并不是故事文本中自然呈现的，而是从普罗普的头脑中分析出来的。故事形态学是一种依赖于主观分类的发明性研究，可是，从未有人否认普罗普的形态研究是一种“客观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普罗普使用了统一标准的分类方式，他把所有“有意义的行为”都从故事中抽象出来，排列出它们的结构秩序，然后赋予它们以结构解释，这个过程是合乎逻辑的、得到学界公认的，借用一个法学术语，这叫“程序正义”。一种主观性的理论一旦得到同行公认，就会成为“公理”，从而具备了科学性、客观性。由此可见，“分类”及其标准，在共时研究中，或者说在系统研究中处于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位置。
形态学起源于动植物的分类学。所谓分类，也即按照事物的不同特点，分别归属到不同的类别之中。我们先是根据事物的某些特征来确定鉴别标准，予以命名，细分层级，建构起一个类别的阶元系统，然后按照这套鉴别标准，分别将对象一一归属到相应的类群，并按一定秩序排列类群，这样就建立起了我们对于世界最直观的认知图式。但更关键的问题是，按照什么“特征”来确定标准，对事物进行归类，能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事物呢?
分类目的和标准的确定，对我们的研究进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类的错误划分，会直接导致研究彻底失效。比如说，如果我们要评价王加华老师，或者要比较王加华老师和张士闪老师，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把他们放到哪个类别中进行评判或比较。“老师”是一种类，“家长”也是一种类，“武术家”又是一种类，放在不同的类中加以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类的游移，标准的转换，会让我们的研究变得飘忽不定。
分类，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分类的标准是基于一套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体系。我们之所以指认一种反常气候为“厄尔尼诺现象”，是基于我们对全球大气环流的理论认知；我们之所以把万兽之王狮子称作“猫科动物”，是基于我们的动物形态学理论；我们之所以把孟姜女叙事称作传说而不是神话或故事，是基于钟敬文的民间文学分类体系。反过来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一种理论，都是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也即分类方式，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个主观视角。
新的理论视角，意味着新的分类方式。以生物分类为例，最常用的是形态分类，随着生物化学和遗传技术的发展，后来又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分类方法，比如依据DNA含量、蛋白质成分、进化的亲缘关系、染色体祖型，甚至动物交配行为等理论指标进行分类。又比如，依据阶级分析理论，我们可以把农村人口区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但是，在陈泳超的“传说动力学理论”中，他却将村民区分为普通村民、秀异村民、巫性村民、会社执事、民间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我们既不能使用阶级成分来讨论传说的生产和变异，也不能借用陈泳超的分类法来展开阶级斗争。
所有的分类都有其适用范围及目的，同样，所有的理论也有其适用范围及目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容易把不同的理论搅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以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为例，假设我们有两套审美理论，一套质地论、一套纹饰论，综合研究很可能导致两种结果：（a）这位老师上衣纹饰大方、色泽典雅，裤子面料舒适、悬垂挺括，一身衣服堪称完美。（b）这位老师上衣面料粗糙、耐磨性差，裤子毫无纹饰、色泽暗淡，浑身上下一无是处。依此类推，我们很容易理解，综合研究所征用的理论越多，研究的混乱程度就越高。
所以说，在共时研究中，综合研究是不允许的，这也是为什么刘魁立一再声明要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排除文化分析的原因。他说：“为了要解决民间故事分类的实际问题，即要把现有的浩如烟海的民间故事文本材料按某种标志加以清理和归纳，我就不能不根据这一工作任务的需要，使自己的出发点和工作准则简单化和封闭化，选定一个单一而具体的标准。”许多学者对于其《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未能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对狗耕田故事展开讨论，认为是一种遗憾，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刘魁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排除历时研究和文化研究，是因为共时研究必须保证分类标准和分析逻辑的一致性。
