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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微信对歌成为新的交往与文化实践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人们无论在微信对歌中展开怎样的活动，对歌带给人们的共同体验和乐趣是村民们最基本的需求。民族杂居地区人们的审美习性之间的关系。30冈部隆志发现,云南白族的对歌活动在一种“反力抗争”的平衡中得以确立，一方面，男女通过对唱的形式创造出理想的恋爱世界中的非日常性；而另一方面,又试图“着落到日常生活”。这提醒我们，要给予“对”的形式足够的重视。在国外的研究中，赫伊津哈特别关注了对歌形式，并将之视作一种游戏。此外，席勒从游戏中找到了促进个体社会化过程以及人性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审美维度。而齐美尔将席勒的“美学计划标成了社会学计划”，32认为社会学应该研究社会交往的游戏形式。若白族对歌也是一种游戏，我们看到的是在这种游戏中，无论是原先的田间地头和传统的石宝山歌会，或是到后来的音像录制技术和微信山歌群，人们无不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和创造出大量蕴含互动和社会交往形式的规则。
当然，过去的田间地头和石宝山歌会有着特定的游戏规则和交往逻辑，而当对歌被纳入到媒介化的过程中后，其必然会受到技术带来的新规约的影响。微信对歌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普通村民个体在对歌中创造性地运用微信，把“技术产品及其传送系统纳入自己的文化能力———纳入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系统，纳入自己的美学和功能”，33在此过程中，以往的对歌规则被重新改造和发明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围绕这些新的规则进行社会互动和交往，特别是一群从未谋面的人将线上对歌与线下的实在体验联结起来。据此，人们凭借微信“连接生活的不同范畴，打造自己的生活世界”。34作为社会交往与互动形式的白族对歌紧紧镶嵌于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对自我主体性身份的确立，展开一系列的文化实践。哪怕是石龙村的任何一个少年也会懂得其中的道理：正是白族调教会了他们太多生活中最为根本的东西，像如何站，如何坐，如何挥手，如何流露渴望，如何展示困惑，如何鼓励别人或是打情骂俏，如何伤春悲秋。35如果把白族调视为生长于石龙村血液中的“地方性知识”，36就会更为深刻地理解白族对歌文化中一个表情和举止都能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身份。从这个层面讲，石龙村村民的主体身份正是在源远流长的对歌文化中被生产、命名和赋予社会行动的力量。37也正是从这样的意义出发，微信对歌成为参与者们展开新的文化实践的重要方式。
人们在以往的田间地头砍柴、放牛的时候，学上几首白曲，我们从中看到的，与其说是族群内从老至幼的文化传承实践，不如说村落长幼尊卑的文化传统及社会关系的再现。到了音像录制技术的时代，村里头脑灵活的人，不是村里的政治精英，便是深谙传媒逻辑的技术持有者，网罗甚至垄断了相关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而开展广泛的音像实践，这使得围绕白族调进行的互动交往不再仅仅依据血缘和地域，一定程度上还拓展至基于经济合作的互助互惠关系中。
在微信对歌实践中，普通村民个体利用微信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并确立自我的主体性身份。具体说，我们从中看到新媒体给予众人宽广的表演舞台和行动空间，如以往不敢登台演唱白曲的村民在微信中各自训练后，也跃跃欲试，这使得从前精通白曲表演精髓的精英可能遭受极大挑战。不过，每一个山歌群里，必然要有这些人的位置，即便他们从不开口演唱，但有了这些人，群里就不至于冷场。他们在群中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本身就是有影响力的。而对于不同的知名歌手来说，微信对歌又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在姜伍发看来，微信对歌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和社交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方式。作为村干部的李根繁早已把唱白曲的高超技艺运用到国家脱贫攻坚政策宣传的实践之中:“村村寨寨水泥路，贫困学生都救济，贫困户都要扶持，就业找工作......”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李繁昌则在唱白曲中积攒人脉，他既做微商，又和旅行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而一些非遗传承人的理想莫过于去跑场参加一些文艺演出，在微信对歌群里巩固自己的“江湖地位”。显然，人们在微信对歌中创造各自在社会中的面貌。
村民与白族调一同被卷入到媒介化过程之中，这不仅意味着村民面对面的对歌文化在媒介的影响之下改变了其呈现形式，还能在此过程中展示村民们如何将自己独有的文化、审美、经验注入新的媒介技术之中，并将对媒介技术的使用变为自己的“经验”和“语汇”。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对面的白族对歌在媒介化的社会中获得了新的文化价值观：它们不仅是面对面交流的替代品，也拓展了面对面交流的场合。
结 语
对微信对歌实践的考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仅仅把石龙村的微信对歌理解为单纯的娱乐和文化事项，而应该将其视作一种彰显和创造交往互动方式的新形式。从这种新的社会交往中，我们得以探析一个传统社区人们交往与互动的生活空间如何变化以及人们在其间必须遵循的社会逻辑，从而更为深切地去理解特定社会构成的基本规则。诚然，对于一个传统社区而言，交往的方式和社会规则也是多样的，例如在石龙村中也有很多其他类型的交往活动，如人神之间的本主崇拜、洞经会、念佛会等。承载这类富有神圣性交往实践空间的本主庙、关圣宫、观音庙、山神庙等，实际上是“一种沟通和传播的手段，它组织并不断表达了人们赖以活下去的共同意义”。38此外，村里大多的世俗交往还集中呈现在婚丧嫁娶以及人生礼俗的文化传统里。然而，与这些交往方式不同，对歌能激发男女之间因游戏般的竞赛关系所带来的兴奋甚至是亢奋感，这让置身于对歌的人们感到满足，这种满足不仅仅来自媒介为他们建构起的共享经验，还在于参与对歌互动者意识到这种团体的形成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因为他们自己需要这种存在形式。正是“社交驱力”将对歌中纯粹的社会交往过程抽取出来，构成一种村民值得珍惜的价值，而这是石龙村里其他交往形式所不具备的。
更有意义的是，将这种对歌置于新技术的影响之下展开分析，我们能看到民间的传统文化经由媒介技术得到再生产和再创造的过程。微信对歌，使得传统民间文化活动被纳入到“文化和社会的媒介化”39中，而这一过程，恰好可以提醒我们，对当下的社会文化进行理解时，更要去把握这些文化“越来越依赖媒介及其逻辑的过程”。
（本文刊于《现代传播》2019年第10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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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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