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顾“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集成”概念最初是中国民协提出的。开始叫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后来约定俗成叫“三套集成”。“集成”的意思就是集大成。因为当时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工作,已步入正轨。经过80年代,实际上不只是80年代,“文革”前中国民协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工作积累,民间文学方面的搜集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无论是少数民族的还是汉族的,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到了“文革”以后,视野开阔。有了前几十年的积累,觉得应该做一个比较大的工程,能够把已经收集到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等,做成集成类的大项目。起初,这个项目的设计上,也有它的问题,比如歌谣集成还有很多类型的作品没能收录。如民间叙事长诗,英雄史诗等。中国的民间叙事长诗是很丰富、很发达的。原来以为汉族没有叙事长诗,现在在湖北,咸宁、神农架地区发现几十部民间叙事长诗。还有英雄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等。一提起来都是几十部。像《格萨尔》,原来说是50多部。前几天我到青海,青海民协主席索南多杰说有100多部,而且内容都能贯穿起来。《玛纳斯》八部已经搜集完。《江格尔》有二十多部。这样看来,还有好多工作要做。现在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正是三套集成的延续、发展。现在国家有钱了,也重视了,这个工程可以做得更好。好在中国民协现在正在抓紧数据库的建设,这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打下很好的基础。将来数据库建好以后,会给《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提供很多的方便。但是这个工程要抓紧,一是中国协会要抓紧,一是要配备一定的人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当年编纂谚语集成的时候,编委会成员走南闯北,每到一处,都是先看卡片,上万张卡片,一盒一盒分类编排。看完卡片提意见,修改后形成打印书稿,复审再提出意见,再事修改,最后终审交付出版,非常严格。三套集成从普查到编辑出版,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民间文学队伍。比如谚语集成,从概念到分类,遇到许多问题。怎么办?办讲习班,统一认识,明确体例。把三套集成的人员集中到北京,用十多天的时间,讨论体例和分类。如谚语卷编辑,除明确概念、界定外,集中讨论编选过程中,如何避免重复,去留问题。假谚怎么识别,谚语跟俗语、歇后语的区别。从不同的角度讲解。副主编陶阳讲原则性的东西,即三性问题;本人讲怎么样在选编过程中避免谚语条目的重复;李耀宗从语言学角度,讲怎么样区别谚语和俗语、歇后语的区别等。三套集成的意义是什么?是带出来一支队伍。
《中国谚语集成》出了30卷,印象比较深的是首卷《宁夏卷》。宁夏是回族自治区,地方小,收集到的谚语也不多,但是这一卷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明确了最后进入国卷本的谚语应该怎么编,应该要求什么样的水准,怎么严格地按照编辑体例实施编纂。记得当年编《宁夏卷》的时候,河北省把编好的打印稿拿到会议上来,翻阅后发现完全不合格。从第一卷我们吸取教训,必须要有严格的编辑体例要求。按照这个标准,后来其他各卷的编辑就比较顺利。
另外,谚语卷编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少数民族谚语。西藏、新疆、内蒙古的谚语,非常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内蒙古的牧业谚语,是生产经验、生活经验的总结。西藏藏族谚语,新疆维吾尔族谚语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关键是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你不能按照汉族的谚语格式套路翻译。为此召开过专门的关于翻译问题的会议。新疆、西藏费了很大劲儿完成谚语条目的翻译,但是编辑力量不足,于是编辑部协调力量,帮助西藏、新疆、内蒙古完成谚语卷的编辑出版任务。
此外,谚语中有些谚语以歌谣的形式表现,特别是少数民族谚语,这种谣谚现象更多,还有一些谚语,早就被爱好者编辑出版,像山西的《马首农谚》,收集来作为《山西卷》的附录,丰富该卷的内容。又如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这样大部头的著作,好多谚语在里面,我们也建议摘录,形成《格萨尔谚语》附录在《西藏卷》。
在谚语集成审稿中,我们还注意到歌谣和谣谚的不同。歌谣一般是反映生活、思想、感情的,谣谚则侧重讲道理,带有哲学、道德意味在里面。三套集成有歌谣集成,一般在歌谣卷里收录的,谚语卷就不收。如果歌谣卷认为是谣谚的,转到谚语卷,经认真鉴别、讨论,收入谚语卷。
谚语集成是按照内容分类编排的,具体到每一类,在谚语条目的编排上,在实践中形成一定的编排技巧,如“凤头法”“聚串法”“去重法”等。
三套集成始终是在中国民协的规划、协调和指导下进行的,虽然经历的时日很长,但自始至终,都在保证编纂的质量,实践证明,三套集成是中国民协举全国之力完成的一大文化工程,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四、回顾中日联合民俗考察
1989年,由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坪井洋文率队的日本民俗学访华团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访问,与钟老见面时,提出中日民俗学者联合进行民俗考察的建议,得到钟老的同意。但是不久,平井洋文去世,这一任务落到福田亚细男教授身上。福田先生向日本文部省申报,得到批准。于是组织中日两国民俗学者联合进行民俗文化考察。这次考察的地域主要是中国的江苏、浙江地区。联合考察团日方8位学者,中方也是8位学者。日方团长福田亚细男,中方团长张紫晨,我任副团长。
