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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体系的定位与乡村振兴的路径
无独有偶，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在费孝通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目光转向园艺改革的同一时期，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发表了极具创见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他继承了托尼关于园艺改革的农业文明理念，系统地阐述了现代市场影响下园艺改革对构筑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作用。如沃勒斯坦指出，现代世界体系虽然包括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两部分，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经济体系。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一国取得经济上的优势，是其成为中心地区国家间体系霸主的关键。来自农业的生产优势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使得整个国家在生产效率水平上具有显著优势，从而进一步获得了在世界贸易中商业供销领域的统治地位，商业上的领先又必然导致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园艺改革使得土地和农业的价值在现代市场中重获肯定，重塑了整个现代世界体系的社会图景。
而托尼与费孝通早年关于中国乡村现代化路径的思想分野，也正是来自对当时中国所处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序列的不同定位。前者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类似于17世纪末园艺改革前夕的英国，因而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在农业文明，应当从荷兰与英国的园艺改革之路中汲取经验；后者则意识到现代市场对中国社会的已有影响——民族工业已经起步、现代商业系统与中国的关联日益加深，中国的社会状况更类似于工业革命前期的英国，因而早年的费孝通认为没有必要重走园艺改革之路，而应该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农村与工业化之间的复杂关联，通过发展乡土工业来振兴中国乡村。
在托尼看来，荷兰与英国基于园艺改革的早期现代化经验对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阶段，就荷兰与英国的比较而言，虽然两大中心国家的现代化起点皆是基于农业文明，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英国继续遵循着传统的固定农业与流动放牧相结合的发展方式，而荷兰则彻底走上了园艺改革之路。正是因为发展模式的不同，使得阿姆斯特丹成功取代了塞维利亚，而英国在此阶段亦根本无法与之匹敌。17世纪荷兰在军事实力并不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因其农业发展的一骑绝尘而首先取得了现代世界体系中心地区国家间体系的霸主地位。荷兰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阶段的成功充分显示了园艺改革对重构现代世界体系的关键作用。然而，这种依靠生产优势所取得的经济霸主地位，其衰落同样来自于生产领域的落后。在与荷兰人的敌对背后，伴随着对荷兰经济发展模式的艳羡与模仿，英国农业－工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变革。英国基于园艺改革所发展而来的农牧业有机混营模式，促使农业与工业更加紧密地联结，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生产效率，同时更是成功应运了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经济上的巨大优势带来军事实力的腾飞，这表现为三次英荷海战中英国的胜利，以及英国对荷兰所把控的现代贸易市场网络的成功夺取，并最终取代荷兰成为第二任霸权国家。上述事实成为托尼将中国乡村振兴的关键寄托于园艺改革的经验原型。
而鉴于当时中国已有的工业化基础以及现代市场对中国沿海地区乡村的影响，费孝通认为乡村振兴的路径更应该参考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原工业化时期（proto－industrialization）”的经验，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应该与乡土工业联系在一起，从乡土工业出发来开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较于同一时期的英国，自17世纪开始，现代世界体系生产领域的整体性危机导致了谷物价格的下降和城市工资的相对上涨，使得英国工业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著名的包买制度（putting－outsystem）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同样以棉纺织工业为例，此一时期，棉纺织业开始大量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地区，相较于城市工会的强大和城市工人相对较高的工资要求，在生产危机中失业以及因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而溢出的廉价乡村劳动力对城市工业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而至少在“原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工业因包买制的存在而呈现出明显的乡村化特征，这也成为英国最先完成工业化并相继战胜荷兰和法国的重要原因。凭借对此一时期英国工业乡村化的理解，费孝通希望在当时中国的城市工业尚未发展起来之前，通过创造性地利用包买制来直接发展中国的乡土工业、振兴乡村经济，并逐步过渡到城镇工业与民族工业，最终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在此构想的指引下，从20世纪30年代对江村家庭手工缫丝业以及合作缫丝工厂的研究开始，再到云南三村系列考察中对易村手工业的调查以及后续的小城镇系列研究，费孝通希望以乡土工业为起点来实现振兴乡村的构想一直延续到其晚年，可谓穷尽其一生之精力。
