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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对于疾病的认识，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群存在文化差异，也就导致“求医问药”的方式发生改变。身体与灵魂的联系，内嵌于亲属关系的骨血交融，高坡苗族有独立的民俗医疗知识体系，其对于疾病的认知以及治疗的仪式过程都有独特的地方，并且成为他们重要的医疗手段。基于高坡苗族对疾病的认知以及医疗行为中的信仰，揭示特定文化环境下民俗医疗在疾病中的作用。
关键词：疾病；文化隐喻；治疗；民俗医疗
苗族的传统医药文化发展至今已是光辉璀璨，“神药两解”的民俗医疗观念仍然影响着苗族人民的求医方式，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苗族乡村的人们在求医问药的过程中除了努力地寻求医药的方式治疗外，也会采用宗教信仰，借助鬼师、媒拉、先生等神职人员的帮助，经常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苗族人民在过去长期处于不断迁徙，躲避战争，经常与自然、疾病做斗争的情况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为了生存，苗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知识，依靠师徒相授、口口相传，形成了独特的民俗医疗体系。
一、疾病的认知
(一)疾病的分类
医学人类学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群去解释患病的原因，研究疾病背后人群的文化背景与风俗信仰。“医学知识的产生和教育受到其所处的文化模式的影响，疾病的诊疗受社会环境制约”。到现在，疾病不仅仅是由于细菌病毒所引起的了，很多疾病叙事已经超过现代医学的范畴，尤其是精神和心理的疾病。
南希·斯盖普-休斯(N.Scheper-Hughes)和玛格丽特·洛克(M.Lock)给出了三个身体的概念，包括：个体的身体、社会的身体、政治的身体。个体的身体是指身体自身的生活体验；社会的身体是指身体作为自然、社会、文化的符号表述；政治的身体是指身体的调解和控制。高坡苗族对于身体的表征有独特的认识，他们认为在个体身体中，头发位于人身体的最顶端，人的头发是最毒的，如果人被毒蛇咬了，用镰刀割头发捆在被蛇咬的伤口上面，以毒攻毒就可以阻止蛇毒扩散，因此人的头发很金贵，可以用来做药。例如苗药师讲述霍乱病发的原因，霍乱病发的高峰期一般是在夏天，天干才容易得，下雨的天气反而不会出现霍乱病，他们居住的地方，农耕发达，遇到天干一两个月，田埂就会变干，农作物也会干死，就挑水去浇，有时候拿污水也去浇，寨上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地方，牛经常会在那些地方拉粪便，村里的人就会割点草垫在那里，一等到满了，捂着就像家里的肥料，天干了很久，突然就下雨了，路面上就出现一股气，以前穿的都是拿草编的草鞋，经常脚都是露在外面的，这些气就会从脚的毛孔传进来，这个气就是毒，也就是引发霍乱病的原因。
对于健康和疾病的界线，高坡背牌苗族没有严格区分的界线。健康就是身体没有明显的疼痛和不适，能够正常的劳动；精神上愉悦，主要呈现在身体的过程中比如微笑、语气欢快等行为。一般身体和精神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就被他们认为是健康的了。相较于健康，疾病更容易被人们的身体认识到。他们也将疾病按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分开，身体产生异常的感受，主要分为“病、痛、伤”三类。“病”表现出饮食不佳、痛痒、头晕、感冒发烧这些轻微的疾病，在人的承受范围内，往往不会被认为是疾病，至少不会造成重大的困扰。身体最为敏感的是产生疼痛感，而且超过人的承受能力，这个时候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感觉自己生病了。