这次考察历时三年,分为三个时段。第一年摸底考察,第二年正式考察,第三年是写考察报告并做补充调查。我把这个归纳为“一步三回头”。民俗考察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不能像我们国内有些学者的考察,都是“一去不回头”。第一年在江苏苏州白茆乡考察,主要是摸底,看中国民俗文化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样的。第二年去了日本的茨城县、千叶县、冲绳县,做日本南方民俗文化考察。第三年到浙江金华、兰溪,最后到丽水。在丽水主要是对畲族村落进行考察。考察结束以后,大家分工合作,有考察村落民俗的,有考察农耕民俗的,有考察卫生医疗的,还有考察信仰习俗的。这次考察所写的论文,收录在福田亚细男编《中国江南民俗的考察报告》一书出版。
1991年完成江南民俗考察之后,紧接着日本筑波大学佐野贤治教授申请到日本文部省的考察经费,进行中日联合的第二次考察。这次考察同样为期三年,主要内容是汉族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主要是纳西族、彝族)。对云南纳西族地区进行了两次考察。第二次考察后期,从纳西族地区转移到四川凉山州美姑县进行考察。第三次又回到云南纳西族地区考察。
后来中日联合调查后继续进行,而且主要由中国民协组织,浙江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王恬自始至终参与了考察活动。从时间上讲,中日联合调查在福田亚细男先生的指导下,先后进行大概20年。20年是一代人的光阴啊。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代人的光阴》,回忆中日联合考察活动。
中日联合民俗考察的意义在哪儿呢?要知道,当年中国民俗学正在恢复和重建时期,不仅缺乏人才,更缺乏科学的田野作业训练。而日本学者在这方面有着很好的经验可以吸取。当时参与考察的中国学者,大部分都很年轻,白更胜、巴嫫曲布莫、周星、刘铁梁、何彬、尹成奎那时年龄都算小的,江苏的周正良,浙江的朱秋枫,北京的张紫晨和我算是中年人。浙江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王恬女士,一直是这个项目积极的协调者,她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期都参加了考察。我曾对王恬说,你的贡献太大了。
这次考察,对于怎样进行民俗学田野作业,让中国学者受益匪浅。不间断的用20年的时间,多次进行民俗田野考察,考察又进行得这样顺利,在中日民俗学合作与交流方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相比与其他国家的联合考察,一次就结束了。比如80年代中国民协与芬兰学者联合对广西三江地区的考察,就是这样。
作为民俗学者来讲,深入自己的课题,去研究或者教学,是本职。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一批有组织能力的、有活动能力的学者,协调各方,形成凝聚力。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民俗学实践证明了的。自己做学问是一个方面,也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你要把你周围的学者团结带动起来,特别是一些地方的学者,需要去帮助他们、发现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些方便的条件。有一些课题是需要地方学者协助的,像我们编纂《中国民俗大系》,尽管没有课题经费,各省的民俗学家还是乐意参与撰写。不计名利,为了把各个省卷编好,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民俗文化的全貌,大家都尽心尽力去做。不管十年也好,八年也好,要把《中国民俗大系》最后完成。遗憾的是这个丛书国内发行的很少,都让日本人买走了。今天这套书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再版,书稿都修改好了,但现在出版审查出现新的情况,包括内容的审查等等。我催促出版社能抓紧一些,使读者能早日见到这套丛书。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中国民协这些年来做了许多工作,中日联合民俗考察是做的最出色的,坚持了20年。此外中国民协还开展了许多国外的交流、展演活动,取得不小的成绩。希望今后注意资料的积累,要进一步加强民间文化理论研究。中国民协有一个很好的理论阵地——《民间文化论坛》,可以刊发更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中国民协这么大一个群众团体,有深厚的民间文化资源,要很好地利用它、研究它。我曾去银川参加《民族艺林》刊物发展座谈会,这个刊物能坚持下来,经历了许多磨难。当刊物遇到困难时,曾采用过招租方式,招租不行,改变方式,编辑出版小人书。目的是为了保留好不容易得到的刊号。现在《民族艺林》办得很有起色。《民间文化论坛》的前身是《民间文学论坛》,初创时期《民间文学论坛》影响很大。80年代我在日本访问时,每到一个图书馆,我都看到书架上有咱们的杂志《民间文学论坛》,感到很亲切。
中日联合考察坚持20多年,自始至终都是中国民协负责组织协调,到浙江是浙江民协联系,到上海是上海民协联系,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还召开过几次总结会议,在浙江、北京都开过这样的会议。中日联合考察,民协起了纽带的作用。而参与者大都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些学者,如果在适当的时机,把这些参与者召集在一起,开个座谈会,用口述的形式记录这一段历史,一定有许多逸闻趣事在里面。
访谈时间:2019年11月20日下午
口述:陶立璠
访谈:冯莉、王素珍
录音:李航
摄像:杨尚志
文字整理:王素珍、周利利
(原文刊《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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