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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地区是传统民间信仰文化的主要聚散地，随着时代及社会生境变迁，其信仰内涵、功能、仪式过程以及人群互动等都在发生显性或隐性变化。本文基于渝湘鄂界邻区域土家族村落民间信仰民俗现状梳理，发现其在内部物理空间和记忆空间博弈下显性强弱关系变化，以及外显表征为乡村关系网络重构和乡村权力结构调整，内涵逻辑实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宗族权力的式微和家庭权力的增长下宗族时代向家庭时代更迭的社会现实。基于民族传统文化视野下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演化探讨，有利于新时代背景下民族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及现实实践。
关键词：土家族村落；传统信仰民俗；空间变迁；宗族与家庭；权力结构
随着新时期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任务目标在乡村工作中政策地位的提升和加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求的提出，如何恰当且积极发挥传统民间文化在乡村建设中功能性作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民族地区的传统民间文化与传统民间信仰习俗文化紧密相关。现有民间信仰习俗的功能性研究可梳理出三个朝向。其一为神圣性朝向，其研究以强调其原始特征和初始功能为主。如葛兰言(法)提出“自然主义”“神话主义”是中国大部分传统民间信仰的核心内涵，认为其源于对山川河流自然神和开天辟地英雄神的崇拜与敬畏而强化族群向心力与凝聚力。这种观点虽然得到了部分学者的附和，但其缺少民间信仰世俗功用性探讨特征也受到学者诟病。其二为世俗性朝向，其研究集中探讨民间信仰的现世功能，如高志英则通过对傈僳族的传统民间信仰的仪式变迁探究，发现在新时代旅游场域中，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场和旅游开发政策加持，民间传统信仰及仪式开始走上展演舞台。其三为两者兼顾，即强调对民间信仰的原始追溯，亦探讨民间信仰的时代功能变迁。如赵世瑜以历史文化视角从民间基层社会的信仰变迁切入，通过对华北地区的民间信仰和庙会来探究传统民间信仰在现代基层社会中神圣与世俗的历时变迁与作用。景军同时也指出通过对孔庙在农村的生命史案例研究提出礼仪知识、文字知识、历史知识和政治经验是影响孔氏家族信仰变迁的主要因素，并认为在民间信仰变迁过程中还应结合社会环境变迁和代际差异等因素来综合看待祖先信仰习俗的功能变迁。
在现有关于民族地区民间文化与权力构成研究中，大部分学者秉持宗族因素在民族地区权力构成中占重要地位的观点。但随着乡村的城镇化推进和城市化负面外部效应溢出影响，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构成的宗族元素开始出现衰退迹象。本文欲通过对湘鄂渝界邻区域的土家族咱河村民间信仰习俗历史变迁与现实存留的调研，探究由盛转衰的生命期节点相近的乡村民间信仰习俗与乡村宗族权力两者间内在联系和互动逻辑、信仰空间变迁是否会导致乡村关系网络和权力网络的变迁，并进一步思考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如何处理好乡村内部民间信仰变迁、关系网络变迁和治理三者间的耦合关系。
一、信仰多元与个体渐颓：咱河村民间信仰现状
咱河村位于湘鄂渝界邻区域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车坪乡，主要以彭姓为主，覃、向、潘、唐等姓为次的土家族宗族家庭构成。据《彭氏族源考（卷一）》所载：“再立新绪，后裕前光。吉安源远，溪州流长。衡庐启瑞，云梦发祥......”该村彭氏家族称由江西吉安经衡阳中转而至永顺县咱河村。后受族群间文化涵化作用在该村历史时期逐渐形成以祖先信仰、菩萨信仰和族群性信仰为主的民间信仰文化习俗格局，在“皇权不下县”时期曾起着维系乡民、规约邻里的基层管理作用。咱河村民间信仰呈多元性，但单体信仰呈递减趋势。族群迁徙的过程即是相关族群文化的涵化过程，咱河村土家族作为一个迁徙型族群，具有典型的文化多样性特征。现存土家族的传统民间信仰主要包括祖先信仰、菩萨信仰和族群性信仰。
