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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牛痘”是爱德华·琴纳在8岁少年菲浦斯（J.Phipps）身上实验成功的，但这并不影响未成年人是天花病毒最大威胁者的定论，而这恰与其免疫系统的不健全密切相关。因此，婴幼儿最易感染天花病毒，但这一成长期也是预防该病毒的最佳时期，而第一批鲜活的“牛痘”疫苗便是在婴儿肉体的保存下传入我国。清人朱方增在《重刻引痘新书》“序”中记载，“每于通衢见驴车累累然，日载数十婴孩之尸，询之皆伤于痘者，为惨戚久之”，因而古代中医师对天花的治疗和预防，也多选在一个人的婴幼儿时期。清人包祥麟在给邱熺《引种保婴牛痘方书》所写“序”中指出，“信之深而行之急……种过婴儿，更试以天花苗气，并不再发”，邱熺则于《引痘略》中认为，“夫婴儿不出痘者，天也；治之有效有不效者，人也”。而其子邱昶在《牛痘新法全书》中写道，他“抵都设局凡十阅月，种婴孩数百人，授徒五人，以是传之京师”。由是观之，不论是“人痘”还是“牛痘”，都是以婴幼儿为主体的医疗技术。
尽管技术与时俱进，但它们并未得到全民共享。因此，以“戴春鸡”为代表的用以预防天花的信仰表现，则可被视为一种民间养育习俗。其实，自第一例天花病人出现的那刻起，人类对这种仅发生于人类自身的急性传染病，就从未中断过战胜它的脚步和信心。从以上所引文献即可知道，施用千年的人痘接种术也曾经历从“涂浆于臂”到“取痂吹鼻”的“降毒”过程，而牛痘接种术在西方的发展，则因现代医学的进步，获得更为“安全”的预防效果。作为一种西医防疫手段，牛痘接种术的中国传播也为中医所改良。刘学礼曾言：“琴纳牛痘术一经传入，中国医生不仅虚心接受，认真学习，热情推广，而且并不因为牛痘术的传入而怀疑、轻视中医，相反从理论上、技术上结合中医学及人痘术进行深入探索，使牛痘术在中国不断完善，得到发展。”虽然人类在抗击天花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曾经的“单打独斗”却无益于天花的“消灭”。“因此，人类要彻底消灭天花，就必须采取更广泛的国际协作和全球联合行动”，而“牛痘”则成了至关重要的疫苗，只不过，此时的“牛痘”已经变得更为“安全”和“有效”。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已开展全民接种牛痘的行动，而自1966年世界卫生大会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一场持续十年的根除天花的运动后，我国也加入其中。虽然到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全球消灭天花的消息，并于1980年5月8日召开的第33届世界卫生大会才正式提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停止接种牛痘的建议。不过，天花病毒并未灭绝——在俄罗斯和美国的医学研究中心仍有少量保存。
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多数人口几乎都未经历被称为“点花”的牛痘接种过程，这群人的父辈虽在“点花”中“消灭”了天花病毒的人际传播，但其中的大多数人似乎也未曾见过真正的天花病人，最多只是见过病愈后的“麻脸人”，而笔者在沛县地区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过，一个极其显著的现象是，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中老年人（45岁以上）都对“天花”存有一定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大多来自上代人的口述。更重要的是，世代相沿的“戴春鸡”习俗也在这些人中得到传承，从而在“80后”“90后”人群中也有部分施行。因此，立春“戴春鸡”习俗与疫苗接种术的改进和施用，在某种程度上是两种并行不悖的防疫行为。然而，随着“牛痘”的停用，以及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奔波于生产第一线的人们也逐渐忘却了天花带来的恐惧。正如受访者徐素芳所言：“沛县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组织过很多次有关天花被‘消灭’的宣传，刚开始大家都不相信，但渐渐也就信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那些针对天花的老风俗不知怎么的也就看不见了。”受访者朱兰贞则说：“大家都知道有‘戴春鸡’‘交红子’这些，县里搞宣传的时候（‘文革’与80年代中后期）就说这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精神。宣传多了，也就信了。”显然，立春“戴春鸡”习俗在沛县地区的衰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过一个从“宣传”到“接受”的渐变过程。如今“戴春鸡”习俗已很少见于立春时节的沛县地区，但依然存续于不少中老年人的口述和记忆中。
四、结语
同其他类型的“二十四节气”习俗一样，“戴春鸡”习俗显然也是区域性的，但相较于列入“人类非遗”的数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而言，“戴春鸡”习俗的流传范围似乎更广。由此可见，立春“戴春鸡”习俗不仅历史悠久，还拥有极其广泛的分布区域，而这是本文开篇所提及“非遗项目”无法比拟的。然而，现有资料和调查显示，立春“戴春鸡”习俗已然从片状分布向点状分布过渡，且“点”的数量也在锐减。更重要的是，上述以农耕为主的节气习俗，依然保有“宏大”的祭祀仪式，但“戴春鸡”所表现的信仰活动并不需要复杂的仪式规程，甚至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便可完成，因而显得较为“内敛”。在笔者看来，这种不甚“外显”的节气习俗，并不亚于上述“非遗项目”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如此，其关键因素就在于这类濒于凋零的习俗惯制，不仅是建立在农耕生活上的婴幼儿养育习俗，也是基于自然时序而创设的“传染病预防日”。因此，“戴春鸡”习俗至少综合了“祈福丰收”“养育幼儿”及“防治疫病”等三大主题。纵然“戴春鸡”习俗早已处于濒危状态，但其在部分地区的延续，以及在中老年群体中的记忆留存，能让我们梳理出一条“戴春鸡”习俗的当代发展脉络，而上述“防疫理念”的发现也是来源于这种梳理。
时下，“非遗保护”已然让部分濒危习俗得以重生或转型，而节气习俗的“农耕性”也在自然时序的延用中得到格外重视。既然“戴春鸡”习俗是立春节俗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它理所当然地归属于“二十四节气”这一“人类非遗”代表作项目，并且还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戴春鸡”习俗的外在表现形式已然无法从民间层面得到全面“恢复”，而从“非遗保护”主体的角度看，政府部门可以借助行政手段，有选择地对“戴春鸡”习俗加以实际运用，而该习俗所蕴含的“防疫理念”则是最好的选择。概言之，“戴春鸡”习俗作为“二十四节气”之“立春”节气的一种地域性习俗惯制，其表现形式虽已逐渐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成为普通百姓记忆中的装饰性存在，但其承载基底——立春——这个时间节点却从未改变。这足以说明，“二十四节气”中的任何一个节气都有可能不只是针对于农耕活动的集体创造。
总之，立春“戴春鸡”习俗在当代社会的急速衰落，不仅有来自时代发展的认知影响，更在于传染病防治技术的不断改进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全面推广和施用。如今的“非遗保护”并不能真正（似也不必）恢复立春“戴春鸡”习俗在不同地区较为一致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出于防治传染病的现实需要，这一习俗所蕴含的相关理念，不仅符合我国政府部门所要履行的来自法律法规的科普责任和宣教义务，更能通过对这一理念的挖掘及其运用来保护该习俗在当代社会的存续力。
（原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20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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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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