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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基于对当时中国所处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序列定位的不同认知以及由此而选取的不同比较研究对象，费孝通与理查德·Ｈ·托尼为中国的乡村振兴设计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前者主张以乡土工业为基点来构筑乡村的现代性，后者则强调园艺改革对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在经历了系列思想转变后，晚年的费孝通也重新回归到对园艺改革的关注，希望在中国走一条乡土工业与园艺改革并举的乡村振兴道路。但无论如何，对共同体伦理的维护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与关键。因而，重启费孝通和托尼关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比较研究，梳理费孝通关于乡村振兴路径的探索过程，不仅对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的思想史具有理论价值，还对理解中国的乡村振兴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乡土工业；园艺改革；现代化；乡村振兴
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科学在起步阶段便面临中国的现代性如何生成的重要难题。鉴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经济体和人口都在农村的事实，中国的现代化自然就转变为农村现代化背景下关于乡村振兴的问题。虽然在现代世界体系的社会图景下，就整个世界的经验而言，现代化的进程皆始于园艺改革与土地用途的转变，但基于现代世界体系对当时中国的已有影响以及对现代市场的敏感与警惕，费孝通与理查德·Ｈ·托尼（R·H·Tawney）关于中国现代化的构想出现了分野，费孝通希望在广大中国乡村发展乡土工业，理查德·Ｈ·托尼提倡直接效仿早期欧洲国家进行园艺改革。然而，纵观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思想，即便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中国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园艺改革也从未淡出其学术视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费孝通重新回归对乡村现代化的探索时，伴随着对现代市场和土地生产价值二者关系理解的不断加深，其关于乡村振兴的策略出现了明显的转型，园艺改革与乡土工业的并举发展最终成为此时期费孝通关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核心。
因而，重启费孝通和托尼关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比较研究，梳理费孝通关于乡村振兴路径的探索过程，不仅对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的思想史具有理论价值，还对理解中国的乡村振兴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村现代化的不同路径
20世纪初，如何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百废待兴的中国亟需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基于对中、英两国社会经济史和当时社会状况理解的分野，来自英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家理查德·Ｈ·托尼与中国本土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为中国的乡村现代化设计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1932年，通过对英国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托尼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起点在农业文明而非工业文明，其原因来自于对当时中国社会事实两大方面的认知：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依然以农业为主导。虽然有制造工业，但中国仍旧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近四分之三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而中国的经济组织、文化、社会传统以及当前面临的政治问题，皆是因为上述事实。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并未形成能够推动现代工业发展的各社会阶级。首先，在现代性入侵并“成功创造出寻求政治独立和自由商人以及手工业者阶层之前，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驱动西方社会从中世纪末期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资产阶级。同时，中国并不存在实质上控制了最大土地份额的强权土地贵族，也不存在大批丧失了土地的农村无产阶级”，并不具备现代工业肇始期所需的自由劳动力基础，缺乏直接从农业文明跨步到工业文明的变革动力。因而在托尼为中国设计的“三步走”战略中，农业文明的实现优先于工业文明，是工业文明得以实现的前提。
基于对现代市场的敏感与警惕，费孝通则就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与托尼有着不同的看法。与托尼相反，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重点不在农业，而在乡土工业。同时，乡土工业并不能单独而封闭地发展，必须依托与现代市场的联系。早在1936年对江村的调查中，费孝通便关注到乡土工业、农业与市场的关系。在江村，虽然村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皆从事农业生产，农业是最为重要的产业，但若单纯依靠农业产出，“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村人的日常经济收支存在巨大缺口，而以缫丝为主的家庭副业不仅成为弥补家庭收支缺口的重要手段，还使得农民有余钱可以开展各种日常文娱与礼节性活动。但受国际市场生丝价格下跌的影响，上述活动在当时已经停止十年有余”。费孝通认识到江村家庭缫丝手工业的萧条乃至濒临破产，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市场的变化，并非传统生丝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鉴于国际市场、乡土工业与农村经济的这种紧密联系，他认为只有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生产制度对乡村工业进行改革，才能重新使得中国在现代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发展乡土工业是振兴乡村经济的必由之路。
