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问题

 

　　三、民俗资料学的研究对象

 

　　综合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笔者认为,民俗资料学应该是一门专以系统搜集、整理各类民俗资料为目的,并对资料的属性、分类、保存和应用等问题展开研究的学问。

　　具体而言,民俗资料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俗资料的系统搜集及其方法论

　　民俗资料的系统搜集是一种单纯以汇集资料为目的的学术活动,有别于一般研究者为了解决某一学术问题而通过文献梳理或田野调查去寻找资料证据的行为。资料的系统搜集可以是个人行为,例如宝卷研究专家车锡伦基于个人几十年来的资料收集工作,编撰出版了《中国宝卷总目》,共收入海内外104家公私机构所收藏的宝卷1500多种,版本达5000余种,宝卷异名1000余种,是迄今为止资料最全的一个宝卷目录版本。然而在实际的研究当中,限于当今的学术研究体制和风气,像车锡伦这样能够长期从事一项研究并不断累积资料的个体学者并不多见。加上民俗资料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和跨地域性的特点,绝大多数的资料搜集工作还是必须依靠团队作业来开展。当然,二者之间也可以结合:一方面,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工作有赖于训练有素的学者们以个体身份参与;另一方面,参与大规模搜集活动的研究者,可以在工作的过程中为个人的研究积攒资料,并利用这些资料做出相应的成果,因此这本身也是一个个体化的研究过程。

　　在20世纪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大规模的资料采集行为。从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发起全国性的歌谣征集活动开始,到1927年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出版《民间文艺》与《民俗》两份周刊,刊载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俗采风作品,以及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推行的大规模民间文艺采风运动,都是以资料搜集为中心展开的。1950年,半官方性质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先后出版《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学》等杂志,成为汇集、交流民间文艺资料和相关研究的平台。1958年,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提出了进行‘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任务和‘古今并重’的原则,针对采录工作具体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直至1966年“文革”前夕,相关搜集工作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不仅积累了大量的民俗资料,而且推动了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从而使得“民间文艺进入国家意识形态主流”,“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导引中形成了新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话语体系”。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早期的民俗调查,还是1949年前及之后的采风活动,所关注的重点都在民间文艺方面,且在搜集当中明显偏重于文本的采集,而未能结合田野的语境对民俗文化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和记录。

　　20世纪80年代,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1984年,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准备,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后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简称“民协”)联合签发了《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当代的一项声势浩大的文化工程——民间文学的全面普查以及三套“集成”的编纂由此拉开了序幕。直至2009年,三套“集成”(省卷本)全部出齐,加上县卷本和地区卷本,总字数逾40亿。正如万建中所言,“这件功在千秋的伟业既保存了民间文化又为日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奠定基础”。由于三套“集成”的编写机制是从县卷本开始,很多地方先将其编印成内部资料保存和使用,然后在县卷本的基础上选编地区卷本和省卷本,因此,县卷本实际上保留了更多转写阶段的原始资料,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更具价值。

　　成立于1998年的“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是目前主导我国民俗资料系统搜集与整理工作的一个官方职能机构。在过去20年中,该中心主持编纂出版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共十部,有298卷,450册,约5亿字,收入了中国各民族的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和民间文学资料。2008年又启动了《中国节日志》的编纂工程,组织跨学科的力量,以文、图、音像、数据库等形式,对各地区各民族现存的传统节日(包括庙会、歌会、祭典等)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记录,据此形成“中国节日志(文本)”“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节日文化数据库”三项成果。2012年启动的《中国史诗百部工程》,同样是要以文本、影像和数据库三种方式,记录100组民间艺人说唱的史诗,完成“中国史诗影像志(百部)”“中国史诗资料集(百部)”“中国史诗数据库”三项成果。与之前的民间文艺资料采集活动有所不同的是,近期开展的这些项目都不再以“集成”命名,而是以“志”的形式出现。这一话语形式的改变实际上折射出了政府主持的民俗资料搜集工作在方法论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即不再以求大求全为目标,也不再以单纯地汇总文本资料为目的,而是更加强调基于田野调查的专业性研究与搜集相结合,以保证资料的可靠性与学术价值。从记录手段来看,除了传统的文字记录之外,也采用了数字化的现代技术手段,以获得更为丰富的资料,并方便了资料的保存与应用。

　　上述这些大型工程,都需要有人对其历史进行考察,对其过程进行跟踪,对其方法进行反思,对其成果进行评估,并最终上升至方法论层次的探索。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展开类似的研究,其中大多数是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出发,但也有少数涉及到了方法论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对当时搜集资料的方式、搜集人员的培训、资料的归档和保存情况以及之后对于这批资料的应用情况等予以追踪。例如施爱东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一书中,就讨论了不同时期民俗学者的田野作业及其方法技巧,并对其工作模式进行了总结。德国学者傅玛瑞(Mareile Flitsch)也曾撰文分析我国民间文学搜集的历史背景和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民间文学的搜集才成为独立的、私人的活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不同民间文学研究群体的工作结果,而这些群体的形成,基于20世纪初期不同的学派和学者。”她在文中详细介绍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工作机制:在国家经费的支持下,全国性的“三套集成办公室”作为最高组织机构,通过举办工作会议、培训班等方式,制订搜集计划,明确搜集工作“所应遵循的规则和方法”,并“印行了一些非常详细的指导性文字,以便使搜集者学会如何做符合学术规范的笔录”。作者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重构了一个采集者如何将口头讲述转化为文本的过程:“为了使文本保持本真性和接近现实的生活世界,民间文学的搜集者总是在寻找‘专业人士’:在伐木人那里搜集伐木故事,在挖参人那里搜集人参故事,在木匠那里搜集工匠故事。”在转写中,作者本人使用了磁带录音机,而另一位同行的采集者用的是手写的笔记。通过比较两个文本,可以“看出‘三套集成’中的民间文学被进行了怎样的整理”,比如使用笔记记录的那位中方采集人“采用了这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定型化了的形象,使主人公梦中的人物光彩照人”,“搜集者从现有的叙述形式中汲取了某些通行的因素,把一个简单的回忆变成了一段民间文学”。

　　我们中国人往往会把反思直接等同于批评,所以一般很少对自己或他人的工作进行类似傅玛瑞这样“较真”的观察和思考,而且像这样的文字描述,对于局内人来说也许会显得毫无价值。然而,从资料学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提供了无比珍贵的信息,让不了解内情的人们可以了解“集成”的产生过程,以及汇集和甄选资料的标准等等。我们可以想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记录和研究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因为当后来的学者在利用“集成”资料从事研究时,他们需要了解的,恰恰正是这样的一些背景信息,能够让他们更加准确地把握资料的来源及其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