所以说，在针对一个具体问题的单项研究中，不仅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不能兼容，即使同是共时研究的不同理论体系，也不应该混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以前面介绍的形态学和口头诗学为例，虽然两者都是共时研究的宏大理论，但其概念体系和分类方式都有明显区别，在严肃的故事研究中，也不能相互混用。故事形态学的结构单元是功能项，而口头诗学的结构单元则是一个单元谱系，包括程式、典型场景、故事范型、大词等。我们不可能将形态学的功能项和口头诗学的程式混用在同一项研究之中，否则，即便不是关公战秦琼，也是韦小宝对令狐冲。
真正的基础研究，都是划定边界、排除干扰之后的单向突破。科学史上不存在单项的综合研究，有效研究必须是封闭研究。一般来说，历时研究总是要求搜集关于某一事件尽可能多的、甚至是竭泽而渔式的历史资料，但共时研究不是。共时研究虽然依赖于同时存在的大量数据信息，但是一定会划出明确的边界，比如普罗普就对他的研究工作做了这样的说明：“初看起来，需要引用所有现在的材料，事实上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是在按角色的功能来研究故事，一旦发现新的故事不再提供任何新的功能项，那么引用材料就可以停止。当然，研究者应该浏览大量已掌握的材料，但没必要将所有这些材料都用在研究里。我们认为，包含各种情节的100个故事已经绰绰有余。”也就是说，当更多素材的进入已经不再影响模型结构的时候，我们就认为素材已经基本充足。
在理论边界和取材边界之外，思考路径也要有明确的方向和边界，要紧紧地围绕中心论题，努力地排除那些在逻辑上跟你的中心论题没有关系的其他问题。尽管那些问题看起来好像也很有趣，写出来会让论文变得更丰满好看，但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所有的蛇足不仅多余，而且有害于我们的学术认知。比如，口头诗学理论家泰德洛克的论文《朝向口头诗学》，通篇都在试图说明哪些工作是无益于口头诗学建设的，他警告说：“假如我们试图将全景观的、多维度的活形态演述活动纳入某种新时的乃至是扩展了的结构主义的阐释框架中，我们也无法建立有意义的口头诗学。”所以说，站在共时研究的角度看，所谓旁征博引、全面论述、综合考虑，全都不是褒义词。所谓综合研究，只能是对不同研究成果的综合。作为一个学科，或针对一个对象，可以有不同个体、不同角度的研究，拼在一起就是综合研究。也就是说，有综合研究的学科，没有综合研究的方法。
事实上，人文学科研究工作中的逻辑混乱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的许多研究者往往想当然地使用各种理论、方法、概念。比如，“综合分析”就是许多博士生开题报告中的常用术语，但这个术语是个伪学术用语，因为综合与分析是方向完全相反的一对反义词，综合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成整体加以通盘考虑的方法，而分析却是把事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进行分别考虑的方法。一般来说，应用研究往往需要综合考虑，但是，严肃的基础研究多以分析性为主。
此外，“理论方法”也是很常见的混搭概念。理论是对于某类事物的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一套知识系统；而方法则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路径、程序、手段等。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理论是认知事物的概念工具，方法是使用工具的操作规范。打个比方，理论是炒菜的油和盐，方法是炒菜的动作要领。具体到我们的话题中，共时研究是一种方法，不是一种理论；帕里-洛德理论是一套理论，不是一种方法；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方法。特定的理论研究需要相应的研究方法，但理论并不等同于方法。
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研究思路更加清晰化和条理化，以便排除干扰，直奔主题。比如织布，谁都知道应该先把纬线有序地缠在纡子上，方便丝线快捷地抽出，可是如果你说：“我就不用纡子，我用一团乱麻慢慢抽，理论上也能将布织出来。”是的，这没问题，但是用一团乱麻织一匹布的时间，用了纡子或许就能织三百匹。所谓共时研究法，就是索绪尔教给我们的纡子使用法。
六、结语：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关系
民俗学界从事共时研究的学者很少，有些地方就算说错了也没多少人知道，大家偶尔听听还能有所启发；但在历时研究的阳关大道上可是人才济济，稍有说错或者说的不到位，就会被行家当做笑话。所以说，这个结语很可能是画蛇添足。但是，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共时研究的特点，以便更好地掌握其研究方法，我尝试以故事研究为例，列一个对照表，大家也许可以在两种研究进路的直观比较中，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民间文学的共时研究。表中关于历时研究的部分，主要是作为对照项而列出的，说得不周全不到位的地方，大家多谅解。
总而言之，共时研究是基于这样几点预设：（a）研究对象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也即由各自承担一定功能的不同要素（比如母题、程式、大词、节点、叠加单元等）联合组成的有机整体。（b）系统诸要素不是孤立、零散地自由组合，而是按照特定的内在规则联系在一起。（c）每个要素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它们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自足的有机整体。