综上所述，20世纪初，托尼更多地基于当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并将长期处于此状况的基本国情而对中国乡村振兴的路径作出了判断，认为中国乡村应该效仿荷兰和英国发展园艺改革，通过农业的革新来激活工业，以此实现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而费孝通则是因为认识到当时中国已有的工业基础以及现代市场对中国沿海农村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所以选择了“原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作为比较对象，创造性地利用了此一时期英国的包买制度，希望以乡土工业为基点来振兴中国乡村社会。因而费孝通关于中国乡村振兴路径的策略之所以与托尼不同，乃是基于二者对中国所处现代世界体系位置的不同认知。
四、结语
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费孝通关于中国乡村振兴路径探索的主要方向经历了从乡土工业到园艺改革的转变，最终明确了应当在中国实行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有机结合、园艺改革与乡土工业并举的乡村振兴策略。20世纪初，对托尼和费孝通而言，中国作为一个日益被裹挟进现代世界体系的大型经济体，它的乡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到底是走园艺改革之路，还是以乡土工业为起点——取决于二者对当时中国所处现代世界体系发展序列定位的不同认知。由于对现代市场的敏感与警惕，相较于托尼，费孝通选择了“原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作为当时中国乡村振兴的比较研究对象。通过对江村的实地考察，费孝通更多地感受到了现代市场的力量，都市工业的发达导致了江村手工业的崩溃，现代市场在整体上撕裂了江村的社会结构，使得费孝通对国际市场和中国本土经济体的关系产生了更多的警惕与反思。此外，结合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三村的系列考察，费孝通更是意识到土地的价值取决于与现代市场的距离，中国若不融入现代市场，就无法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因而对费孝通而言，与其说是为当时的中国乡村选择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毋宁说是选择一种进入现代市场的方式更为根本。
同时，作为中国乡村振兴的两条基本路径，乡土工业与园艺改革也并非截然不同，二者均强调在现代市场的洪流中对共同体伦理的保护，毕竟社会一旦彻底离散，现代性终将无所依托，完全脱离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远大于其成就。早在1926年，托尼便强烈地批评了宗教改革后以单纯个体逐利为得救方式的资本主义精神，警示了这种无所束缚的极端个体主义对社会所造成的崩解危机。而当托尼将目光转向中国的乡村现代化时，更是直接注意到在互助和贷款协会的基础上，近代式中国农业合作运动的产生。相较于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农业合作组织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他着重肯定了合作运动在教育效应上的深远意义，认为合作运动“通过对农村人口的组织，可以在农村建立一种互相信赖的氛围、一种相互需要的意识以及一种集体行动的习惯，从而培育出一种关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意识”。此后，当托尼回到对英国士绅的研究时，更是从英国士绅在崛起过程中对共同体的保护角度而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在17世纪英国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浪潮中，士绅因其乡土性而成为共同体的有利保卫者，肯定了英国士绅在崛起过程中对乡村社会的保护作用。几乎与托尼同一时期，费孝通在对江村的信贷研究中也注意到村民主导的互助会和政府主导的信贷合作社对维护村落共同体的积极作用，正是因为这些合作组织的存在，才使得村人的经济生产、日常文娱与礼仪活动得以正常开展，免于频繁的高利贷盘剥，稳固了村落共同体的社会结构。而在后续的禄村研究中，费孝通也同样对禄村具有互助性质的“钱会”进行了关注。迟至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晚年在对其小城镇研究进行回顾时，依然强调村落共同体在中国农民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民以村落共同体为依托，通过“离土不离乡”与“离乡不离井”两种路径，一方面避免了大城市的过度拥挤问题，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失业问题。此外，从乡土社会中诞生的“乡土关系”也在农民向工人转变的过程中保护了外出务工者，成为乡镇工业和城市经济繁荣的基础。
简言之，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背景下，乡土工业与园艺改革作为中国乡村振兴的两条基本路径，都认为乡村现代化的起步不能以毁掉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为代价，无论是进行园艺改革还是发展乡土工业，皆是以维护村落社会的共同体伦理为前提。就本质而言，园艺改革是现代化过程中对脱离土地的生产方式和整体性工业移民的反对，而乡土工业更是直接维护了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因而，重启20世纪初托尼与费孝通早年关于中国乡村现代化路径的比较研究，梳理费孝通一生对乡村振兴路径的探索历程，无疑对理解当今中国各地乡村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园艺改革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原文刊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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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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