结束对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调查后，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转而对云南三村进行考察，希望通过对西南内陆乡村与东部沿海乡村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化对乡土工业、农业与市场三者间关系的认知。为了与靠近都市、深受现代市场影响的江村进行对比，费孝通首先选择了尚处于现代市场影响初期的禄村进行考察。禄村经济结构的重心仍然在农业，并无乡土工业，所有的专门职业和普通副业对增加农田以外收入的作用十分有限，除了运输和贸易，很少能够吸收农村中多余的劳力，所以农业在禄村不单是维持农民生计的主要力量，也是利用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对象。但囿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得农业不能持续性地吸收劳动力，农闲时期的大量闲置造成劳动力的极大浪费。此外，与托尼认为土地的价值取决于土地的出产值不同，费孝通认为土地的生产力并非是决定其吸引都市资本从而引起土地金融化问题的原因。通过对江村与禄村土地所有权流转问题的比较，费孝通认为土地的价值取决于其与现代市场的距离，禄村因工商业不发达、交通不便，缺乏与现代市场的联结，所以并未出现土地的金融流转问题。与江村不同，禄村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不在金融，而在溢出的劳力。因而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创造性地发展乡土工业才能在避免农村土地所有权流失的同时充分利用闲散劳动力，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以乡土工业来激活。
易村的经济形态则介于江村与禄村之间，是乡土工业在内地农村发展初期的典型。与禄村相比，易村土地面积狭小、土质差，加之水利限制，土地生产能力差，无法充分利用村中的劳动力和资金，也无法单靠农业满足村人日常生活所需，故易村的情形更类似于江村，全村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单凭粮食生产平衡日常开支，大部分家庭处于亏空状态。此外，因村中人多地少，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耗尽了有限土地的边际效益，产生了多余的劳动力和资金，因而乡土工业的兴起既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但又因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且交通不便，易村受现代市场的影响较小，并未出现类似江村合作缫丝工厂形式的乡村轻工业，在费孝通看来，随着现代市场向内陆地区的推进，易村虽然未必会发展成为另一个江村，但其乡土工业的发展必然会朝向更高级的工业形式。
而同期考察的玉村则因交通便利且靠近滇中商业中心玉溪，受现代市场的影响远超禄、易二村，土地利用方式业已出现明显的转变，蔬菜种植成为村人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远胜于自给性农业的产出，园艺改革成效显著。但费孝通在此时期并未对园艺改革给予足够的重视，依然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并不能靠农业文明来拯救。如张之毅所言：“在当时的中国，发展市场与资本支配土地的资本主义农业极其困难，首先是不易取得成片的大面积土地，其次是缺少对农业生产服务的金融支持，无法扩大经营和增加收益，不存在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条件。”同时，张之毅在调查过程中也留意到玉村蔬菜园艺的发达与土地分配的不均所造成的村落内部社会结构的分化问题，二者之间的对张关系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愈穷，村中富户在广泛占有田地的基础上不断迁居附近县城寻求更好的经济发展，而贫困户则大规模迁出玉村前往外地谋生。张之毅对玉村村落社会结构分化的观察再次增加了费孝通对现代市场的警惕，因而尽管玉村因园艺改革而创收显著，也并未引起费孝通的足够重视。相应地，他认为与其依靠土地进行园艺改革，不如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将中国现代化的重心落实在乡土工业上，以此逐步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
正如20世纪40年代末，费孝通对其早年中国现代化的思路所进行的总结，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农业还未发展到大规模种植商品作物的程度，在不改变农业作物的前提下，即使利用一切所能利用到的科学技术知识，单纯依靠农业生产所获收益始终极其有限，农民们需要依靠乡土工业来弥补家庭收支的不足，因而乡土工业便成为农村经济复兴的关键”。这样就实现了农业与工业的联结，重新回到了传统中国乡土经济中农业与工业并举的经济形态，最后再从乡土工业过渡到都市工业和民族工业，以此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方两国学者对当时中国的乡村现代化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早年的费孝通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重心不在农业文明，而在工业文明，应当坚持以乡土工业为出发点，依靠工业化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托尼则认为当时的中国应该先走一条基于农业文明的现代化之路，通过转变土地利用方式进行园艺改革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但无论是发展乡土工业还是基于土地进行园艺改革，二者均意识到现代世界市场对中国现代化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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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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