伤则是外力施加或者意外所致，例如刀伤、摔跤或因打架斗殴所引起的内伤。外伤是能够被人看见的，而内伤是对身体内部机能造成了损坏，恢复的时间会很长。不论是病、痛还是伤，都需要人的身体感受到不适，他们才会将其视为病。在精神方面，一种是没有明显的疼痛感，行为异常、精神紧张、做恶梦、甚至疯癫。第二种则是会感到身体痛，但是无法区分身体的疼痛来源于哪里，没有具体可感的痛。在求医问药之前的一段时间，病人以及家属会对疾病根据自身的认知进行分类，进行自我诊断之后才会去寻求解决的办法。总之，高坡背牌苗族对于疾病的认知不是盲目的，他们有独特的地方知识体系，“身体作为文化的存在性基础”身体和精神都不是独立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一个确定的环境。
传统病因论有“自然”和“非自然”论。“自然”论“从物质的层面理解健康和不适，强调人体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认为人体内的各种元素如阴阳、寒热、体液和五行等顺应自然的变化，保持动态平衡，人的健康状态就良好。如果平衡受到干扰就会出现不适。”“非自然”论从超自然层面理解疾病，“不适被认为是由超自然的神、鬼、祖先的灵魂、恶灵或者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巫师或女巫、恶魔有目的的干扰引起的。医治者通常采用宗教仪式或巫术来治疗不适”，而高坡背牌苗族的医疗观念处于两者之间，往往一种病也会采用两种医疗方式。
案例1：“我的伙戚，牙齿冒血，送到医院，牙齿淌血不停，像传染病，止不住，晚上又去人民医院，也说是传染病，出血不止，找到鬼师拿书翻，就说好像是两弟兄搞祖坟没有谢土，还带着一样东西回来了，鬼师就叫他们去准备一个猪头、四只猪脚、尾巴，谢土神就好了。家人就买了一个小猪，头小，脚小，请鬼师谢土，12点家里的老小就集中去惠水看他，一个人不留，走路到药勺才得车子坐，他们到惠水医院看他，询问他相关的情况，他说12点钟就一滴也没有流了，而那个时候我们在吃平伙，看牛，去看老祖宗的酒的坛坛，有人揭开石板看，老祖公的酒坛不见了，就另外买了一个新酒坛，原来是当时老祖宗的酒坛大，他们就拿起去家栽花了”。
一般情况下，身体上的一般疼痛，由于天气原因引起的发烧感冒、饮食不当、月经疼痛、肚痛肚泻等常见的疾病，高坡背牌苗族还是会将其归于“自然”引起的疾病。而如果刚出生是带有“关煞”“发育不全”“克父克母”“痴傻”或忽然疯癫等就会归咎于“非自然”。在高坡苗族的民俗医疗体系中“自然”和“非自然”是不能分开的，一般久治不愈或突然发生的疾病，往往被认为是“灾难”的降临，非自然论就会占主导地位。
(二)疾病的文化隐喻
苏珊·桑格塔指出“身体是文化的媒介，社会文化将自身的价值与组织结构表达于身体上，而身体的认知和感觉是文化的隐喻。”认为疾病的文化隐喻与社会文化和身体认知是有关系的，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高坡背牌苗具有很强的灵魂观念，普遍认为人是有三个灵魂的，人在过世后，一个灵魂在家里，一个灵魂在墓地，一个灵魂归祖，所以人在活着的时候，这三个灵魂是与身体相联系的，只有它们交融才能被视为一个人处于健康状态。
当疾病入侵身体的时候，现代科技发达，大多数的人还是会到医院去找医生医治，检查结果为无法断定病因或医生无法医治，就会考虑灵魂是否脱离了肉体，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所胁迫。这时就会去寻求家族的“鬼师”或当地的“苗药师”，“鬼师”是作为与神灵鬼怪沟通的媒介，而“苗药师”具备药理的地方性知识，所以民俗医疗就成了最佳的选择。
案例2：“寨子上有一个姑娘，十六七岁的时候，突然喊肚子痛，在地上滚了几大间房子，说有人拿刀划破她的肚子，送到医院也不行，请“媒拉”拿米一看是撞着天上的飞刀鬼(dong ga zeng eng鬼刀天)，房族中有两个老鬼师，都说不会做，后来找了一个其他房族的鬼师来做，他拿稻草扎成一个三只脚的茅人(因为只有鬼才是三只脚)，挽个头，挽两个手，再挽三个脚，用琵琶树的一小节树枝，削成一把刀，拿火子在刀上划三道，从茅人的背后插到前面，把一只大公鸡(大公鸡用来祭茅人)，鸡冠子掐出血，从茅人的头上滴下去，在火笼边就开始念鬼，念完就送到三岔路口，没多久那个女孩肚子就不痛了。”