民间信仰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构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都进行着内涵和仪式的历时性演变，除祖先信仰外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弱化趋势。总括咱河村民间信仰变迁为三类：增强型、自然弱化型和迅速弱化型。第一，增强的祖先信仰，这种增强主要以菩萨信仰弱化的外力作用为主，并且增强中也存在着空间的置换和仪式的改变；第二，迅速弱化的菩萨信仰，菩萨信仰弱化主要为外力作用的结果，社会的发展驱使部分人转变关于“神灵信仰”的世界观，加之庙宇的被毁，失去祭祀空间后的菩萨信仰更是步履蹒跚，另其本身的信仰内涵及信仰条陈约束其自我调整，多重作用加剧菩萨信仰在咱河村的衰退；第三，自然弱化的竹王信仰、廪君信仰和土地信仰，除土地信仰有极小祭祀空间外，其他信仰没有固定的祭祀空间和祭祀仪式，更多的存在于思维和意识层面，而这种泛识性又让三者沁润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其变迁过程呈历史性自然衰弱特征。以上，对咱河村村庄文化生活、乡村关系网络和权力构成影响较大的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参涉较深的祖先信仰和菩萨信仰。
二、此消彼长：菩萨信仰与祖先信仰的传衍事实
（一）菩萨信仰的空间消退
文化的消亡首先表征为外显仪式简化的开始，现阶段该村的菩萨信仰仪式很少有人能完整回忆起，且业已简化为普适性敬香、诵经等一般仪式行为。菩萨信仰逐步退出咱河村传统民间文化主舞台历史现实的初始肇因主要体现在：物理空间的转换、消失；信仰、仪式记忆载体的锐减即乡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
1、变迁与重塑：菩萨信仰物理空间消弭
咱河村原有的寺庙内供奉的主神是观音，庙宇主体后被摧毁。寺院作为村庄的实体信仰空间和文化空间，甚至是处理村庄纠纷事件的空间。随着寺庙的消失、寺院人员的逃离，在当时表现为传统文化在乡村影响力的衰微，深层次则是本民族局域文化和人文载体的不可逆性流失。
首先寺庙的消失是当地民间传统信仰变迁的时代缩影。王新艳在讨论山东海神庙功能时提出庙宇更多的表征为公共空间存在，承载着村落空间的政治、宗教、文化交汇。这种时代性信仰变迁更多指涉空间消失导致的文化传承中断。寺庙在承载信徒信仰之外同时也是诸多信仰仪式和民族仪式的展演空间。仪式展演的意义更深层是一种传播，一种强化以达到主客体对该传统信仰更深层次的理解更大地发挥其社会功能的文化传播。寺庙消失和自身文化承载空间缩减，更多意指民间传统信仰文化传承的中断。其次，寺庙的消失隐喻乡村秩序的重塑。咱河村乡村秩序变迁主要体现在该村的权力关系和乡村治理上。庙宇空间对于过往的咱河村来说不只是一个民间信仰元素的集合场，更是一个乡村内部的官司场、权力场和乡村社会关系场。源自民间信仰的超凡魅力型权威与传统型权威达成暂时性统一，双方形成了一种正和博弈。同时多重权力的客观存在也唤醒并活跃着村内的社会关系网络，再次在村民和信众心中确认了村内管理权力的归属。随着寺庙空间的被毁，源于寺庙的超凡魅力型权威随之消弭，信众与村民的社会角色日益分离。人们反感于传统型权威的一家独大，同时乡村治理秩序随之发生变化，权力进一步世俗化，使得村内权力博弈关系由神权与世俗权力的斗争转换为宗族间的世俗权力博弈，这种博弈使村庄的完整度及社会关系网络发生变化，这也是乡村治理权力宗族时代和家庭时代的转变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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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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