协同学创始人哈肯(Hermann Haken，1927年生）认为，从进化形式的角度考察，可以将系统分为自组织和他组织两种，假设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各要素之间按照特定的游戏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了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当系统具有一定的结构时，便对外界的作用表现出一定的特性和能力，这时系统就具备了某种功能。结构是系统产生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外在表现。”结构、要素、功能（关系）是系统研究最重要的三个维度。
事实上，故事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故事是由人创造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审美心态决定着故事的构成，但是，如果将复杂人心加入共时结构的考察维度，需要同时展开的研究角度将会变得极其多样且混乱。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必须学会悬置部分考察维度，专一地从特定角度不断向前推进，而不是在每一个角度都旁逸斜出、左顾右盼。比如在动量传递实验中，如果我们不能排除地面摩擦、空气阻力和碰撞变形等问题的干扰，就不可能得出动量守恒的结果。在基础科学的研究中，“钻牛角尖”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所谓科学方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如何排除“干扰项”。但是，文科出身的博士生一般很难理解这一点，他们会执着于“周全”地考虑问题，“全面”地展开论述，最终写出一篇面面俱到，处处蜻蜓点水的博士论文。
从另一个方面说，民间故事不同于作家小说，它是由许多个体接力创作、自发传播、逐渐定型的叙事类型，表现为一种集体意志的产物。集体意志是无数个体意志的主流方向，是一种合力，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力量。民间故事之所以可以视作一种自组织系统，是因为我们可以将这种稳定的社会文化力量当做一种不变量，内置于系统内部，从而悬置所有其他外部变量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进入，民俗学变得包罗万象。其实，现在的民俗学已经分裂成几个不同方向的小学科，其中民间文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就是界线清晰的两个不同方向。民间文学是基础学科，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则是典型的应用学科。基础学科一般都是单向的单项问题研究，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学术研究就是用一万句证一句。一篇论文如果能证明一个观点，这篇论文就是成功的。”这是针对基础学科而言。应用学科不一样，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是个复杂的综合工程，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因素才能做好保护工作。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无论生物形态学还是系统论，在经历了共时研究的初始阶段，建立起完整的理论架构之后，都发展出了历时维度（尤其是进化论）的分支学派。普罗普在写完《故事形态学》之后，还写了一部《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同一次研究中，他们将共时问题和历时问题捏在一起进行了综合研究。共时研究关注类型和共性，很少关注个体和个性问题。
坚持共时研究法，本质上就是为了排除个体的、历史的、偶然的干扰项，让我们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最具普遍性的共性问题上。当我们建立起了共时态的理论框架，需要进一步考虑多样性、差异性、独特性，以及发展趋势的时候，历时态的考量维度就变得必不可少了。所以说，共时研究虽然枯燥无趣，但它是基础研究，可以为历时研究提供一张纵览全局的作战地图。
现代建筑总是先有框架结构，然后内部装修，最后是周边环境的建设。同样，系统的结构模式和自组织机制建立之后，新的研究就会开始关注系统与系统、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关注外部扰动对于系统的影响。体现在我们的故事研究中，也就是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共时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相互阐释，但其前提是共时研究的成熟。总而言之，只有在清晰的系统分类框架之下，我们才能有效地认识世界；基于有序结构框架的研究叫做复杂研究，基于无序的研究叫做混沌。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原文来源：《民俗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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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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