案例3：“在小孩出生的时候，父母会请鬼师用小孩的八字看小孩是否犯关煞，在十二岁之前如果不解，轻的会受伤，重的则会残疾，然后就会选择一个好的日子解关煞，由于种类繁多，所以解关煞的方式也不局限，但是都是一个复杂的仪式过程。”
案例4：“有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突然发疯一样的跑，看着十多丈高的地方也敢往下面跳，二三十个年轻的人追了一天才追到他，然后把他捆起，找巫婆看犯这样犯那样，一去问才知道和别家的小孩一起到土地庙玩耍，解小便淋下去，还捡石头把菩萨的脖子打断了，他爸跑到土地庙，捡起断了的菩萨说你老人家放了他吧，小孩子不懂事，我们拿鸡敬你，到土地庙给菩萨拿酒，香，钱纸，公鸡去敬菩萨，用灰浆把脖子接起来，结果这个娃娃就好了，然后喊饿，解绳子，说我不跑了，问他之前为什么跑，他说之前是有一个老公公追我跑，清醒后还是能记得那些事。”
在进行深入的访谈后，围绕着这些案例来看，对高坡背牌苗的民众来说，身体的疾痛与生活好像不能体现出什么关联。但是经过分析后会明显的看到疾病后面的社会隐喻，案例2中将扎好的茅人送到三岔路口的行为，在当地人的眼中，三岔路口是孤魂野鬼徘徊的地方，那些鬼魂居无定所，遇到体弱多病的人就会去侵扰。但是事实上，了解了肚子痛的女孩的家庭，发现其家庭贫困，很早辍学，从小就开始参加劳作，承担着家庭的负担，平日里郁郁寡欢，这样的情况令其经常感觉自己处于生病的状态。案例3在拜访几个曾经给小孩解过关煞的家庭以及当地的鬼师后，他们都给出了他们的看法，“以前人丁稀少，小孩难养活，生怕出什么事”对于这样的想法并不令人吃惊，大洪村的村民自称是从江西迁徙到贵阳，然后又到安顺，躲避了战争后辗转到了现在居住的高坡，迁徙的过程中，要忍受饥荒、战争的肆虐，在以农耕为主的传统村落，人口显得尤为重要。案例4，土地庙在当地人的心中有一定的地位，从老辈起就相信土地庙能够保佑当地风调雨顺，冒犯是万万不敢的。所以社会的发展、历史的遗留好像在时空的变化中消逝，然而它却在个体的成长中留下痕迹。在很多的社会群体中，即便那些土地庙、房屋以及话语体系慢慢的消逝，仍然可以通过生活在这个场域中的个体身体表现出来。不论是肚子疼、解关煞还是忽然的疯癫，他们的疾病都或多或少的与周边的生活环境相关联，生活的抑郁，历史的传统，对神灵的惧怕等等，这就是当地人一直说的“以前人丁稀少，小孩难养活，生怕出什么事”的意义。身体的疾病与社会的关系不仅仅是鬼神的隐喻表达，更是社会发展的具体化。
所以从田野的访谈调查来看，高坡背牌苗族地区的苗民认为疾病不仅仅是生理疼痛，当地的药师也不会简单的通过身体的不适来寻找病因，而是通过以往的经验用仪式与神灵沟通，下达神谕以鸡、猪等牲畜祭祀询问生病的缘由并做出对策。不难发现，无论是对民俗医疗推崇的老人还是受现代医疗影响的年轻人，在突然遭受疾病时，例如忽然晕倒、身体不受控制、胡言乱语等病况都会不自觉的与“灵魂”“鬼神”联系在一起，这时就会请求祖先、神灵的庇佑。强烈的灵魂、鬼神观念，决定了当地民众在遇到厄运、疾病时的处理方式。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可以将这种医疗行为方式看做是一群拥有共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群共有的心理暗示。鬼师、苗药师、媒拉，首先确信自己是能与鬼神沟通的，其次是患病者，通过仪式治疗过程，他们会从中得到锻炼，获得积极的暗示，建立强大的心理防线，减少恐惧感，使病人从心理到身体上感觉病情好转；最后是参与仪式过程的民众，这样的仪式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传统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地民众对地方知识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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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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